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筆者認為，若能透過韓國政府對韓國型文創產業在「政策」、「法令」，以及

「領導機構」等制度性演變過程的爬梳後，我們可觀察到：即便是在金融風暴的 體制轉型之後，出於「路徑依循」的特性，韓國仍舊存有明顯的「發展型國家」

之性格。

在面對沒有前例，並且難以用抄襲與模仿來獲得成功的文化創意產業部門，

韓國政府在政策的引導與作為上，其實很大的程度是援引過去促進工業發展時所 使用的製造與生產思維的計畫性政策。特別是，從時間順序上來看，韓國政府開 始對於文創產業的想像，乃是從電影產業開始，並且一開始發展的重點並未放在 引發兩波韓流的電視連續劇以及音樂產業身上。此外，雖然K-pop 受到如此高的 矚目，但事實上近年來佔據韓國文創產業出口額過半的，竟然是電玩產業（特別 是線上遊戲）。由這樣的歷史事實來看，關於「文創產業的發展成果」，與「韓國 文創產業政策」之間的因果關聯性，就值得我們重新的檢討與再次思考。

而這樣的政策思維與手段，亦使得原本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文化創意產業部 門」，產生了性質上的改變。由於本論文的目的在於透過韓國政府「文化創意產 業」政策的演變，來討論韓國的發展主義國家性格，因此在研究途徑上，選擇採

取「歷史制度主義」的方式來進行討論。事實上，80 年代一波以「國家中心」

的研究途徑興起，使得「制度」再度成為學術界所關注的焦點。「新制度主義」

的興起，主要是對於「行為主義」的反省，並且反對具有「個人主義」、「社會中 心」以及「功能主義」傾向的研究途徑，主張研究之焦點必須選擇以「制度」為 中心的中層次分析。因為，讓國家與制度重回政治研究的主角地位，將可以矯正 行為主義與理性選擇途徑「見樹不見林」的微觀缺失；同時也修正馬克思主義、

系統理論、結構功能理論等大理論「見林不見樹」的「結構決定論」缺失（郭承 天，2000：171-178）。相較於舊的制度主義，Lowndes（2002：97-101）分析「新 制度主義」有六項特徵足以代表其之「新」（以下轉引自蔡相廷，2010：46）：

一、關注焦點從「組織」移至「規則」：政治制度不再等同政治組織，將制度視 為是引導、限制個體行為的規則；

二、由「正式制度」移至「非正式制度」：新制度主義同時關注正式規則與非正 式慣例，非正式慣例可能強化正式規則，同時重視兩者更增添對政治制度理 解之深度與廣度；

三、從「靜態」到「動態」的制度概念：穩定性是制度的特徵之一，但制度會面 臨變遷，因此制度之變遷才是研究之重點；

四、由「信奉價值」轉向「批判價值」：新制度主義試圖確認制度的具體化，與 形塑社會價值的各種方式；

五、從「整體論」轉向「個體式」制度概念：新制度主義著眼於政治生活的制度 組成、以及各個制度的互動關聯；

六、由「獨立性」轉向「鑲嵌性」：政治制度是「被鑲嵌」（embedded）於特定 脈絡中，尤其歷史制度主義研究先前的制度選擇如何限定後來的政策選擇，

藉由比較不同的國家體系或特定的政策環境，說明制度深深地被鑲嵌在歷史 脈絡與社會結構中，有其延續性而產生「路徑依循」（path dependence）的現 象。

因此，遵循 Pierson（2000）以及 Pierson and Skocpol（2002）關於「路徑依 循」的提示，本研究將致力於探討文創產業發展「政策設計」上的路徑依循鑲嵌 性，探討在「時間序列」上韓國型文化創意產業相關政策設計的轉變歷程，並找 尋其所符應的社會與經濟背景，以此確定相關制度設計出現的歷史的關鍵時刻，

從而還原韓國「發展型國家」的原貌，並探究其政策之成敗（研究概念圖參見圖 1-1）。由於韓國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上的變遷，與政權的輪替有著密不可分之關 係，此外，也與外加的「全球化」壓力和內生的「民主化」浪潮密不可分，因此 本研究之架構，將把韓國所面臨的內外環境之變化，加入以政權別的時間順序為 歷史經緯的討論之中，以此重新審視韓國的國家性格（參見圖1-2）。而最後在評 估韓國型文創產業政策的成效與性質時，將對比電影產業、電玩產業和音樂產業 的中長期政策，從中探討發展型國家理論對韓國的意義（參見表1-6）。

圖 1-1 以發展型國家模式探索韓國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之演變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圖1-2 文化創意產業的興起動力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繪製。

表 1-6 研究設計：選定探討與比較的文化創意產業之次類別 政策的發起引導產業之成型 產業的成功推動政策之強化 成功

輸出 電玩產業 音樂產業

輸出

失敗 電影產業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由於本論文進行的是歷史性的制度考察，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在採取歷 史制度論的途徑之下，將先進行相關資料的「文獻分析」，再輔以「深入訪談」

來進行。「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Analysis），乃透過市場資訊、調查報告、

產業動態的文獻資料的蒐集，經過分析後歸納統整，在分析事件之原因、背景、

影響與其意義。其分析的步驟有四：閱覽與整理、描述、分類及詮釋（朱柔若譯，

2000；葉立誠、葉志誠編，1999）。在本研究之中，最主要的文獻資料，當屬韓 國文化體育觀光部所出的各年度「文創產業政策白書」，還有各種與文創產業相 關的國家「統計資料報告」。此外，在政策產生變化的時點上，所招開的公聽會、

學術研討會，以及報章雜誌上相關的辯論，則是我們瞭解與釐清政策變化的重要 工具。

此外，韓國型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橫跨了韓國四任政府十餘年的主政時間，

並同時牽涉到「產業面」以及「政策面」。因此若只透過文獻來加以分析，將無 法呈現出完整的圖像，應適時地輔以「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來加以 補充。深度訪談又稱為「質化訪談」，乃是採用少但具代表性的樣本，在訪問者 和受訪者之間，針對研究主題進行互動。由訪問者建立對話方向，在針對受訪者 所提出的特殊主題加以追問（李美華譯，1998）。本研究為了考察韓國政府文創 產業政策產生變化的實際動機，以及業界對於官方文創產業政策的觀感，有必要 針對政策制定機構、政策執行機構，以及韓國文創產業的業者進行訪談。

為此，筆者在2011 年 8 月間，透過參與吳靜吉教授、于國華教授以及郭秋 雯教授所主持的「投資創意：台灣與南韓文創產業人才與環境研究」計畫案之機 會，赴韓國對兩個政府機構與四家民間業者進行深度訪談。兩個準政府機購的受 訪者分別為：「韓國內容振興院」（KOCCA）的首席研究員李濟晚（이만제）博 士，以及「韓國文化藝術教育振興院」（KACES）的박창준總括本部長。此外，

訪談到的四家文創產業業者，則包括韓國最大的兩家音樂產業領導企業： JYP Entertainment 的노승욱行銷組經理，以及 SM Entertainment 的金英敏（김영민）

社長；另，亦訪談到韓國最富盛名的角色產業業者 ICONIX Entertainment 的 정미경內容事業本部專務；此外，亦訪談了一位累積眾多實務經驗，身兼導演與 執行製作的TPS Company 김주경代表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