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老街的空間實踐與使用價值
第一節 市街的形成
一、 跨界型市街(轉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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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受到了空間本身的差異性所影響或者限制，空間中的地形、氣候、乃至物產等限制，
都迫使著人類必須順應空間而生活。換而言之，日常生活方式乍看之下是人們自己做出 的選擇，但事實上，卻可能是在空間的限制下，所做出的被動選擇。也就是說，這些空 間中的差異性，或者說是空間的特性，會進一步決定｢市街會在什麼地方形成｣。而對於 諸多形成市街的空間特性中，又以｢運輸｣特性最為重要，因為如同前述，商業活動乃是 市街空間最重要的本質，而商業發展與交通運輸之間的關係，早在 1776 年，英國著名 的經濟學家 A. Smith 就曾在其著作《國富論》中有所提及，因此，運輸的空間特性對 市街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個聚落所在位置的可及性，以及人與貨物的能動性，是 一個聚落能否發展商業，乃至得以成為市街的關鍵。當然，其他諸如軍事、政治、特殊 物產與原料，也都是能夠影響市街所在位置的關鍵因素。
因此，在這樣的概念之下，我們可以依照空間特性與日常生活方式相互作用下，所 產生的功能性差異，將市街區分成三類，分別為跨界型市街(轉運型)、內需型市街(需求 型)與物產型市街(供給型)。而本研究試圖以這樣的區分方式展現出「人」與「地方」的 互動關係，不同的市街型態使得生活其中的人們選擇不同的空間使用方式。
一、跨界型市街(轉運型)
所謂的跨界型市街，顧名思義乃是因為從事跨邊界交易而興起的市街，其交易的貨 物大多並非本地所產，市街本身也僅作為集散轉運之用。該類型的市街，大多以水路運 輸為主，畢竟在鐵路鋪設以前，相較於陸路運輸，水路運輸的優勢明顯，不僅載貨量更 大，運輸的速度也更快，所以能夠停泊船隻的河口、海汊與內陸河岸，也就成為了最早 一批形成的跨界型市街。並且依據跨越邊界的不同，可以進一步區分成三種情況，首先，
跨越廣義而言的國界，主要是指荷蘭、明鄭時期，以及 1960 年代以後的「國際貿易」；
其次，是跨越兩岸，將台灣農產轉運至對岸，並將對岸物產運回島內的「兩岸貿易」； 其三，則是跨越番界，將物產由山麓地區中運出至平原，乃至於沿海港口的「漢番交易」
或漢人的「單方面採集」。而位於河流中、下游以及河口、沿岸的跨界型市街，彼此串 聯形成一種共生的關係。而跨界型的市街，具有下列四種功能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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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力資源的引進
對於移墾社會而言，人力資源的引進，是加速社會發展的原動力。由於台灣天然的 氣候與土壤優勢，以及因人口日益增加而產生的糧食壓力，促使了早期的執政者做出了 在台灣發展農業的決定，而發展農業必須得有足夠的勞動力，雖然當時的台灣已有各社 原住民的存在，但對於原住民而言，農耕並非他們傳統的生活型態，所以與其重新訓練，
不如就近吸引已經擁有兩千年農業技術傳承的漢人移民開墾，更為有利，也因此開啟了 台灣獨特的移墾社會。隨著漢人移民人口逐漸增加，甚至在數量上超越原住民時，也就 意味者，漢人正式在土地及空間的形塑上取得了控制權，此後，台灣的土地利用及空間 建構方式，基本呈現漢人的移民文化色彩。而首當其衝的，是位於沿海一帶的跨界型市 街，閩粵一帶的漢人欲來台發展，勢必得乘船渡海，並在能夠停泊船隻的海汊或河口港 登陸，而此時台灣內陸尚未發展，屬於原住民之生活領域，基於安全與防禦的考量，遂 於登陸的港口一帶，形成聚落，其餘後繼的移民也都經由這些港口聚落上岸。除此之外，
這些移民在來台後對於新居住地的選擇，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原鄉的地理背景與生活方式 的影響，而早期台灣的移民多來自閩粵沿海地區，故選擇於沿海一帶形成聚落，也就顯 而易見了。舉例而言，泉州港本是當時中國數一數二的大港，故泉州人在原鄉的生活方 式，本就極具海洋性，十分善於經商、航海，故來台後也多選擇於沿海一帶從事行賈、
商販、工匠、漁撈、養殖等職業。
而人力資源引進的模式與原因，也因不同的政權執政而有所差異，大致可以分為三 個時期，首先，是荷蘭時期，荷蘭人最初選擇佔據台灣的目的，是看上了台灣作為東亞 島弧上中間點，有利於東印度公司於亞洲的貿易，但在荷蘭官員實地探查過台灣過後，
發現台灣的土壤肥沃、氣候合宜，極利於農業的開墾，遂在台灣成立生產基地，在評估 由非洲引進勞動人口成本過高後，決定就近招募原本就熟悉農業的漢人，以共構殖民 (co-colonization)的方式治理台灣，也就是所謂在荷蘭人殖民下的漢人殖民地31，亦可將其 視為人力資源引進的起點。
31 戴月方（2012）：《明清時期荷蘭人在台灣》，台北市：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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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為明鄭時期，此時期的大規模人力資源引進，可歸咎於清朝政府於順治十三 年(1656)重啟了禁海令，以及康熙元年(1662)所下達遷界令。當時清朝政府為了斷絕鄭氏 的經濟來源，行堅壁清野之策，命遼東至廣東沿海居民，內遷至距海岸三、五十里不等。
據｢華夷變態｣中記載：｢海邊被遷諸民，皆離家失所，或至餓死，或變遊民陷難已久，
究竟海邊居民，離海而欲謀生，無可能之事也。｣32於是，鄭成功令各處船隻，收攏各地 流民，東渡來台開墾，促使台灣人口倍增，計至 17 世紀末，約有二十至二十五萬人。33 最後，是清領時期，統治初期，清朝政府為了防範台灣再次成為反清基地，採取｢
不可廣為拓土聚民｣34的消極政策，並頒布了所謂的｢渡台三禁令｣。因此，台灣的｢人力 資源｣進口，由官方主導轉為民間主導，而漢人們若是想來台開墾，則必須先受到福建 分巡臺廈兵備道及台灣海防同知的審查後才能獲得許可。而其中，具有軍事政治背景或 財力雄厚的漢人，往往得以獨資或合資的形式創立墾號，並取得開墾執照，而這些持有 執照的墾首(大租戶)，將土地租給其餘的墾戶(小租戶)，墾戶們再向對岸或本地招募佃 戶，形成獨特｢主佃合墾制｣，並在乾隆年間達到高峰。
(二) 初級手工業品的進口：
在荷蘭與明鄭時期，台灣的國際貿易興盛，交易對象遍及亞洲，形成與中國、日本、
南洋之間四角貿易，不過入清以後，台灣的貿易範圍卻極劇縮小，轉而以兩岸貿易為主。
其原因乃是因為自明鄭時期開始，台灣就逐漸由過去的商業殖民社會，轉為農業移墾社 會。而在移墾社會初期，台灣社會分工與組成結構尚未健全的情況下，先民們無力也沒 有技術去發展初級手工業品，且就成本考量，與其在台灣製造，不如以盛產的米、糖，
來換取對岸的初級手工業品，更加符合效益。
因此，在清朝收復台灣後，兩岸之間呈現高度的區域分工，在 1860 年代以前，台 灣由對岸進口的物品有紡織品、建材、陶瓷、漆器、紙張、草蓆、鼎鐺、雨傘等，幾乎
32 引自鍾孝上（1982）：《台灣先民奮鬥史》，台北市：台灣文藝社，頁 68。
33 程大學（1991）：《台灣開發史》，台北市：眾文圖書，頁 94。
34 同註 33，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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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所有日常用品，且多半為初級手工業品。35據《台海使槎錄》中〈赤嵌筆談･商販〉
篇的記載：
｢海船多漳、泉商賈，貿易於漳洲，則載絲線、漳紗、翦絨、紙料、草蓆、甎瓦，
小杉料、鼎鐺、雨傘、柑、柚、青果、橘餅、柿餅。泉州，則載瓷器、紙張。興化 則載杉板、甎瓦。福州則載大小杉料、筍乾、香菰。……｣36
而這些初級手工業品經由大船運至可停泊的河口、海汊港，卸貨後就近形成可供交易的 市集，也就是跨界型市街的原型。而這些跨界型市街，再將貨物轉乘小船，溯河而上，
在內陸的河岸聚落停靠販售。而隨移民人口愈多，開墾面積急速擴張，農產量亦隨之上 升，於是墾民所產之農糧，逐漸商品化，轉而反向出口至對岸，也就形成了一方供應農 糧產品，一方供應日用手工業的｢區域分工｣體系。而在這一來一往間，台灣移墾的生活 逐漸富裕，消費需求也隨之增加，自給自足的經濟型態已無法滿足移民們的生活需要，
於是兩岸貿易快速興盛。
(三) 農產出口：
如同前述，作為｢區域分工｣的體系，臺灣由對岸進口日常用品及初級手工品的同時，
也將臺灣農糧產品，出口至對岸，而出口的主要物品，又可以 1860 年代的開港通商作 為關鍵，劃分為兩個時期。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隨著台灣社會與經濟的逐漸發展，島內 的分工結構也逐漸明確，並趨於穩定，開始能夠自主進行部分初級手工品的製造，兩岸 之間的區域分工也因此逐漸失衡，轉向台灣出口遠高於進口的高度順差情況。而來自對 岸的商船因商貨不足，只能以石、木作為壓艙，並間接成為了台灣住屋的建材來源之一。
1. 1860 年代以前
在 1860 年代以前，台灣出口至對岸的物品以米、糖為最大宗，其餘則如麻、藍靛、
花生、樟腦、鹿皮、藤、鹹魚等農產品37。據《續修臺灣縣志》中〈地志･物產〉篇的紀
35 林滿紅（2018）：《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演變》(第二版)，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頁 7。
36 黃叔璥（1959）：《台海使槎錄》，卷二，〈赤嵌筆談･商販〉，台灣文獻叢刊第４種，台北：台灣銀行經 濟研究室印行 (原著使於 1722 年)，頁 47~48。
37 同註 35，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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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貨：糖為最，油次之。糖出於蔗，油出於落花生，其渣粕且厚值。商船賈販，以 是二者最為重利。澱青盛產而佳，薯榔肥大如芋魁，故皂布於天下。水騰出內山，
長條遠曼跨山嶺，採者得一莖，窮其本，即可數百觔。麋鹿、麞皮皆邑產今少有焉。
｣38
可知，當時以糖、油具有最高的經濟價值，所以自然成為了商船最主要的貨物。然而相
可知，當時以糖、油具有最高的經濟價值，所以自然成為了商船最主要的貨物。然而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