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保障性自主」框架與「保衛風化」框架的對決（1994-1999）
第一節 「保障性自主」框架進入立法場域
第一項「保障性自主」理念成為立法主張
自 1982 年以來，婦女團體所提出的「保障性自主」框架逐漸成形，不僅拆 解了主流論述的「強暴迷思」，重新建構強暴犯罪的新圖像，對於警察、醫療、
司法單位中不利於強暴被害者的制度措施也有所批判。刑法中關於強暴犯罪的處 罰，主要是建立在「保衛風化」此種社會法益的思考，如果要根本挑戰「保衛風 化」框架的論述，「保障性自主」框架對於強暴問題的主張勢必得落實為具體的 立法主張。1994 年 3 月，立法委員潘維剛正式在立法院會中提出「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草案」222，「保障性自主」框架自此有了自己的刑法版本，得以挑戰舊有 的刑法規範。該草案的重大修改方向包括對強暴罪定義的大幅調整、對「告訴乃 論」制度採部分調整、並就強暴被害婦女的「二度傷害」增訂了許多保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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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草案」以保障「性自主」新法益的精神，重新定 義了強暴罪。其重要改變包括：
222事實上，在 1993 年 3 月「調查局女秘書強暴案」發生後，潘維剛就曾透過媒體提出該草案，
不過媒體僅是介紹，並未登出草案內容。參見，聯合晚報，第 4 版，1993 年 3 月 13 日，「民間 版性暴力犯罪防治法草案出爐」。本文認為，潘維剛在立法院內正式提出該草案，才真正代表婦 女團體開始要以「保障性自主」的觀點挑戰舊刑法，因此選擇 1994 年 3 月作為本章的起始點。
223「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草案說明」，立法院公報，第 83 卷，第 17 期，第 197-210 頁，1994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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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示刑法強暴罪及猥褻罪所侵害的法益，乃是個人之性自主權及身體 控制權（草案第 1 條）。
2. 為符合憲法「男女平等原則」，將強暴罪被害客體之「婦女」改為「男 女」（草案第 1 條第一項）。
3. 刪除當時強暴罪要「至使婦女不能抗拒」才能成立的要件，認為此構 成要件不但過於嚴格，而且暗示婦女要拼死抵抗或冒著受傷風險才能 成立強暴罪，很不合理，草案中並將「至使不能抗拒」要件改採為「難 以抗拒」（草案第 2 條第一項）。
4. 與第 2 點相關，姦淫行為也增列肛交、口交或意圖姦淫，而以異物插 入生殖器或肛門的行為，以求周延（草案第 2 條第三項）。
5. 基本刑度減輕為「三年」（草案第 2 條第一項），認為舊強暴罪不論狀 況一律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輕重之間有失均衡，草案新增了第 3 條
「加重強暴罪」與第 5 條「加重猥褻罪」，並將普通強暴罪之刑度減 輕。
6. 明示婚姻關係中之強暴亦為強暴罪，以打破實務或學界對於婚姻中配 偶為法律上之歧視。同時為兼顧夫妻強暴之特性，特將刑度降低，使 得刑事政策之緩刑能在個案中發生效果（草案第 2 條第四項）。
7. 有鑑於對一定親屬關係之親屬為強暴行為，乃人倫之大罪，新增第 12 條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
其次，針對過往爭論已久的「告訴乃論」爭議，這份草案採部分調整的做法，
認為應將加重強暴、加重猥褻罪，強暴殺人、強暴致死及姦淫、猥褻幼兒罪改採 公訴罪，以制裁對社會危害較大的強暴罪刑及解決雛妓問題。
最後，關於「二度傷害」的問題，該草案增訂了法庭不得公開審判強暴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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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條）、禁止新聞揭露被害人姓名或足以辨識被害人身份的資訊（第 22 條）、以 避免直接對質等方式進行幼兒被害人審判的特殊保護措施（第 19 條），以及醫師 對被害人不得拒診或拒開驗傷單的條文（第 21 條）。相對於當時刑法中強暴罪的 簡單處理，新草案的特點在於對被害者的保護，不但可以委託人告訴（第 15 條），
也不得揭露被害人過去的「性歷史」來作為罪犯的辯詞（第 18 條），再加上明訂 對被害人的補償規範，凡是因性侵害所起的醫療費用、心理復健、訴訟等費用，
都可以向中央或地方社福機關聲請補償（第 24 條）。224
第二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草案」的特色──「性別中立」構框
從潘維剛等人推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草案」的說明中，我們可以發現，無 論是檢討舊法的「至使不能抗拒」要件、明白承認婚內強暴罪、針對「二度傷害」
弊病的諸多改革措施，都是從「保障性自主」框架的精神出發，希望女人的性自 主能獲得刑法保障，強暴被害婦女能透過司法程序獲得正義。此外，該草案還有 兩個值得注意的特色，第一是其強調強暴罪是「暴力犯罪」而非「性犯罪」，第 二是草案採取的是「男女平等」的中性立法方式。這兩個特色亦可以從構框的角 度予以理解。
協助制訂草案的廖書雯教授認為，強暴罪事實上是暴力犯罪，而非只是性犯 罪。強暴罪加害人所要表達的最主要是其權威、憤怒、暴力的本質，至於性慾的 衝動或是性滿足，並非其主要目的。她在「論當前強姦犯罪之問題及其法律改革 之途徑」一文中提到：
224聯合報，第 5 版，1994 年 4 月 1 日，「現代婦女基金會公布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草案姦淫幼兒等 罪行改公訴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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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了解到強姦犯罪是暴力犯罪，其發生之源由與一般其它的暴力犯罪並無 太大的區別，如果認為女性是因年輕貌美、衣著暴露、行為輕挑而招致強姦，實 在是對強姦罪的最大誤會，而這種誤會正是將對強姦犯罪的譴責，從加害人身上 轉移到被害人身上。225
從上述文字中，我們可以發現，將強暴罪定位為「暴力犯罪」而非「性犯罪」，
其目的正是要與「保衛風化」框架對抗。傳統刑法學說認為，女性是因為年輕貌 美、衣著暴露、行為輕挑而招致強暴，為了對抗這種「責怪被害人」的論調，「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草案」才會傾向於突顯強暴罪的「暴力」面向，希望藉由將強暴 罪「去性化」，使之被理解為一般的暴力犯罪，進而減少「責怪被害人」論述對 強暴被害婦女的傷害。將強暴罪「去性化」的構框方式，是為了回應「保衛風化」
框架所使用的一種策略。
降低強暴的「性」犯罪色彩，某種程度也和第二個特色──所謂的「男女平 等立法」這種中性立法方式相呼應。草案中，無論是強暴罪被害客體由「婦女」
改為「男女」，或是擴大原本的性交定義，都使法律中的強暴行為不一定是「男 人」對「女人」的侵害，變成一個「個人」對另一個「個人」性自主權的侵害。
廖書雯指出，強暴罪限制加害人為男性，被害人為女性的規定，使得強暴總被誤 解為是一場「男人與女人的戰爭」，然而性自主權的保障應該是不分男女的。她 在立法院公聽會上強調：
應重新定義妨害風化罪章中的強姦罪，視為一種不分男女的性自主權、對身 體的控制權之保護。……應歸於中性的立法、男女平等的立法，要打破男性為加
225廖書雯，「論當前強姦犯罪之問題及其法律改革之途徑」，警專學報，第 6 期，第 292 頁，199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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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女性為被害人的觀念，如果視之為男性與女性的戰爭，相信雙方永遠都不 是贏家。226。
此外，潘維剛立委也強調該草案採取的立法觀是所謂的「人性尊嚴觀」及「女 性物化觀」：
「人性尊嚴觀」：「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採之立法觀，即認強姦罪之所以為 罪，並非在於究為男性侵犯女性還是女性侵犯男性，而是在於強姦行為顯現了加 害者以暴力侵凌受害者人身自主的尊嚴與權利。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將強姦 行為定義中性化，以凸顯受害的不是女人，而是「人」；被侵害的不只是弱者的 弱勢地位，而是人的自主與尊嚴。
「女性物化觀」：根據學者研究很多性侵害犯罪者乃係由將女性視為弱者甚至 貶為玩物之偏差心態，需要加以認知導正。我國刑法強姦罪置於妨害風化罪章，
只有女性才得為被害人，乃肇因於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及對人性尊嚴缺乏認識，
此點實有必要改善。227
在第三章中，我們曾提到 1990 年謝美惠等女性立委主張「精神衛生法」增訂
「去勢」規定時，該爭議被解讀為「男人與女人的戰爭」，並激發大部分男性立 委的反彈，最終導致主張不被採納。有別於「男女對立」的立法姿態，「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草案」採取的是「男女平等」的立法模式，強調強暴問題並非男人對 女人的侵害，只是在現實處境中，被害人未獲應有的保障，因此應就司法程序相 關法律進行修法或立法。此外，雖然潘維剛意識到女人有被「物化」的困境，但
226立法院公報，前揭註 175，第 495 頁。
227立法院公報，第 83 卷，第 32 期，第 137 頁，1994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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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回應此困境的做法是在法律中抹平男人與女人的差異，使男人也可以成為強暴 被害人。無論是強調「受害的不是『女人』而是『人』」，或是將強暴規範「去性 別化」的做法，都顯示這部草案採取的是「形式平等」的憲法平等觀。有別於實 質平等理論著重在「改變現狀」，形式平等觀認為「相同者應相同對待，不同者 應區別對待」，既然法律應該對男人與女人「等者等之」，那麼男人應該也可以是 強暴罪的被害人，而既然強暴罪與其他暴力犯罪並無不同，那麼也應「等者等之」， 讓女人的性別經驗消失在刑法規範中。228
自 70 年代以來，為了與「保衛風化」和「維持治安」框架抗衡，婦女團體致 力於「性別化」強暴犯罪，凸顯強暴被害婦女的不利困境，弔詭的是，1994 年 立基於「保障性自主」框架所提出的立法主張，卻反而採取降低男女對立色彩、
將強暴法律「去性別化」的中性立法模式。此種立法模式的選擇，究竟是行動者 有意識的立法策略？或是行動者基於其對強暴問題的立場所做出的決定？我們 不得而知。229無論如何，在 1994 年潘維剛「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草案」相關倡議
將強暴法律「去性別化」的中性立法模式。此種立法模式的選擇，究竟是行動者 有意識的立法策略？或是行動者基於其對強暴問題的立場所做出的決定？我們 不得而知。229無論如何，在 1994 年潘維剛「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草案」相關倡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