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老街的空間再現與符號價值
第一節 ｢新｣街時期
三、 新街神話的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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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把｢未知｣轉換成｢已知｣的過程。舉例而言，M. Foucault 曾在其著作《事物的秩序》
中，引用｢某部中國百科全書｣的內容：
｢動物分類如下：(a)宮苑中的、(b)經防腐處理的、(c)經馴養的、(d)乳豬、(e) 鰻螈、(f)預言的、(g)流浪狗、(h)包括於現有分類的、(i)狂暴的、(j)無可盡數、
(k)以極細駱駝毛筆所勾勒的、(l)諸此之類、(m)剛打破了水灌、(n)遠觀如蒼蠅｣86 這樣的分類方式，對於歐洲人而言，屬於｢未知｣而｢無法理解｣的認識論架構，所以他們 只能嘗試將其套用到歐洲的認識論，使其轉化為｢已知｣並得以被解釋，從而將它描述為 一種｢雜亂｣而｢毫無秩序｣的存在。
於是這種因認識論衝突而產生的二元論述，成為了殖民話語的主軸，被殖民者被再 現為落後而貧窮的象徵，而他們之所以貧窮、落後，是因為他們令人難以置信的｢懶惰 成性｣，與之相對的，殖民者的進步與富裕，則是來自難能可貴的｢積極進取｣87。因此，
被殖民者是處於次等而劣勢的，而殖民者則屬於上等而優勢的一方，頒布各種殖民政策 的目的，也為了教化被殖民者、提升被殖民者的文化，而同樣的，實行峻法以及警察系 統，是為了改變｢頑劣｣而｢不受教化｣的被殖民者。當然，對於殖民地景觀與空間的控制 也是如此，在殖民的過程中，殖民者根據｢已知｣的分類學架構，重新對殖民地進行整頓，
於是，雜亂、落後的殖民地，在殖民者的整頓下，變得衛生、順從管制、並重新結構化，
以增進經濟活動的發展，同時藉由對空間的重塑，逐漸改變當地人｢落後｣的天性。
三、新街神話的展演
具體來說，新街神話的展演即為台灣總督府對新街所進行的改造，並體現在下列三 個面向，完整且具計畫性的市街規劃、建築材料與技術的革新、以及西方建築主義的引 進。
(一) 完整且具計畫性的市街規劃
對於完整且具計畫性的市街規劃，正如本研究在上一節的內容中所提到的，台灣總
86 引自：Sharp, J.（2012）：《後殖民地理學》，司徒懿譯，台北市：韋伯文化國際(原作 2008 年出版)，頁 39。
87 文芸撰（2000）：〈日治時期台北三市街店屋〉，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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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府因為各種殖民目的，而對台灣的市街空間進行改造，試圖將台灣原本髒亂、汙穢、
而落後的市街景觀，重新建構成整齊、衛生、且適合文明生活的壯麗整齊街衢。因此，
市街空間不能在像過去一樣，隨需要而任意向外擴建，一棟街屋從寬度、深度，甚至高 度都必須遵守規定。而總督府也藉由強制規範街屋設置｢亭仔腳｣，促使台灣市街擁有一 條整齊而｢筆直｣的｢建築線｣，藉此提高市街的空間｢可視性｣。因此，雖然在今日大多數 人的眼中，整齊劃一的｢亭仔腳｣，可謂是老街乃至台灣都市建築的一大特色，但我們卻 清楚的知道，這樣的｢特色｣其實並非是市街自然發展下的結果，反而是來自於台灣總督 府的刻意建構。正如亭仔腳也就是所謂的騎樓，這種街屋建築的型式，其實並非台灣所 獨有，包括中國南方的閩粵一帶、香港、東南亞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地、甚至 歐洲地中海地區都有騎樓式街屋的存在。而該建築形式，也與｢陽台｣、｢雨林板｣一樣，
被視為一種西方殖民建築形式。
(二) 建築材料與技術的革新
在上一章我們曾經提到，清領時期的街屋建築主要以土角造、磚造為主，然而以土 角造、磚造所興建的街屋，不僅因建材耐重程度較差，無法更有效的運用垂直空間，同 時，在面對地震時，耐震程度也較差，其證據來自於，日本政府幾次對於台灣地震後所 進行的災損調查。震災豫防調查會的災損調查與檢討報告顯示，相較於日本傳統的木造 住屋型式，土角造與磚造建築在震後倒塌的情況明顯更加嚴重，並指出台灣傳統的土角 造與斗子砌磚泥牆，在建築結構上的脆弱性及防災逃生上的問題。除此，報告書中還提 到，儘管台灣居民知道在歷史上曾多次發生大地震，但在進行街屋重建時，卻仍欠缺對 承重牆體耐震程度的考量，依舊使用舊式的材料與工法。
於是台灣總督府於明治四十年(1907)七月制定了前述〈台灣家屋建築規則〉的子法
〈台灣家屋建築規則施行細則〉並在其中對建築結構進行規範，其中如第五條：
｢家屋要用石材、磚塊、人造石、金屬、木材為結構材，屋頂要鋪蓋屋瓦、金屬等 其他不可燃材料，若用石材、磚塊、人造石營造時，用『水泥』為主要成分的灰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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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劑。｣88
除了法律強制的規範外，台灣總督府也對建築材料的使用及製造技術上，做了近一步的
｢更新｣，從過去的磚、瓦、木、石、土等五材，轉向紅磚、水泥、鋼筋混凝土等｢現代 式｣的建材。
(三) 西方建築主義的引進
總督府引進西方建築主義最主要的目的，乃是為了將其建構為｢現代化｣與｢文明｣
的符號，換句話說，作為被殖民的台灣人，並不需要了解西方建築主義的發展脈絡，也 不需要知道它所原有的思想價值，只需讀懂它作為符號所再現權力意涵即可。而最早對 日治時期街屋型態進行分類的，是日本地理學者富田芳郎(1943)在其著作《台灣鄉鎮的 研究》中所提出依照政治年代所進行的區分：明治型、大正型、昭和型89。而不同於上 述以年代做為分期的依據，李乾朗，則以｢建築思潮｣的演替，對日治時期街屋立面型式 進行劃分，他認為 1895-1911 年是｢醞釀期｣，乃是中國式街屋醞釀轉向的時期；1912-1932 年為｢牌樓厝全盛期｣，為紅磚牌樓厝與新古典主義建築的極勝時期；而 1933-1945 年是
｢Art Deco 期｣，乃現代運動下發展的新立面。而不同時期之間的轉變，亦象徵著該時期 的時代精神，但這樣的｢時代精神｣卻並非來自於移民漢人的｢自覺｣，而是日本本國的建 築思潮以及殖民者意識形態的展現，甚至還有漢人的被動模仿。因此，對於日治時期的 台灣街屋發展而言，殖民者的意識形態才是影響街屋立面形式發生轉變的最主要原因。
以下將針對總督府對西方歷史主義及現代主義的操作，做進一步的說明。
1.歷史主義的移入
在前述中我們曾提到，台灣總督府為了達到各種殖民目的，如吸引日本資本投入、
展現殖民者的權力、宣示大和民族的進步與優越等原因，對台灣的市街進行改造。然而，
藉由《市區計畫內定為公共或官用地之預告地區內土地建築事項》、《台灣家屋建築規 則》等法令，所達成的初步的市街改造，顯然尚不足以達到殖民政府所期望的效果，而 明治四十四年(1911)的颱風的侵襲為總督府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因為水災、風災肆
88 同註 76。
89 引自：文芸撰（2000）：〈日治時期台北三市街店屋〉，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論文，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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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使得台灣街屋倒塌大半，於是，台灣總督府趁著災後重建的機會，將歷史主義的建 築樣式移入台灣。
於是總督府選定台北城內的本町通(重慶南路)、築町通(今衡陽路)、表町通(今館前 路)及京町通(博愛路)等路段，作為改造的對象。並以收購受災市街土地的方式，進行街 屋的集體重建，由土木營繕課的建築技師野村一郎集中榮徹郎負責街屋立面的設計90， 時至大正四年所有路段皆已陸續完工。於是，一批不同於以往的洋式紅磚造的街屋出現 在台北街頭，並在總督府的刻意操作之下，這些街區成為日本銀行、各會社、以及商家 雲集的重要商業中心，有｢小銀座｣之稱。而裝飾華麗的歷史主義街屋立面，形成了一種
｢看版｣效果，遮住了後面尚未整建的傳統屋頂，對外展示著台灣市街發展的成果91，並 企圖營造出，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努力下，台灣市街所呈現的繁華景象。
於是在大正中期，一股｢市街改造｣風潮迅速蔓延至全台，值得注意的是，總督府並 未一一的對全台的每個市街都進行改造，因為當時在台灣負責營建的日本建築師並不多，
且大多負責殖民政府較為重要的官方工程或大型市街的規劃。所以事實上，台灣大多數 的市街，是由日本內地工業職業學校出身的基層營建技術人員，或出生自｢工業講習所｣
的台灣本地建築技術人員所設計，並由台灣本地匠師施工而成。所以，若借用村松貞次 郎在《日本近代建築史的歷史》92中所提出的觀點，將日治時期台灣的市街建構區分為｢
官方系譜｣及｢民間系譜｣，那麼台灣絕大多數的中、小型市街，皆屬於｢民間系譜｣，出 自於未受過正式西方建築形式訓練的建築技師之手，乃是以台北城內或其他大型市街作 為範本，所進行的模仿與抄襲。一方面，這些台灣本地匠師，因為不了解西方歷史主義 建築背後的文化及歷史意涵，很容易將其簡單的概念化為｢華麗風格｣，於是競相加大山 牆，並加強山牆上複雜而華麗的裝飾，另一方面，也會將原鄉傳統符碼融入街屋的裝飾 元素中，而形成一種漢、洋符碼系統混雜的折衷形式街屋立面。而部分的學者，會將這 種由台灣地方工匠，對西式建築模仿後所進行的自我創造，視為被殖民者試圖以自身傳
90 同註 87，頁 51。
91 同註 73，頁 58。
92 黃蘭翔（2018）：《台灣建築史之研究－他者與台灣》，台北市：空間母語文化藝術基金會，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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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文化的主體性，對抗資本主義的殖民文化所衍伸出的產物，並將其歸類為｢後殖民主 義｣的展現。但本研究者卻認為，與其將其說是｢後殖民主義｣的展現，反而更像是日本 在西化初期，那種充滿｢擬似性｣以及｢奇想性｣，有形而無神的擬洋風式建築。
不過回過頭來看，為何｢市街改造運動｣能夠迅速蔓延至全台?這其實是一個值得釐 清的重要課題。首先，台北城內小銀座的｢櫥窗效應｣，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為了將｢看 版｣的效果最大化，台灣總督府選擇台灣當時權力中心的台北城內作為第一個改造對象，
不過回過頭來看，為何｢市街改造運動｣能夠迅速蔓延至全台?這其實是一個值得釐 清的重要課題。首先，台北城內小銀座的｢櫥窗效應｣，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為了將｢看 版｣的效果最大化，台灣總督府選擇台灣當時權力中心的台北城內作為第一個改造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