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本日照紛爭的發展與日照權保護的措置
第三節 行政、立法與司法上日照權保護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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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行政、立法與司法上日照權保護的落實
一、 日照問題與住民運動
都市高層住宅的產生有其需求，具有平抑住宅價格的公益價值，卻也產生日 照障害的矛盾；再加上日照障害的發生多肇因於合法建物，因此昭和四○年代
（1970 年代）初期立法、行政、司法部門對於日照紛爭的態度甚為消極。例如：
自治團體對於住民的請願、陳情僅是形式上的採納，而日照保護的立法與否持續 在國會爭執不休；更別提行政部門怠於擬定日照相關政策，而難收執行監督作用
60。是以上述議會制度的缺口，即須由住民運動來補充。
隨著日照被害地區的擴大，市民積蓄著強烈的住民情感以及對政治的不信任 感，日照權的守護運動一觸即發。住民運動團體—「建築公害對策市民連合61」 的出現，象徵著在地居民決定憑藉自己的力量來達成訴求，摒棄抽象的公共福祉 理論、抽離跳脫現實生活的各種理論，亟欲擺脫過往生活上的犧牲，並聯合其他 地域，提倡落實個別的生活利益以提高全體的、普遍的生活水準。是以，日照權 的問題已超越個人與企業的抗衡，演變成重大的社會議題。
在住民運動的推動下，日照紛爭的解決方向，從個案的防衛、抵抗模式擴及 全面的法制化；問題是，建築的資本家與在地住民立於相對的利害地位，在國家 高度重視經濟成長的政策導向中，實難以期待公部門自發性的站在住民的立場，
改正相關的現行法。因此日照保護法制化的努力重點，是促使地方政府作成對居 民較為有利的建築指導要綱，以及由住民自行研提自治條例。
詳言之，地方政府為了回應住民的訴求，在首長充分行使權限下，即使與現 行法產生若干牴觸，仍以具有類似法律效果的指導要綱作為日照被害者與加害者 之間的調停窗口。然而欠缺法律依據的指導要綱其效力不足以拘束建築業者，且 地方首長搖擺不定的態度更失去了訂立指導要綱的原意62，因此制定明確且具有 法律效力的自治條例乃勢之所趨。
「日照條例」的提出是住民參與、直接請求日照權保護的實現，其內容是以 住民具體的生活利益為出發點，修正以往由專家、行政機關所訂立的日照基準值，
60 柏木暁，〈日照問題と住民運動〉，ジュリスト no.490（1971 年 10 月 15 日）79 頁。
61 昭和 45 年（1970 年）11 月，以東京都為中心所成立的全國性住民運動團體，其成立的中心 思想為阻止建築公害（日照、通風、電波、隱私等問題）的發生，並嘗試共同參與都市建設。
62 〈環境、日照権守るには 法律より住民運動 小金井市が広報で手引き書 宅地開発指導 要綱 頼りになりません〉，讀賣新聞，昭和 48 年 3 月 15 日第 2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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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日照問題獲得確實的解決，而非只是把問題轉移到其他的開發候補地區63。 然而自治條例的制定隱含著地方對中央的挑戰與對抗，過程並不如想像中簡單，
要通過法制化的高牆，依舊有賴住民運動展開持續的抗爭與發聲64。
昭和 48 年（1973 年）建築公害對策市民連合在極有限的時間內，集結東京 都各地的住民（十七餘萬名），達成標準甚為嚴苛法定連署門檻，將人民自行擬 訂的「日照條例」立法提案送入都議會審議65。儘管最終由住民直接請求立法的 結果是失敗的66，然而從住民團結的情況來看，除了顯示各地住民對於日照妨害 的不良影響已到了不勝其擾的程度，亦發揮了警醒政府部門必須強化日照保護立 法的作用。
總得來說，住民運動打破以往保守的行為模式，往往以直接的行動堅決地表 達對日照障害的抗拒，使得日照權的觀念逐漸深植民心，成為日後法制上及社會 制度改革的基礎。此外，在住民意識變革的過程中，住民以連署的方式直接請求 日照條例的立法、參與用途地域制的改正、催促指導要綱的訂立等，都為日照權 的生成與展開作了具體的貢獻。
二、 日照問題的特質與日照權保護的手段
為解決都市巨大化所引發生活環境惡化的問題，都市計畫法以及建築基準法 等相關法規分別於昭和 43 年、45 年進行改正，定有建蔽率、容積率、鄰地間隔 距離與建築高度的限制，惟依用途地域不同，日照障害的嚴重性、波及的對象將 有所差異，是以地域性將是決定日照保護程度的因素之一，而在地居民正是塑造 地域性的核心關鍵，住民同意原則便成為解決日照紛爭的重要途徑。
此外，如同本章第一節、三、日照公害的特異性與日照問題的解決方向所述，
日照障害屬於小規模的相鄰關係的紛爭，因此不如其他越域的大型公害或公共設 施造成的環境公害事件，日照障害的被害對象可得確定、障害的發生原因亦不具 有直接的公共利益，是以日照紛爭屬於私人間的爭執；復以早期的都市計畫放任
63 柏木暁，〈＂日当たり条例＂の意味するもの〉，ジュリスト増刊特集日照権（1974 年 1 月）
203 頁。
64 斉藤浩二前揭文（註 15）172-173 頁。
65 柏木暁前揭文（註 63）204-206 頁。
66 都議會為此成立「日照條例特別審查委員會」慎重審議此立法提案，惟「日照條例」係以住 民同意原則作為紛爭的解決管道，卻缺乏客觀的評斷基準，將可能引發更多紛爭，亦無法確認是 否有效達成日照保護的目標，因此在法的安定性上容有疑義；此外，提案人期望以國法來作為日 照保護的依據，然而日照條例乃是地方自治條例，亦與法的一般原則有違。（以上整理自昭和 51 年 10 月 26 日，第 78 回國會參議院建設委員會會議錄第 4 號第 1 頁，參考人武田豊明之發言。）
基於上述指摘，日照條例最終並未在都議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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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不一的建物隨處興建而欠缺通盤性規劃，因此日照障害的產生多是由合法建 物所引發，除了由住民與營造業者訂立建築主管機關核可的建築協定外，對於實 質上的紛爭仍須由裁判所斟酌當事人的利弊得失為必要的決定。
以下本文將進一步闡述日照問題的二項特質—「地域性」以及「日照紛爭的 私權關係」，加重了在解決日照紛爭時應考量面向的複雜度，其後說明實務上行 政、司法機關在解決日照紛爭所採行的手段。
（一）地域性
地域性的概念可分為「用途地域」與「地域實態」兩個面向。在用途地域制 方面，須由上級指定土地使用分區，即便符合土地使用管制，所有權人亦不能毫 無限制地將容積蓋滿；亦即用途地域制係屬有條件的許可發展，必須將明日的地 域性加以衡量。地域實態方面，可分為主觀與客觀的地域實態，前者包含住民意 識，特別是相鄰的規範意識；後者為構成地域的建物用途、樓層、構造等。主觀 與客觀的地域實態通常是相互吻合的，但地域內不僅有相鄰關係，仍必須考量業 者的營業利益67。因此在戰後經濟發展優先、輕視生活品質的背景下，日照紛爭 的發生是源於開發行為欠缺地域性的考量。
起初日照紛爭主要發生在住宅地區，然而在獨善思維與行為模式下，企業者 無視本身亦為地域社會一員的事實，將建築容積使用達到上限而欠缺對鄰接地日 照阻礙的檢討，使得日照紛爭成為廣泛的都市問題，不再受地域的侷限而擴及商 業地區、工業地區。生活環境本來即因個人的生活體系而異，建築物對於周邊環 境的影響也隨著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若忽視了上述環境問題的特性、無視在 地住民的情感，將日照阻害事件當作共通的都市問題來處理，則都市政策的妥適 性值得再商榷68。
詳言之，建築物是構成周邊的環境體系、地域住民生活體系的要素之一，故 應將建築行為對周邊環境、地域社會的影響納入考量，重新規制建築內容，改變 重來的獨善性、排他性建築型態。因此日照紛爭的解決對策，不外乎是將建築行 為徵得住民的同意。而住民同意的面向有三69：（1）、都市社會的建築理念—
雖近代都市講求個人的自由與公權力，但無形中也產生一種每位成員都享有平等 權利的默契；亦即都市係由一定的群體組成並共享生活的基石，因此對於共存環
67 五十嵐敬喜前揭書（註 13）3-5 頁。
68 大谷幸夫，〈日照紛争に関する覚書〉，ジュリスト増刊特集日照権（1974 年 1 月）17-18 頁。
69 大谷幸夫前揭文（註 68）18-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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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利用、分配以及維護，必須明定規約，避免人們恣意的破壞或獨占。從而建 築行為應與地域具有同質性，瞭解都市的風格與居民的生活習慣。（2）、空間 利用的基準與項目—都市過度膨脹反而導致都市機能不彰，因此有必要重新檢視 寬鬆的土地使用分區、建築容積率與建築型態的規制，因應在地人群的生活型態，
訂定相符的空間利用基準與項目。（3）、與現代都市生活相關的心理層面—隨 著都市巨大化，人們的生活更多元、活動領域更廣闊，居民的心境即如同異鄉的 過客難以凝聚社區意識；日照問題的產生使得居民的異鄉感更加強烈，因此住民 運動乃係正視居民心理感受的開端，期望透過積極的方法摸索共同的主觀意識。
住民同意原則的觀念是基於當地絕大多數居民的公共利益，因此日照保護不 僅是全國性的課題，同時也是地域性的課題。從而由地方自治團體研擬的自治條
住民同意原則的觀念是基於當地絕大多數居民的公共利益，因此日照保護不 僅是全國性的課題，同時也是地域性的課題。從而由地方自治團體研擬的自治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