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意識

然而，當世人目睹道韓國的文創產業在短短的十餘年之間，有著百倍以上的 成長時，我們不禁好奇起來：到底是什麼因素，促成文化創意產業在韓國有著如 此爆發性的成長。

若考察韓國本土對於「文化」的概念，在韓國「文化」長久以來被視為次於

「經濟」之下的概念，文化常被視為國家機器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工具，並以之推 動統治的意識形態並動員社會大眾。在威權統治之下的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後 期，韓國傳統與愛國文化的元素，被選擇性地介入與利用於規訓和教育大眾。同

時，大眾文化與年輕世代的文化，則經常成為政府官員所壓迫與管束的目標，因 為他們常與外國勢力連結並且敗壞道德（Kang，2000）。

然而，隨著文化產業的快速成長以及大眾文化消費意識的擴張，更重要的是

「民主化」的興起，使得韓國社會對於「文化」的概念在1990 年代開始有所改 變。年輕文化的浮現與韓流文化的興起，快速地改變了「文化」的內含，大眾文 化逐漸成為韓國現代文化的象徵。而主流的韓流論述亦逐漸浮現，並在以經濟為 基礎的新經濟、國家品牌策略、國家競爭力……等經濟中心或國家中心的論述中 伴隨形成，並被強調這是韓國必須要去參與和追求的新的賽局。

如果說「全球化」與「民主化」是構成韓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兩個背景因 素，那麼身為後進發展國家的韓國，一直以來都是希望能追趕與仿效美日與西歐 先行者的腳步。相較於先行國的內生性變遷（endogenous change），後起者（late comers）因其後進（late）之特色，為了追趕先行者，得採用外生性的變遷（exogenous change），其路徑是自外而內，由上而下。因此，對後進國家來說，「國家」在產 業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尹保雲，1997）。

從歷史上諸多的例子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後進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普遍的現 象。雖說經濟計劃或是對於經濟的干預，不見得就能帶來發展的成果，但國家必 須透過政策的制定，育成策略性的產業廠商，並且培育或扶植幼稚產業，以吸引 資本的持續進入，才是後續產業政策成功與否的最重要關鍵（鄭力軒、王御風，

2011）。而事實上，我們很輕易地便可以察覺到，韓國政府的確是刻意地使用了 與過往促進各種產業發展的類似方式，有系統地提出了與文化創意產業之相關之 政策作為。不論是產業政策的提出（表 1-2）、法律體系的建立（表 1-3）、推廣 文創產業的準政府機構之設立（表1-4），亦或是政府預算支出的成長（表1-5），

我們都可以見到韓國政府的確不遺餘力地在支援與推廣文創產業的發展。

表 1-2 依政府類別，韓國型文創產業政策的願景與中長期戰略的變化

文化強國（C-Korea）2010（’05）

傳統藝術活化方案願景2010（’06）

文化內容輸出戰略master plan（’05）

CT 願景與中長期戰略（’05）

內容-media-3D 產業發展戰略（’10）

2012 內容產業振興基本計畫（’11）

政

表 1-5 韓國型文化創意產業部門預算之變遷 2006 146,962.5 1,738.5 1.18% 136.3 7.8% 89.0 5.1%

2007 156,517.7 1,425.0 0.91% 128.4 9.0% 69.3 4.9%

2008 174,985.2 1,513.6 0.86% 150.8 9.9% 55.8 3.7%

2009 196,871.2 1,735.0 0.88% 242.2 14.0% 56.2 3.2%

2010 201,283.4 1,876.2 0.93% 256.1 13.6% 83.69 4.4%

2011 209,930.2 2,058.2 0.98% 249.1 12.1% 113.6 5.5%

2012 223,138.3 2,243.8 1.00% 279.8 12.5% 118.8 5.3%

資料來源：整理自文化體育觀光部（2010）《2010內容產業白書》、（2011），《2011年度預算、基 光部的變遷結果；最後，2009、2010、  2011、2012 之「內容產業部門」預算為結合「內容政策 官（內容產業育成）」＋「著作權政策官」之預算。 

同時呈現，令人不由得會聯想到：韓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與韓國政府的政策 作為之間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最典型的理解與敘述方式則如下所言：

韓國大眾文化的繁榮始於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主要得益於韓國政府在 資金和政策等方面的全力支援。韓國政府的首要目的是通過發展文化產 業來突破亞洲金融危機的困境，同時也是強化自身的軟實力。韓國的目 的已經達到了，有資料為證。2008 年韓國電視劇、流行歌曲等文化商 品的出口額達到了18 億美元，是 10 前的 3 倍。由於大眾文化的廣泛傳 播，前往韓國的留學生和遊客也成倍增加。韓流不僅給韓國創造了巨大 的經濟收益，提升了國家形象，也增強了民族自信心。（詹德彬，2010）

2

類似的論點，卻凸顯出研究韓國型的文化創意產業的困境：當我們想瞭解韓 國的文化創意產業時，我們很難不把目光焦點聚集在韓國的「國家」行為。因此 研究的方向很容易就變成韓國推動文創產業的政策為何？推動機關為何？有何 具體法令規範與行政措施？並且在有意無意之間，暗示著「韓流」的產生以及「韓 國型文創產業」的成長，都是在韓國政府有效率的計畫之下，一步一步地被國家 所「創造」出來。

而上述理解韓國文創產業成功的邏輯，更顯得與「發展型國家理論」的論述 十分類似。自從Chalmers Johnson 在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y Policy,1925-1975 中指出，日本是一個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模式之後，

直至90 年代中期，在解釋東亞國家經濟發展之上，「發展型國家論」曾盛極一時。

然而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發展型國家理論」卻又遭受到嚴苛的考驗與質 疑（林文斌，2013）。那麼，究竟「發展型國家理論」只能當作已經過時的特定        

2  底線部份為筆者所加。 

時空下的產物？亦或是仍足以做為支持「韓國型文創產業」發展的立論？文化創 意產業在韓國的發展狀況，以及韓國政府在推動文創產業發展時扮演何種角色？

則成為我們理解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歷經金融體系調整與重整之後的韓國，其「國 家性格」與「國家角色」的最佳事例。

由於韓國文創產業政策從出現至今不過十餘年時間。從韓文、中文對於韓國 型文化創意產業研究的回顧來看，我們可以發現目前相關的研究仍舊停留在「對 於現象的觀察」，因此靜態地整理韓國文創產業政策成為其共通特色。而相較之 下英文文獻之中，雖然更多的對於文創產業發展在理論意涵上的反思，然而有趣 的是，英文相關作品缺少的，正是對於韓國型文創產業政策的演變與其變化的整 理與理解，因此其研究成果亦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是以，本研究希望能透過對 於韓國型文創產業政策的探討，重新檢視「文化創意產業」出現的動態歷史過程，

並透過「發展型國家理論」，再次檢視韓國的發展型國家性格。

而綜合對於「文化創意產業」以及「發展型國家」兩種不同的理論關懷，本 研究希望能透過韓國型文創產業「政策的分析」，達到下述的三個具體研究目標：

一、檢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世界潮流與脈絡，並探討在韓國的政經與社會 脈絡之下，「韓國型的文化創意產業」如何從原本是「保護」或是「動員」

對象的「文化政策」，逐漸由中分化與演變出以促進經濟發展為核心目的的

「產業政策」（賺錢生意）。而其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重點，又如何由「文化 產業」轉變成「文化內容產業」，到今日的「內容產業」。

二、檢視韓國歷任政府為了育成與發展號稱「二十一世紀旗艦產業」，以及「次 世代成長動力」的文化創意產業，曾經提出哪些具體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 並以此分析在文創產業發展上，韓國國家嘗試扮演何種角色，並對文創產業

部門產生了何種影響。

三、透過韓國歷屆政府對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在「政策上」變化的爬梳，回過頭 檢証關於「發展型國家理論」的探討，並從中提出對韓國的發展型國家性格 之觀察與重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