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住關係與交涉經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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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先住關係與交涉經過等

相較於已知鄰地之建築計畫而後遷入之住民，長年居住於該地域之住民，因 新建之中高層建物而承受日照被害，應受到的保護程度必須更高。惟先住關係不 得成為判斷忍受限度的核心要素。

於建築行為開始之際，已善盡誠實說明之能事、反覆實行事前交涉之企業者，

與無視鄰近居民之意見、執意開工之企業者相較，在作違法性之判斷時，後者之 加害建物可非難性較高。

綜合上述，由於忍受限度無法訂立具體客觀的判斷標準，僅能由裁判官視個 案情形加以衡量，其中最重要的二大指標，在於被害程度與地域性的判斷。由於 建築基準法之團體規定是落實都市計畫各種用途地域之具體規制，因此建築相關 法規的適法與否，常為判斷忍受限度之重要因素，特別是建築基準法導入日影規 制後，雖公法上的規制不能完全作為私法上不法行為之判斷基準，然而基於建築 基準法是建築相關事項的最低標準，因此由違法建物所引發之日照紛爭，則容易 推定被害情形逾越忍受限度；反之，近來符合日影規制基準之合法建物，其引發 之日照障害，則幾乎沒有被判定為違法之事例，由此可知，日影規制在日照紛爭 的預防上已逐漸發揮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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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由於裁判所對於行政處分撤銷訴訟是採法律保護利益說，亦即鄰人提起撤訴 訟之原告適格，限於該當處分對其權利或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有侵害，或預見其 必然產生侵害者。又，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意指形成該當處分的行政法規所保 護的利益，須具有保護個人之個別利益的內涵。從而在建築基準法導入專門為保 護鄰人日照利益的日影規制之前，基於都市計畫法及建築基準法之立法目的在於 提升公共福祉，因此容積率、建蔽率、高度等規制僅是一種反射利益，不得解為 有個別保障鄰近住民具體利益（日照利益）之意涵，鄰人以日照阻害爭執行政處 分之適法性則不具有訴之利益。

至於昭和 45 年、51 年建築基準法分別導入北側斜線制限與日影規制後，適 用此等規制之地域，日照係法律上所保護的利益至為明確，是以此後關於日照紛 爭的原告適格問題較容易認定。惟在合法建物的場合，以日照阻害爭執行政處分 之效力則難謂有理由，因此日照紛爭的解決，仍是朝私法關係的面向發展。

在日照妨害的私法救濟方面，民法第 709 條、第 710 條有不法行為之金錢上 損害賠償之規定；當金錢補償不足以回復其造成之侵害時，則必須進一步請求排 除侵害，惟對於不法行為之禁止‧排除侵害，卻欠缺明文之法律規定。因此關於 日照妨害之禁止建築請求權，學說上則發展出物權請求權說、人格權說、不法行 為說、環境權說等，作為立論依據。在實務上，採物權請求權說或人格權說者為 數較多，採不法行為說者在少數，卻幾乎沒有採環境權說之案例。

如第二章第二節所述，日照權是具有「財產」與「人格」雙重性格的生活利 益，因此本文認為依日照障害所產生的侵害內容不同，視情況主張物權請求權或 者人格權排除侵害請求權即可達到救濟作用；詳言之，有關財產上的損失，則以 物權請求權排除侵害，有關精神上的危害則主張人格權排除侵害請求權，抑或二 者兼採之（亦即採複合請求權說）。

儘管學說上以及實務上皆未有定論，然而不論禁止建築請求權之權源為何，

作為人類賴以維生所不可或缺的生活利益，日照應視為相鄰者共有的資源，各人 均得公平享受之，從而日照是值得法律所保護的利益應無疑義。因此相對來說，

更重要且攸關人民具體生活利益與財產權的課題，是日照阻害必須到甚麼程度始 構成不法行為的要件？而損害賠償請求與禁止建築請求之界分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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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日照權的保護程度，係屬私法上忍受限度之判斷問題。由裁判所依個案 之被害程度、地域性、被害迴避可能性、加害迴避可能性、加害建築物的用途、

先住關係、加害建築物有無違反公法規制、雙方交涉經過等情事綜合檢討，當日 照障害已超過一般社會生活可忍受的程度，則適度地給予金錢上的損害賠償或排 除‧預防侵害的權利救濟。

從而以忍受限度論賦予個案不同程度的日照權保護，使得日照權的權利內涵 更為靈活，具有補充立法、行政落後於地域變遷速度的缺點，亦得以在財產權與 日照權衝突的利益關係之間取得較妥適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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