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對韓國型文創產業發展的影響

在上一章中，我們整理了韓國政府自建政之後，到金泳三的「文民政府」為 止，其文化政策的改變與文化產業政策雛型出現的背景。從韓國「文化政策」的 轉變以及以產製為核心之「文化產業政策」的出現，我們觀察到有兩股力量，促 使著韓國政府思考其對文化與文化政策的改變：其一為「民主化」，其二為「全 球化」。在民主化發展的脈絡之中，原本軍人威權統治之下的韓國，「文化」是政 治與經濟之附屬物，並被限定範圍為傳統之文化藝術，而政府文化政策之最終目 的，則在於鞏固政權與進行政治宣傳。不過隨著民主化的進展，韓國政府對於承 載「大眾文化」的文化活動與文化商品的觀感開始改變，「文化」不再僅是政府 控制大眾的工具。而如果說民主化是一個來自內部自發的推動力量，那麼全球化 就是一個來自外部，迫使韓國政府重新思考文化與產業之間關係的外部推動力量。

在「開放市場」的外在壓力之下，金泳三政府選擇以「世界化政策」來進行回應，

希望透過主動與世界接軌來面對全球化的挑戰。金泳三政府「文化產業政策」之 提出，也是在這個兩大脈絡之下來展開。但積極擁抱全球化的後果，反而使得韓 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機。

關於「全球化」，自20 世紀的最後十年，許多學者就紛紛發出類似「以國家 為中心的世界已不再是主要的形式」、「國家不再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行為者」的 看法（Rosenau，1990：90-113），以及「國家將變成只是許多國際市場競爭者中 的一員，國家必須與其他國外的生產因素談判磋商以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

（Rosecrance， 1996：59-60）……等立論。這種觀點主要是在認為：「全球化」

現象將使得國家權力或國家體系因受其影響而終至改變，因為「沒有一件在我們 星球發生的事是區域性的事件，所有的發明、勝利和災難都會涉及到全世界，而 且我們的生活和行為，我們的組織和制度都沿著『地區—全球』這根軸重新定位

（貝克，1999：15-6）。」隨著科技的進步，使得人類得以快速的傳送資訊並隨 意地移動至世界各地。紀登斯認為這是一種「時間與空間的轉變」，是一種「對 遠方的效應」（安東尼‧紀登斯，1999：23），而這也意味著民族國家與文化界線

「疆界的毀壞」（孫治本，2000：149-50）。而與此同時，全球化並非單純的經濟 現象，在政治、社會以及文化等面向也有諸多全球化的表徵。只不過全球化對各 個地方的影響都有所不同。以文化為例，柏格（Peter Berger）就提出全球化與本 土文化之間的互動的影響結果就可能有四種影響類型：1.全球文化取代本土文化；

2.全球文化與本土文化共存；3.全球一致的文化跟特定的本土文化融合；4.本土 文化強力排斥全球文化（蕭新煌，2003：39）。

事實上，自1970 年代國際金融體系的變化和兩次石油危機，使得各國出現 經濟衰退與物價上漲的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國家財政危機，和高失業 率等困境，進而促成資本、勞動力和政府三者間的關係出現重大的改變。具有資 本流動性的企業，開始分別從技術創新、組織形式及生產方式的變革以去除福特 主義的大規模生產與機械化管理等僵化現象，從而使資本主義進入「後福特主義」

的發展階段與模式。由於消費市場的走向是轉型為對「差異化」（或個人化）之 商品需求，因此除了要求產量外，更重要是必須採取「彈性化」的生產方式。由

「福特主義」轉變到「後福特主義」的最大特徵就是從「大量生產」轉型為「彈 性生產」。此種全球金融體系快速的國際化現象以及彈性化生產的需求，也造成 在勞動體制上產生 Harvey 所指出的包括：勞動過程、勞動力運用、生產過程以 及消費模式之「彈性化」的彈性積累的改革（Harvey，1989）。因此「即時生產」

以及「外包制」成為「彈性化」生產方式的代表；而減少「核心員工」（正職員 工）以及增加雇用從事「彈性工時」或「暫時性工作」的員工，則成為企業降低 成本，增加競爭力的手段。王振寰認為在資本主義從福特主義轉變到後福特主義 之後，從生產流程、生產組織，社會調節模式，一直到國家機器的類型和國際分 工，都產生了質上的轉變。從1970 年之後以資訊通訊為基礎的生產力，使得資 本流動的跨國界現象有了與以前完全不同的物質基礎。而全球化的四個面向：金 融、企業和投資、科技，此外還有管制體系，正是這個變化的一部份，亦是既有 體制轉變的外顯（王振寰，1999：72-81）。

自1990 年代以降的全球化浪潮在資訊、通訊的發達下，促成時空差異性的 消失，並衝擊傳統上以貨品和勞務為中心的國際經貿分工體系，而使物質交換在 地化；同時，以疆域和主權為要件的民族國家和國際政治體系，亦逐漸式微，並 由根據志願、非營利原則而且強調合作與諮詢的民間團體、非政府組織和國際性 組織取代其功能，並邁向「地球村」方向發展（蕭全政，2001）。從更寬廣的角 度來看，「全球化」現象對於民族國家的衝擊，至少可以從五個方向來觀察：一、

片面的將本國工作的減少和這些工作位置轉移至低工資國家的問題關連在一起；

二、具有自我意識的國家和社會覺得被稱做外來的世界市場全球化涉及且威脅到 自己；三、全球化的失敗者將陷入社會政策的兩難：當經濟發展脫離民族國家的 控制時，其社會後果 —— 失業、移民、貧窮 —— 卻要由民族社會國家承擔；

四、全球化主要意味著「解民族化」，這是民族國家的腐蝕，但也可能是由民族 國家到跨民族國家的轉型；五、全球化動搖了認同的關鍵概念（貝克，1999：20-1）。

因此，任何國家必須積極回應與面對經濟全球化可能對其民族國家所帶來的劇烈

衝擊。

但隨著地域的不同、發展順序的差異，以及文化與民族性的差別，普遍性的 全球化現象對於個別地區而言的影響必定是分殊而獨特的。1980 年代在美國（雷 根總統）與英國（柴契爾夫人）「新保守主義」政府上台之後，隨即在其國內採 行「新干預主義」，使得政府的供給面干預更加的重要，而政府則透過對企業的 減稅與獎勵投資，以改善投資環境與振興經濟，並減少各項社會福利支出，來緩 和國家財政危機。在國際上，其他國家則追隨英美政府的主張而表現出「新保護 主義」的特徵，亦即為了歐美國內企業的海外投資機會與特定產業利益，而要求 他國開放市場與投資機會，以去除貿易障礙並採取經濟自由化策略。這些情勢的 配合使得自1990 年代開展至今的「經濟全球化」，在強調國家解除管制和經濟自 由化之下，具有相當「新自由主義」的取向（Holton，1998）。若從 Polanyi 對市 場經濟的經典分析中，我們可以瞭解到「資本主義」的整體意義包括著經濟與經 濟以外的因素，因此任何經濟體制都有其特定的社會鑲嵌性（Polanyi，1944）。

市場經濟是鑲嵌在市場社會中，藉市場社會加以維繫的，因此「國家政策」對現 代資本主義的興起是不可或缺的。經濟體制的運作並非純屬經濟事務，必須附著 在特定社會與制度之下，因此與社會關係網絡、制度運作、文化價值、意識型態 和政治權利結構和政策……等面向是不可分割的。因此，「新自由主義」雖然成 為歐美先進民族國家的主流論述，但這並不意謂每個民族國家都應該採取相同的 經濟政策。

90 年代處於民主轉型期間的韓國，不可避免地亦遭遇到上述全球化現象的 衝擊，並逐漸感受到來自外部要求市場開放的國際壓力。過往在威權統治下，韓 國政府擁有較高的自主性，可以憑藉發展之名而不顧來自國內、外之改革開放壓 力。但民主化後的韓國，在貿易自由化的國際趨勢之下，金泳三政府決心依照其

「世界化政策」之思維，選擇以更積極地態度，投入與參與各種全球性的市場開

放機制。搭配韓國的政經發展情勢，在整個90 年代，有三件事情促成了韓國本 土的文化產業，被迫加入市場開放之林。

其一、1994 年的 GATT 烏拉圭回合談判：韓國在服務業部門總計 155 個業 種裡面，預計開放其中的 78 個業種。韓國政府對於服務業的開放度（31.5％）

雖然比不上高所得國家平均的40.6％，但仍比新加坡（27％）、墨西哥（22.3％）

以及香港（18.4％）來得高（김준동、강인수，1999）。其二、韓國的加入OECD：

在參與烏拉圭回合談判的同時，金泳三政府於1993 年 6 月間設立了「外國人投 資開放五年（93～97）預示計畫」，將原本 224 個限制外國人投資的項目，減少 至132 個。在 1994 年 6 月當時的 150 個限制業種中，韓國政府對其中 43 個業種 建立了投資基準，並預告在 1997 年時將對另外 54 個業種設定投資基準

（산업자원부，1998）。其三、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後，金 大中政府為了維持外國人在韓國之投資金額，因此又陸續開放外國人對於建設租 賃業以及商品交換業等業種之投資。隨著這種市場開放的趨勢，文化產業部門的 多項領域也逐漸開放外國人的投資。

從文化產業的各領域別來看，廣告市場是最早開放市場的業種項目。在1985 年時，就因為美國的強力要求之下而予以開放，至1991 年時已經允許廣告代理 業的外國人全額投資。而在烏拉圭回合談判時，電影/錄影帶製作與發行、音樂 製作與發行等兩個業種則被包含至讓許對象之中。在加入 OECD 之後，書籍出 版業、有線廣播節目提供業等領域則部份開放，新聞提供業與報紙和定期刊物發

從文化產業的各領域別來看，廣告市場是最早開放市場的業種項目。在1985 年時，就因為美國的強力要求之下而予以開放，至1991 年時已經允許廣告代理 業的外國人全額投資。而在烏拉圭回合談判時，電影/錄影帶製作與發行、音樂 製作與發行等兩個業種則被包含至讓許對象之中。在加入 OECD 之後，書籍出 版業、有線廣播節目提供業等領域則部份開放，新聞提供業與報紙和定期刊物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