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老街的空間實踐與使用價值
第一節 市街的形成
二、 內需型市街(需求型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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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取代了米、糖，成為出口的大宗，雖然台灣這種手工業不發達，且經濟仰賴農業的情 況並未改變，但貿易的範圍，卻重新從兩岸貿易，擴展至國際市場。也因為開港通商的 緣故，使得沿岸的跨界型市街趨向集中化，幾乎所有的人口、貨物、資金全都集中到了 允許外商登岸設行經商的淡水、雞籠(基隆)、安平、打狗(高雄)四港，同時也改變了中 游的市街生態，使其由跨界型市街轉型成為物產型市街。不過相對的，也由於高度集中 化的緣故，那些未開放外商入駐的沿岸跨界型市街，則逐漸沒落。
(四) 漢番衝突：
對於，那些位於河流中游，負責將物產由山麓地區中運出至平原，乃至於沿海港口 的跨界型市街，其最大的特徵乃是，漢番之間的衝突。清領初期時，(漢)人煙罕至的內 山地區，也就是土牛界的東邊，乃是屬於生、熟番的生活領域。所謂的｢土牛界｣亦稱｢
紅線｣或｢土牛溝｣，是清朝政府為了區隔漢、生番的生活領域，以｢挑土開溝｣的方式，
所劃定的有形人文界線，大致於乾隆年間才全面完工。總體而言，政府劃定土牛界後，
嚴禁漢人越線開墾，並將界線以東的近山丘陵地區保留給熟番作為獵場，試圖以這種｢
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的｢三層制族群分布制度｣來降低漢番衝突。
然而，這條有名無實的界線，並不能阻擋漢人對內山土地與資源的覬覦，在內山的 眾多資源中，以樟腦利潤最高，樟腦作為醫療與火藥上的基礎原料，可說是 20 世紀以 前國際上的重要資源。開墾初期，台灣山區樟樹遍布，而初級的熬製提煉，不僅成本低 廉，技術與工具更是簡單，可以說是一門本薄而利豐的行業，所以即使面對著隨時可能 被原住民攻擊的危險，移墾先民們仍前仆後繼的入山。但由於山區運輸不便，所以往往 是在山裡就地搭建腦寮，進行初級的提煉後，再藉由人力挑運至山下的跨界型市街進行 轉運。據記載，包括大嵙崁(大溪)、三角湧(三峽)、鹹菜甕(關西)、石碇等地，都曾是樟 腦的轉運站41。
二、內需型市街(需求型市街)
隨著沿海一帶飽和，拓墾區域逐漸往內陸擴張，在西部平原上形成農業聚落，而聚
41 劉還月（1989）：《台灣土地傳》，台北市：臺原出版社，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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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間為互通有無，乃相約特定時間，於特定地點進行交易，在交易初期多採用｢以物易 物｣的方式，或牲畜、或作物。爾後遂逐漸形成諸如菜、米、酒、雞、豬、魚、布、紙、
農具等日常生活必須品的交易場所，即所謂的墟市。剛開始，各聚落的生產與消費能力 較低，故墟市為週期性開市，大多以一旬(十日)為循環，每旬有僅有三天墟期，不必天 天開市。而後，隨移民的收成逐漸穩定，收入漸豐，交易需求提升，便從週期性開市，
轉為天天開市，所以大多數的研究者，都將這種傳統市集的｢墟市｣形式，視為市街的前 身。這些在西部平原上，因農業社會交易需求，而自然形成的市街，其商業性質為台灣 本島的內需市場，就小尺度的進出口而言，以進口為主出口較少，甚至並不出口，所以 將其稱為「內需型市街」。而內需型市街形成的地點，則大多與防汛所在地，以及因陸 路運輸所產生的距離限制有關。
(一)汛塘：
隨漢人開墾範圍的迅速擴張，侵犯原住民生活領域的情況也日益嚴重，撇開台灣縣、
下淡水河、以及諸羅縣南端一帶的原住民在歷經荷、明鄭時期的統治早已逐漸漢化之外，
台灣中、北部地區，漢番之間的大小衝突不斷。為了｢保護｣移墾漢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除了在拓墾最前線的設置隘防之外，清朝政府亦在台灣各處設立的汛、塘也以維持地方 治安，據《諸羅縣志》兵防治總論中紀載｢當設縣之始…流移開墾之眾，極遠不過斗六 門，北路防汛，至半縣、牛罵而止。｣42大致也可推斷汛塘的設立，乃是跟著拓墾，由南 而北逐步推進的。而所謂的汛、塘乃是由清朝政府派駐地方的官方軍事力量，以台灣總 兵為主官，隸屬於福建水師提督，分南、北路二營防守各處43。其中，｢汛｣由千總、把 總等基層軍官統領，負責地方治安、並有巡守驛道、戰時預警等功能；而｢塘｣則僅由士 兵駐守，有稽察罪犯、護送行旅及傳遞公文之責，故汛塘作為清領時期台灣最基層的軍 事單位，其作用大致與現在的警察局相同。
是故本研究者推測，在清朝統治初期，墾殖剛進入西部平原，漢番衝突仍然極為頻 繁的情況下，設有汛塘的區域，由於其軍事功能，能夠抵禦原住民及流民的侵擾，將促
42 同註 33，頁 129。
43 盛世豪（2013）；〈清代臺灣綠營陸路汛塘分佈變遷〉，國立台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碩士，頁 20。
熙三十五年(1696)至道光十年(1830)間的北路汛塘所在地，結果呈現如表 2-1。正如，本 研究者先前所預測，設有汛塘的區域，與市街所在的區域高度吻合，雖然，受限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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汛、海口汛、楊梅壢汛、桃仔園汛、南崁汛、吞霄塘、貓盂塘、白沙墩 塘、加志閣塘、香山塘、大雞籠汛、三貂港汛、海山口汛、馬鍊汛、水 轉腳汛、滬尾砲台汛、金包里汛、八里盆汛、石門汛、小雞蘢汛、北港 汛、頭圍汛、溪州汛、梗北關汛、三貂汛
參考資料：本研究整理自《台灣采訪冊》、〈清代臺灣綠營陸路汛塘分佈變遷〉
(二) 時間即距離：
內需型市街興起的第二個因素，則與陸路運輸的發展成熟有關，台灣的道路，乃是 漢人拓墾下自然形成的產物，最初為連結村莊與村莊間的人行小徑，隨墾殖面積的擴張 而逐漸延伸。而鄰近的幾個村莊，選擇相對中心的位置成立市集，以滿足各聚落間日常 生活的交易需求，待農業社會發展成熟，生活日漸富足，對交易的需求增加，市集逐漸 成長為市街，於是形成道路以市街為核心，向外輻射至各鄰近農業聚落的小區域商業圈。
而之所以形成這種小區域的商業圈，其實受限於交通工具的不足，據《裨海紀遊》中記 載：｢地(台灣)不產馬，內地馬又難於渡海；雖設兵萬人，營馬不滿十匹，文武各官乘 肩輿。自正印以外出入皆騎黃犢。民間挽用百物，及男女遠適者，皆用犢車，故比戶接 畜牛，可見當時臺灣陸上運輸主要賴牛力。｣45得知，當時的陸路運輸除了步行外，主要 就是仰賴牛車。於是，在運輸工具移動速度不足的情況下，｢距離｣成為了一個最大的限 制，舉例而言，當時某農村聚落的居民，一大早自村莊出發，乘坐牛車至市街進行交易，
在交易過後，又必須在當日返回村莊，在這樣的情況下，勢必存在著最遠移動距離的限 制。
於是，聚落與聚落之間、聚落與市街之間、甚至市街與市街之間都受到了這種無形 的距離所限制，而時間也成為了一種測量距離的客觀方法。舉例而言，根據《梅氏日記》
中的記載，鄭成功就曾有過一套關於國土計畫的構想，他將台灣平均劃分成若干個領地，
分配給他的官員和將領。每塊領地南北距離為八小時路程，每小時的路程都安插一枚路 標，並在每塊領地的正中央建造一個大型城市，此城市距離南、北邊界、海岸皆為四小
45 引自陳俊（1987）：《台灣道路發展史》，台北市：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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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路程，而領地的南北界附近則設立鄉鎮，用以安定轄區。46雖然該計畫，因為當時 尚未開墾的地區環境過於惡劣、疫病橫生、以及原住民反抗等現實因素，再加上鄭成功 抵台後不到一年的時間便患病而死，最終未能實現。但鄭氏的國土計畫，確實的表明了，
對於早期漢人而言，時間即距離的觀念。
不過，鄭氏國土計畫的概念其實並不新鮮，在漢人的傳統概念中，早已習慣將｢人 步行一日的距離｣視為｢一百里｣，所以一個｢縣｣的統治範圍，也大多以百里為基準，換 而言之，｢里｣是一個可變動的距離單位47。而這種以｢日行百里｣作為距離標準的概念，
在今日的視角或許略顯荒唐，但對於當時的社會而言，卻是極為合理，因為在這樣時間 即距離的概念之下，里數不再是固定的距離單位，而是會因為地形、路況的不同，產生 強烈的地方差異，所以我們可以將里數視為｢地形與路況的綜合指數｣48，而這樣時間即 距離的概念，也將西部平原上所有的內需型市街與聚落彼此串聯起來，形成了一個日常 交易的聚落系統。
(三) 縱貫道系統：
若將上述的小區域商業圈｢距離｣限制，放大至以整個台灣的規模時，便可以發現，
部分的內需型市街遵循著這樣的邏輯彼此串聯，最終，形成一條往來南北的主要陸路幹 道，以台南府城為起點，隨拓墾逐步向南北延伸，並在沿途駐防官兵，該條主要幹道確 保了清朝政府對台灣各地的控制，就意義上也就是所謂的｢官道｣，其中幾個較為重要的 路段，更被特化成｢驛道｣，不過由於這條｢官道｣並未明文於清朝政府的相關紀載中，所 以只能將其視為｢準官道｣，而黃智偉(2011)則將其稱為｢縱貫道｣49。
所謂的縱貫道，與今日的｢道路｣概念並不相同，只能將其稱為｢道｣，因為它沒有路 基與鋪面(當時僅有幾個大型市街或城市，能擁有鋪石路，且造價不斐)，在沒有路基與 鋪面的情況下，縱貫道其實根本就沒有固定的｢路徑｣，而是將聚落與聚落串聯的一條｢
路線｣。而其串聯的聚落，府城以北的｢北路｣，以平埔族番社為連線；府城以南的｢南路
46 江樹生（2003）:《梅氏日記》，台北市：漢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50。
47 黃智偉（2011）：《省道台一線的故事》，台北市：大雁文化出版社，頁 56。
48 同註 47，頁 56。
49 同註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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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依循屯墾兵團的所在地前進，由於南路發展較早，故以下以北路做為討論重點。
為何北路選擇以平埔族番社作為連線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為了掌控各番社，確保
為何北路選擇以平埔族番社作為連線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為了掌控各番社，確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