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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因此對於新自由主義的主張也表示認同，華盛頓共識便以救世主的身分進 入巴西的國門。自此也開啟巴西經濟改革的陣痛，政府退場、市場開放、自由競 爭、私有化、財政紀律成為巴西人生活的主軸。在華盛頓共識的緊迫盯場下，政 府由過去一把抓的主宰者改為一名中間人的角色，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下，
協助緊縮開支、開放市場、開放外資、私有化；過去在政府支持下壟斷一方且依 賴補助的國營企業在失去靠山後，被迫面臨淘汰、轉型或接受外資的投入或整併；
人民則在政府緊縮財政下勒緊褲帶、貧窮階級激增，華盛頓共識的到來為巴西步 入正規經濟秩序與重返國際市場帶來曙光，但同時也為社會的反抗、失業、貧困 帶來新的衝擊。
通過兩階段進口替代的發展、政府支出長期大於收入及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 機後的借債式經濟發展使得巴西的持續發展已接近懸崖，必須借助外援。以卡多 索政府為例，在財政紀律上卡多索透過黑奧計畫的抑制通貨膨脹，並利用國際壓 力與黑奧計畫的聲望迫使國會在財政紀律上妥協，同意政府人事、部門精簡、退 休金改革；在私有化上，僅管政府對國營企業的掌握逐漸失去主導力，惟私有化 對於國家財政與市場競爭係符合國家利益，政府可透過出售國營企業股份、經營 權有效減少國家財政赤字，而實際數據也顯示轉型後的國營企業在整體獲益與效 能上有所進步。與其說卡多索與盧拉接受華盛頓共識，不如說他們是借華盛頓共 識這把大刀揮向陳腐的陋習，為更進步的巴西奠定更建全的發展，因此華盛頓共 識對當時陷入國內交迫的巴西而言是唯一也是必需的選擇。
二、華盛頓共識對巴西的經濟發展是一帖保健長壽的良藥還是副作用 極大的短期抗生素?
卡多索政府所推動的黑奧計畫確實在短期內將過去動輒破千的高通貨膨脹 率抑制維穩。短期上低通貨膨脹使過去經常遭到通貨膨脹侵蝕的受薪階級與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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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經濟的煉獄，並重返市場成為具有消費力的正常公民；長期上卡多索創造的 穩定經濟、相對友善的投資環境為巴西的私有化、外資吸引提供吸引力，對於巴 西產業的競爭力、政府的財政壓力提供解套。惟黑奧計劃卻因為國內財政等問題 也種下日後引發危機的致命弱點。
多年來巴西嚴重的財政赤字、地方政府嚴重的開銷、巨額的人事負擔、通貨 膨脹的陰影使得巴西的國內財政狀況一蹋糊塗。國會與利益團體複雜的利益交織、
個人盤算、妥協性格使得財政紀律的改革不斷遭到阻礙，在國內財政改革難以推 行的劣勢下，面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與外資的觀望，迫使卡多索政府必須 採取單軌操作，將希望與發展投注在外國資本的身上，因此高估的匯率、不斷提 升的利率成為吸引外資的消極方式，然而這種方式就像與魔鬼的契約般，陷入過 分依賴外資的陷阱。
1994年墨西哥因為濫用短期外資彌補常列項目的赤字及國內實施金融自由 化的過程中對金融部門未加強監控導致外資撤離，爆發「龍舌蘭效應」(Tequila Effect)對拉美等國家造成第一次衝擊，隨後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1998年俄羅斯 金融危機紛沓而至，引發外資因懼怕拉丁美洲及南非市場將爆發違約危機提前撤 場，使巴西陷入危機，加上以大礦州州長佛朗哥為主的多個州長宣布延遲償債中 於成為1999年巴西金融危機的最後一根稻草。1999年的危機體現出巴西過分依賴 外資而經不起國際波瀾的致命弱點，所幸在改採浮動式匯率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415億美元的救濟下勉強度過困境，惟直至卡多索卸任，巴西對外資的依賴日益 更深，外部性的脆弱更為嚴重。
華盛頓共識雖然對於國家的經濟重返正軌、重返全球化下的國際市場有助益，
但這種方式是西方以其濃縮的經驗直接強迫國情不同的巴西吞下，巴西長期過分 注重進口替代，忽略並缺乏出口設施與產品競爭力，加上弱勢的教育、惡劣的經 濟環境、錯綜複雜的既得利益者關係、腐敗又管理不善的政府卻被西方發達國家 逼著實施私有化、開放市場、自由競爭，這顆猛藥自然使得巴西消化不良，當然 陷入動盪與如腹瀉般的經濟危機。因此以長期來看，華盛頓共識對於發展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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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全發展的確具有成效，但短期要求速效的陣痛往往適得其反，使發展中國家 陷入動盪、社會反噬，爆發更糟糕的危機，因此盧拉在上任後積極推動的社會政 策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緩解華盛頓共識帶來的陣痛。
三、 透過巴西經驗檢視新自由主義與社會福利政策並行的可能性
傳統上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學派主張小政府模式，對於社會福利的實施抱持排 斥的態度，他們認為福利、補貼對於產業競爭力無益、易造成人民過分依賴政府 而不思勤奮，累積的龐大社會開支將引領政府走向懸崖，遁入無窮無盡的經濟練 獄。惟西方國家的福利形成很早，制度與規模也相當成熟，且實際接受福利政策 的人數仍為少數。反觀巴西兩億人口中，光是日收入低於1美元就有約4400萬人，
長期困乏並經常遭到挪用、貪污的社會福利金使多數的巴西貧民陷入無望，除了 形成社會治安的不穩定因素，對於國家整體發展更是造成危機，因此適度的社會 政策對於巴西而言也是必需的政策。
盧拉於大選前的2001年便與許多民間機構、國際非政府組織合作研究「零饑 餓計畫」，企圖透過專責機構、跨部會合作、長期投入來達成扶貧、止饑、教育、
衛生等多項目標。盧拉於2003年就任後，在經濟政策上承繼卡多索政府，持續並 深化華盛頓共識的改革，力推財政紀律、緊衣縮食、通過改革退休金法案，同時 暫緩私有化的實施，設立具戰略利益的國營企業、將貿易外交的觸角由過去的美 歐市場擴展到亞太地區，建立多角經貿往來。盧拉的政策使巴西提前還清對國際 貨幣基金的債務，經濟成長率也穩定上升。
特別的是盧拉在推動社會政策時，其資金來源並非如西方發達國家透過債券、
高額社會保險等方式，而係利用緊衣縮食節省下來的財政盈餘或挪移其他部會預 算的方式執行。盧拉向內取用的方式避免巴西過分依賴外資或持續向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等借債，執行方式較為健全也保全巴西的自主性。透過零饑餓計畫項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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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補助金計畫、食品卡計畫、最低工資法、獎助金計畫等使巴西近2800萬人擺 脫貧困，其中透過家庭綜合補助金計畫，受惠戶從2003年360萬戶增加到2006的 1110萬戶，創造近1500萬個工作機會，在基尼(Gini)指數的測量中，從2002年的 0.6下降到2005年的0.57；巴西勞工階級薪資平均增加5%；中產階級增加近3600 萬人；月收入在1064黑奧至4591黑奧的家庭增加44%。另外透過零饑餓計畫的補 助、貸款，有效幫助許多貧戶及孩童在溫飽之於還有機會接受教育、成人也獲得 機會發展事業以脫貧。
從整體實施情況與數據而言，盧拉政府治下的經濟呈現穩定增長、國內生產 總值增加、中產階級人數上升、貧困人數減少、就學人數增加等顯示新自由主義 政策與社會福利政策不必然為相斥，對於盧拉而言，華盛頓共識與社會福利政策 的並行結合是多方壓力下的考量結果。在盧拉的推展下，經濟與社會福利政策並 未拖垮彼此，社會政策係使用財政盈餘、而零饑餓計畫在短期內促進商店、農戶 產值增加，長期則因教育、衛生等項目日漸普及而對國家整體發展有良好影響。
盧拉推行的經社雙向並進的政策為巴西的發展帶來良好的成果。巴西的經驗證明 新自由主義的道路與社會福利並無絕對的排斥，在妥善的應用與規劃下對於國家 的進步與成長有積極、正面的影響。盧拉為巴西帶來曙光，也使巴西擺脫「未來 之國」的束縛越來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