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保障性自主」框架的成形與「維持治安」框架的進擊（1982-1994） 60
第二節 「維持治安」框架的進擊
在 70 年代，已有許多政治人物以「維持治安」為由主張廢除強暴罪的「告 訴乃論制」。1975 年陳繡明命案的爆發，更激發社會輿論支持國家主動介入強暴 犯罪的偵查起訴，加強對不良少年幫派的取締。然而，如本文第二章所分析的，
政治人物對重大強暴案件主張的諸多改革訴求，僅具「象徵性」，目的是為了向 選民展演他們對治安問題的重視。故隨著重大強暴案的風潮消退，媒體輿論不再 關注後，這些訴求隨之而沉寂，未能進一步形成一股改變法律的能量，刑法依然 不動如山。
第一項 將強暴罪改為「非告訴乃論制」
第一款忽視被害婦女的「危害治安治罪暫行條例」草案立法討論
1989 年 11 月，行政院長李煥組閣時，行政院院會通過了施行期間三年的「危 害治安治罪暫行條例」草案168，以因應當時治安惡化情況。草案第 9 條明定：「刑 法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三條、第二百二十六條 之罪，不適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須告訴乃論之規定。前項所列各罪之審判，不 公開之。如被害人在偵查中已經合法訊問且陳訴明確別無訊問之必要者，審判中
交通場所居第三占 6.37％。網路資料：
http://www.npa.gov.tw/NPAGip/wSite/ct?xItem=26974&ctNode=11398&mp=1，2012.12.28 造訪。
168草案全文參見，聯合晚報，第 1 版，1989 年 11 月 16 日，「危害治安治罪暫行條例草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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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再行傳喚。」169這項條文讓強暴問題在 70 年代已浮現的「告訴乃論」爭議，
再度成為國會立委辯論的焦點。
1989 年，正是解嚴後兩年。同樣也是在 11 月，爆發了馬曉濱對長榮集團張 榮發之子的擄人勒贖案。此時台灣社會出現一種「解嚴秩序崩壞說」，認為隨著 解嚴治安變得惡化，工商企業界人人自危，會影響台灣經濟發展。170政府在此時 以防止經濟秩序脫軌、加強社會治安為理由，推出了「危害治安治罪暫行條例」。 該條例第 1 條明定：「為遏止當前社會治安之繼續惡化，確保人民生命、身體、
自由、財產安全、特制定本條例」，其所採取的是「治亂世用重典」的原則，懲 治當時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擄人勒贖、恐嚇取財、強盜、強暴及非法擁有槍、彈 藥等犯罪。171在此立法脈絡下，草案第 9 條將強暴罪改採為非告訴乃論制，主要 也是基於一種「維持治安」的思考，希望能透過懲治強暴罪犯的方式，安定社會 秩序。
在政府的眼裡，強暴罪似乎和其他重大暴力犯罪一樣，都是危害治安的犯罪，
並無任何特殊之處。雖然大部分強暴被害人都是女性，然而，在關於「危害治安 治罪暫行條例」草案的討論中，卻看不見婦女團體的身影。立法院審查該案的司 法、內政兩委員會，幾乎都是男性立委，邀請出席的法學專家、司法實務工作者，
169舊刑法第 221 條：「對於婦女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姦淫之者，
為強姦罪，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姦淫未滿十四歲之女子，以強姦論。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22 條：「二人以上犯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而共同輪姦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第 223 條：「犯強姦罪而故意殺被害人者，處死刑。」；第 226 條：「犯第二百二十一 條、第二百二十四條或第二百二十五條之罪，因而致被害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致重傷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而致被害人羞忿自殺或意圖自殺而致重傷者，處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
170聯合報，第 2 版，1989 年 11 月 18 日，「《社論》要有效治標更要切實治本」。
171經濟日報，第 1 版，1989 年 11 月 17 日，「遏止暴力訂特別法加重刑罰政院通過暫行條例三年 內依本法懲治」；聯合晚報，第 2 版，1989 年 11 月 17 日，「治安下猛藥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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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是男性。172旨在穩定治安的「危害治安治罪暫行條例」，本身的立法目的即 非為了性別平等，其立法制定過程中，也只有單一性別的聲音，那麼，這群男人 如何討論與女性受害人切身相關的強暴罪「告訴乃論制」議題呢？
首先，在這群男性立委及學者的想像中，女性被害人的名節與社會治安是二 元對立的關係。支持強暴罪改採「非告訴乃論制」的委員們，往往以「個人名節」
不能凌駕於「社會秩序」為理由。例如立委李宗仁認為，草案第九條強暴罪排除 告訴乃論之適用，雖然涉及損害個人名節問題，但個人名節終究不及整個社會治 安重要，且現代社會很多人並不會因此瞧不起受害婦女，所以基於維護治安及社 會善良風俗，他贊成此項立法。173趙少康立委亦支持將強暴罪改為「公訴罪」。 他認為由於採告訴乃論，被害人不肯聲張，導致犯罪者一犯再犯，事實上過去採 告訴乃論強暴罪反而越來越嚴重。考慮到社會公義，應該改為公訴罪使其他婦女 避免遭遇強暴。何況「維護治安治罪條例」施行期間只有三年，可以先將之改為 公訴罪，若效果不好，三年後再恢復刑法的規定即可。174175
172邀請出席討論的法學學者，如蔡墩銘、林山田、劉幸義、陳志龍，司法實務工作者，如林國賢、
陳耀東、開正懷、林如山，清一色均是男性。
173立法院公報，第 79 卷，第 45 期，第 257 頁，1990 年 6 月。
174立法院公報，第 79 卷，第 69 期，第 37 頁，1990 年 8 月。
175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二元對立問題在四年後再度出現。1994 年的立法會議中，法務部檢察 司司長陳耀東認為：「妨害風化罪所保護之客體，除社會法益中之善良風俗外，尚包括個人之法 益在內，因其涉及個人之名節，為免被害人之名譽更受損害，如被害人不願張揚，自應尊重其個 人意思。刑法上妨害風化罪，大部分規定為告訴乃論，其故在此。」參見，立法院公報，第 83 卷，第 20 期，第 485 頁，1994 年 3 月 16 日。刑法學者蔡墩銘也認為告訴乃論「牽涉到法益衝 突的問題，我們要保護的法益是善良風俗呢？還是個人的名譽？……如果我們將妨害風化罪改為 告訴乃論的話，被害婦女就可以有所選擇，假如她認為名節不重要，為了想罰侵害者而可以犧牲，
因而提起告訴，她就要有心理準備要到法庭作證」參見，立法院公報，第 83 卷，第 20 期，第 488 頁，1994 年 3 月 16 日。刑法學者劉幸義亦贊同此觀點：「個人認為這期間就涉及價值順位 的問題，如果認為名譽比較重要，就會主張採用告訴乃論，相對地認為正義感重要，則一定是主 張公訴罪」。參見，立法院公報，第 83 卷，第 20 期，第 492 頁，1994 年 3 月 16 日。立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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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70 年代政治人物的「維持治安」框架中，強暴問題的根源是一小撮不良 分子造成的，而他們採取的對策是廢除告訴乃論與加重刑罰。在「維護治安治罪 條例」草案的討論中，我們發現主張廢除告訴乃論的政治人物，其構框強暴問題 的方式並沒有太大改變。雖然此時婦女團體已提出了對強暴問題的另一種構框和 新的強暴犯罪圖像，但「保障性自主」的論述似乎沒有對他們產生太多影響，他 們還是將強暴犯罪歸咎於少數加害人而非父權體制。這些主張廢除告訴乃論制的 政治人物不但認為「社會秩序安定」應優先於「強暴被害婦女保障」，甚至在其 二元對立的構框中，隱含了「因為被害人不肯告訴，所以強暴案才一直發生，社 會治安才會敗壞」的責怪被害人意涵。
第二款「保障性自主」論述被挪用以維繫告訴乃論制
主張廢除告訴乃論制的立委並不採納「保障性自主」框架，來看待強暴問題。
反之，我們發現「保障被害婦女」的論述竟被用來支持「告訴乃論制」的維繫。
許多立委紛紛以被害人保障為由，反對廢除告訴乃論制。例如費希平立委認為婦 女被強暴後之所以不願提出告訴，乃是為了避免聲張，以保護自己的名譽，若強 行提起告訴，反而違背被害人的原意。176李勝峰立委也提到，在行使正義時，應 注意到社會環境，當社會環境不足以在公訴後對女性構成足夠周延的保護時，就 不應改採公訴罪。性犯罪的採證牽涉兩個人，假若被害人不承認，檢察官主動偵
中甚至出現「是否過度保障婦女名節？」的質疑，如賴浩敏律師則表示：「我國注重婦女名節的 保障，難免有點犧牲社會善良風俗的維護……當婦女身心受到嚴重的侵害，已經危及社會秩序的 維持時，這時候能否為了保護名節，而置社會秩序於不顧，對此個人持相當保留的態度。」，參 見，立法院公報，第 83 卷，第 20 期，第 493 頁，1994 年 3 月 16 日。
176立法院公報，前揭註，第 35 頁。費希平立委反對將告訴乃論之強暴罪改為非告訴乃論的另一 理由是：強暴大都在沒有人的地方進行，若要求警方一一去問婦女是否被強暴，警力必定不足。
他認為警察工作已不勝負荷，並無餘力偵查這類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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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對被害人是傷害而非保護。177張俊雄立委亦反對將強暴罪改為「公訴罪」， 認為婦女遭遇強暴時，不論是肉體上或心靈上所受到之殘害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若不尊重被害人之意見而強行偵查，難免會造成被害人在司法審判程序中二度、
三度的被強暴。178在這些立委的主張中，婦女團體所批判的「二度傷害」問題，
反而被當作維持現狀的理由。
除了認為「告訴乃論制是保護被害婦女的制度，所以不能廢除」，另一種支 持告訴乃論制的主張是認為強暴行為是國家不宜主動介入的「私領域」，由被害 婦女以不公開的方式處理強暴問題，對其隱私才有所保障。如立委林時機認為，
強暴罪發生後，如果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達成和解，在精神上與物質上對被害人 反而有所補償，因此維持告訴乃論的規定比較妥當。179林輝聯立委亦贊同此見解，
強暴罪發生後，如果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達成和解，在精神上與物質上對被害人 反而有所補償，因此維持告訴乃論的規定比較妥當。179林輝聯立委亦贊同此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