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老街的空間再現與符號價值
第一節 ｢新｣街時期
一、 新街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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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在空間意義由市街轉變至老街的過程中，必須經歷兩次較為關鍵的「空間再現－符 號價值」，其一，是日治時期總督府藉由殖民主義神話，所建構的｢新｣與｢現代化市街｣；
其二，則是戰後 1970 年代，權力者藉由道地性及起源神話，所建構的｢老｣與｢復古懷舊 老街｣，以下將分別論述之。
第一節 ｢新｣街時期
事實上，在一個空間的形塑過程中，｢權力者｣往往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在他們 的影響下，空間的發展不再｢自然｣，不再由人群的生活所決定，而是遵循著少數人的｢
期望｣被建構。這些少數人即是所謂的權力者，或許是特定的｢歷史角色｣與｢社會階級｣，
也可能如 H. Lefebvre 所說，是科學家、規劃師、都市計畫師、技術官僚與社會工程師。
但總體而言，他們具備了支配空間建構的能力，並藉由空間再現，將特定的符碼以不同 的方式鑲嵌在空間中，藉此達到他們所期望之意識形態的生產及再生產，而｢新街｣正是 這種目的下的產物。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權力者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著，我們並不能否認，在清領時 期以及更早的荷蘭、明鄭時期的市街形塑過程中，也存在著權力者的影子，但本研究之 所以特別針對殖民時期總督府對｢新街｣的建構進行討論，其原因有二：首先，在 1970 年代，當權力者創造出｢老街｣這個詞彙，並試圖藉此賦予空間更高的交換價值時，借用 了日治時期總督府所建構的西式殖民建築作為符號及神話，因此，再談老街建構前，本 研究決定先以日治時期總督府對市街的改造來作為切入點。其次，台灣總督府作為新帝 國主義下的殖民者，他對台灣整體空間的建構是全面性，且影響深遠，因此，藉由分析 該時期的空間建構，能夠展現出老街之間的橫向連結，從而梳理老街整體發展的歷史脈 絡。
一、新街的創造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由於中日甲午戰爭的戰敗，清廷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馬 關條約》，將台灣割讓予日本。這也導致了，台灣從過去的｢移墾社會｣，轉變為｢殖民社 會｣，在這樣的轉變之下，台灣移墾先民們的生活以及空間利用方式與對岸原鄉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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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被切斷，取而代之的是，是來自於殖民母國的影響，以及殖民者對｢殖民地｣的空間 整體規畫。而台灣做為日本｢現代化｣後的第一個殖民地，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因為台灣 將作為一個展示日本已經｢脫亞入歐｣，成為上等文明國家的重要｢展示平台｣。
所謂的脫亞論，乃是由日本近代重要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所提出，其核心概念為，
基於優勝劣敗的自然法則，日本應該放棄東方的儒家精神，轉而學習西方的｢文明｣，並 透過軍事擴張來達成亞洲的現代化的目標69，其後他更是在著作《文明論概略》中，將 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依其｢文明｣程度區非為三類，其中，歐洲各國與美國屬於上等文明國 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洲國家屬於半開化國家；而非洲、澳洲則為野蠻國家。70且 他相信，既使是從最基礎的模仿開始，只要日本願意向歐洲｢學習｣，就能夠進一步邁入 上等文明國家的行列，並呼籲日本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
｢野蠻｣之地。而這樣的觀點深植於日本社會，再加上以天皇作為領導中心，並有過去的 蘭學作為基礎，一系列的現代化改革，在日本有條不續的展開，包含了建築、經濟、司 法、軍事、文化、教育等各種層面，幾乎可以說是全面性的西化。
而對於試圖轉型為上等文明的日本而言，如何經營殖民地成為了其現代化進程中的 一個新課題，一方面，是為了緩解國內日益嚴峻的人口及糧食壓力，另一方面，則是仿 效西方列強開發殖民地，以謀求富國強兵所需的資金。因此，作為日本第一個擁有的海 外殖民地，台灣成為了日本實行各種｢殖民理論｣的最佳實驗場71。除了在西部各州設立｢
農事試驗場｣，進行農產的增殖改良、農事調查和獸醫術講習等工作之外，更將各種亞 熱帶的經濟作物引進台灣進行栽種。同時，台灣總督府亦開闢了鐵道網，用於軍事運輸 以及台灣各類自然資源的開採及運送，並對台灣的市街空間進行改造，在他們的論述中，
這樣的作法是將原本雜亂而落後的｢殖民地景觀｣，整頓整頓成｢適合文明生活｣、衛生而 整齊的現代化市街，也就是本研究所稱之新街。
69 黃雋（2019）：《世界文化史》，台北市：志光，頁 8-50。
70 子安宣邦（2007）：陳瑋芬譯，〈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精讀〉，《文化研究》第五期，頁 209
71 李明峻（2006）：〈《近代國家的摸索與覺醒－日本與台灣文明開化進程》書評〉，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第 2 卷，第 4 期，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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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的價值
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當時台灣的市街是極其汙穢的，不僅街道巷路狹窄彎曲、髒 亂、汙水淤積，而且家畜與人共棲導致市街惡臭瀰漫，乃是當時疫病發生的根源。如台 中市役所，在對當時大墩街所進行的描述：｢大墩街的街當狹隘卑濕，溝渠設備不全且 汙水四溢，傳染病發生很容易流行……，萬春宮過於突入街道，更是阻礙了道路的暢 通……。｣72於是市街的環境改善，成了日本殖民政府的首要工作，並以｢適合文明生活 的壯麗整齊街衢，並增加交通便利｣73作為主要目標。
因此，總督府聘請 W. Burton 來台擔任衛生工程顧問技師，進行各地衛生工程調查 與設計，並於明治三十二年(1899) 四月，制定了《台灣下水規則》，同年六月頒布其細 則，明定：非具排水設施之建物，不得新建、改建或使用；公共排水道兩旁 3 公尺內建 物不得任意改建；排水工程若必要時，得徵收土地建物或變更其使用。74其後公布《市 區計畫內定為公共或官用地之預告地區內土地建築事項》以便｢合法｣取得市街土地，此 後陸續公布各的的市區改正計畫。並於隔年八月制定了《台灣家屋建築規則》，其中規 定：地方長官得以有害公共衛生、公共安全或公益上必須之理由，命令建屋限期修改或 拆毀，並要求街屋將一樓內縮，作為可供通行的亭仔腳。於是，藉由上述的各項法令，
日治時期的台灣市街不再狹窄彎曲，不僅街道寬敞利於運輸通行，更形成一條整齊而｢
筆直｣的｢建築線｣，從而產生了李乾朗所說的｢立面問題｣。其後，更於明治四十年(1907) 七月頒布其子法《台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對家屋的結構、建材進行更進一步的 規定。
另一方面， 日本人認為，台灣清領時期的街屋，因為門窄而進深長，開窗狹小，
導致屋內黑暗、汙穢、通風不良、濕氣重，又臨於惡臭不潔的街巷之中，於是將其戲稱 為｢鰻魚寢床或家屋｣75，從而在〈台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中對街屋的通風與採光
72 張勝彥（1999）：《台中市史》，台中市：台中市立文化中心，頁 129。
73 何賢皙（1990）：〈台灣店屋空間形式之象徵意涵－以日據時期鹿港店屋立面形式為個案研究〉，私立 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42。
74 葉乃齊（2002）：〈台灣傳統營造技術的變遷初探－清代至日本殖民時期〉，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 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123。
75 同註 73，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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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了規範，如該法第 12 條規定：
｢關於家屋高度，除了地方長官有特別規定外，從建築下的地盤至撩簷枋上端，其 高度規定為 12 尺以上。但是次要建築或附屬性建築，其高度得規定在 9 尺以上。
｣76
與同法第 14 條規定：
｢家屋各室的採光面積，須達室內面積的十分之一以上，間接採光須達七分之一以 上，但倉庫或其他特殊使用目的之建物則不在此限｣77
並將傳統因為防禦目的，而形成的杉板封閉室門面，替換成可推拉的日式玻璃格子門窗，
使過去的街屋型態由封閉轉為開放，同使也使得市街景觀變的更加明亮，大大的提高了 街屋的透明度。於是，在總督府的改造之下，台灣的市街煥然一新，彷彿在殖民者的幫 助下，台灣正逐漸邁向現代化與文明世界。
然而，當我們更進一步的以殖民者視角進行分析，就會發現，殖民政府所謂的市街 與街屋改造，其實具有更深層的價值與含意，大致可以分成三個維度：首先，最淺層的 價值，就如同上述所提到，改善了台灣的市街衛生環境，從而降低疫病發生的機率。其 次，藉由環境衛生的改善，重塑台灣市街的景觀，再現出一個｢乾淨｣而｢安全｣的殖民地 想像，吸引日本的資本投入以及移民，以利於殖民經濟的運作。其三，在殖民者的論述 中，台灣的市街被再現成一種｢落後｣的象徵，而作為文明且先進的殖民政府，對殖民地 所進行的種種空間改造，將使得殖民地逐漸邁向｢進步｣，經由這樣的話語，一方面，展 現了殖民者相對於被殖民者的｢民族｣優越性，同時也混淆了部分的台灣知識份子，使其 誤以為日本化即為現代化，從而將如何升格自己，成為一個日本人，視為目標78。另一 方面，也藉由強制性的空間改造，宣示殖民者所擁有的｢權力｣，同時，成功的殖民地經 營，也向其他國家展示，日本已經成為上等文明國家。
76 臺灣總督子爵佐久間左馬太於明治四十年 07 月 30 日所頒布，府令第六三號，〈臺灣家屋建築規則施 行細則〉，共 25 條。
77 同註 76。
78 陳芳明（2004）：《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出版公司，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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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空間的新目的性
因此，這個看似象徵著文明與啟蒙的現代化市街改造，其實不過是殖民者彰顯權力，
並施行同化的陷阱，正如同夏鑄九(2000)在其著作〈殖民的現代性營造〉中所說：｢台 灣在日治的五十年間所進行的，是一種主體缺席的殖民現代性｣79。換而言之，在整個現
並施行同化的陷阱，正如同夏鑄九(2000)在其著作〈殖民的現代性營造〉中所說：｢台 灣在日治的五十年間所進行的，是一種主體缺席的殖民現代性｣79。換而言之，在整個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