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韓國型文化創意產業」的研究

如果從時間上的先後順序來看，韓國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視，其實是晚於

西歐先行國家。而韓國型文化創意產業，由概念提出、政策發起到發展至今，亦 不過十餘年時間。雖然在此期間，連續劇或是K-pop 所引發的「韓流」現象已經 引發不少外於韓國本土的學術上討論，但關於「韓國型文創產業」的研究，韓國 本土的學術作品還是佔了絕大多數。而透過以下「韓國型文創產業」在韓文、英 文與中文相關研究類型之爬梳，我們可以發現研究者對於這個議題的關懷與研究 取向的差異性，並歸納出造成研究取向差異的邏輯。

1.

韓國本土的脈絡之下，韓國國內關於「韓國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韓文相 關研究著作，主要有兩大類型：一、探討與介紹韓國型文化創意產業之「產業現 況與特徵」；二、探討韓國政府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振興政策時，所用的「政策 目標與手段」（김규찬，2012：3‐5）。 

關於第一大類，探討韓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現況與特徵的相關研究，還可以分 成四種。第一種是「政策白書」，這是研究韓國文化創意產業最主要的參考資料。

例如文化體育觀光部所出版的年度報告書以及統計資料等政策白書（文化體育觀 光部，2011）。第二種是而介紹韓國型文化創意產業的基本概念的「導論書」。這 類的研究則針對韓國文化創意產業的規模與賣出額、輸出額的狀況，以及發展的 展望，進行導論式的介紹與分析（고정민，2007；김평수等，2007；유진룡  等，

2009）。第三種則是海外事例的引介與比較研究。由於韓國的文化創意產業相較 於歐美日等國的發展腳步較慢，因此亦出現了不少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化產業振 興政策進行比較之作品（양건열，2003；김세훈，2003）。第四種則是對於「韓 流現象」的相關研究。深受外國矚目的韓流現象，自然也是韓國本土研究的重點 之一。針對韓流現象，三星經濟研究所（2005），大韓商工會議所（2006），以及

韓國文化產業交流財團（2008），皆進行了整理與分析，而손승혜（2009）則分 析與整理了十年之間韓流研究論文。 

而第二類關於韓國政府文化創意產業振興政策的「政策研究」，則至少包含 三種不同的研究取向。第一種研究集中焦點在政府在文化創意產業「財政預算」

上的分配，並探討政府之預算分配是否能達成「政策目標」之研究（양승목，2009；

이병희、문제철，2009）。第二種研究，則是針對文化創意產業在計量經濟上的 研究，其研究重點著重於證明文化創意產業比其他的產業，在就業增加率以及附 加價值上，更具有「外溢效果」（김의준，김갑성 2004；옥성수，2004）。第三 種研究，則是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成長與發展的相關研究，例如：人才培育方案 的研究（韓國勞動研究院，2006；최영섭，2008）、韓國著作權法規制度強化的 研究（남형두，2006；계승균，2007）、文創產業商品的保障制度（김소영，2003；

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2005），以及文化創意產業專業公司的設立方案（電影振 興委員會，2005；정상철，2009）……等。 

根據韓國學者的整理與分析，近十年來列入「韓國研究財團」登載期刊（KCI）

中的 132 篇與「文創產業」相關的論文之中，有百分之 87 是著重於個案研究與 資料探討（류준호、윤숭굼、아용쥬，2010）。對照上述兩個研究趨向，這顯示 在韓國，發展時間不長的文化創意產業，其相關研究仍舊著重於整理與介紹，並 且較少將文化創意產業與韓國政經發展結合的研究成果。事實上這個狀況是可以 理解的，因為在韓國本土的發展脈絡之中，近十年來「韓國型文創產業」的概念、

定義與範圍，其實仍舊在不斷地流動與改變之中，因此韓國學界目前主要的工作，

就在整理與引介文創產業在韓國的發展狀況。 

2.

自從2002年政府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

之一後，「文化創意產業」成為台灣文化界、藝術界以及產業界所重視的課題與 目標，文化政策與經濟論述之間的關係，也成為學者所關注的焦點（林文斌、吳 慶烜，2009）。在政府組織重整之後，2012年5月，台灣不但成立了「文化部」，

並在文化部之下設立了「文化創意產業司」，顯現政府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的高度重視。

根據吳靜吉等人的研究（2011：27），在台灣，從「文化產業」到「文化創 意產業」的歷程之中，經歷過「文化政策」（1990-2002）、「經濟政策」（2002-2008）

到「產業政策」（2009之後）等三個時期。而這個前後二十年的發展過程，與臺 灣社會風起雲湧的改變幾乎重疊。這些政策發展背後反應的，正是臺灣特有的文 化與社會風貌。相同的，韓國政府在文創產業上的變動，反應的也是韓國特有的 政治與社會結構。

然而由於目前韓國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第一手資料都是韓文資料，在語言的 限制之下，使得在台灣目前關於韓國「文創產業」的相關研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相較於韓國型文創產業的研究，台灣學術界更多的是以影視產業為核心的「韓流」

現象的探討（例如賴逸芳，2012；郭秋雯，2011a；趙永全，2009）。而屬於「韓 流」現象上位概念的「文化創意產業」之相關研究，相形之下更為稀少（例如陳 長源，2012；郭秋雯，2011b，2013）。試圖進行台灣與韓國文創產業的比較研究，

則更多側重於兩國文創產業政策的各自變化，即便有比較部份也多為描述性的整 理（例如孫正和，2009；吳靜吉、于國華、郭秋雯等，2011）。

只是，目前在台灣關於「韓國型文創產業」在期刊論文上研究成果卻有一個 共通現象，亦即研究中明顯地區分成了兩個區塊。一部分是將重點集中於整理目

前韓國型文創產業的成果介紹；另一部份則是著重於介紹相關「法令」、「推廣機 關」與「政策」上的演變。然而，對於韓國版「文化創意產業」的出現、發展與 演變，缺少「理論」意含的探討，並且在「產業發展現況」與「產業政策提出」

之間，缺少是否為有機性連結的論述與討論。⁷

至於學位論文的部份，目前為止只有少數幾個作品直接以韓國的「文化創意 產業」做為研究主題。陳姿月（2004）在整理了電影及線上遊戲產業之相關推廣 機構單位、鼓勵或限制等輔導政策措施後，分析與歸納南韓政府就哪些方面的產 業需求加以挹注。她認為南韓政府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態度和投入程度，符合南 韓過往向來強力導引產業發展走向的作法。此外亦強調回歸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意 本質，注重人力資源的貢獻價值，強調行銷的重要，並多方面考慮企業發展上其 他可能需求，給予由基本到細節兼顧的輔助，投入相當心力，獲得業者肯定及配 合。但是在她的研究之中，完全未探討韓國國家角色的變化，以及文化創意產業 政策出現的政經脈絡與其後產生變動的因果邏輯。

陳韻如（2008）則以Porter的鑽石體系為研究途徑，探討金融危機後南韓文 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她已經注意到韓國國家角色在金融風暴之後有所變動，並認 為在南韓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是關鍵角色。她認為在政策與方向的 制定上，政府的主導性較高，但在政策決定後，政府必免過度干預企業經營，只 負責建設良好投資環境，其餘就交由企業去執行。只是當她最後將韓國文創產業 之發展，放在國家競爭力的同時，並未探討金融風暴前後對於韓國政府，以及韓 國國家能力的影響。

7關於缺乏理論探討意含的缺失，除了出於研究者本身的學術背景之外，主要仍在於著者將「韓 國型文化創意產業」的整理，視為「導讀本」著作之故。例如郭秋雯教授就在她的《韓國文化創 意產業政策與動向》（2013）的自序中這樣寫到：「要將這本書視為可親的學術專書，所以書中沒 有太多深奧的理論，目的就是要讓每位讀者都可以輕易地讀懂這本書。書中也收錄了很多新的政 策與產業資訊，並將韓國文創產業的好與壞，用最客觀中立的角度來分析探究，希望可以提供讀 者些許參考。」

受限於作品完成之時間，幾篇關於韓國文創產業發展的學位論文（陳姿月，

2004；陳韻如，2008；孫正和，2009），他們所分析的韓國的文化創意產業，只 能聚焦在金大中政府與盧武鉉政府進步派十年主政期間。但是從金泳三政府開始 準備發展「文化產業」，到亞洲金融風暴發生之後，金大中政府時期提倡「文化 內容產業」、盧武鉉希望將韓國發展為「文化強國」，再到李明博政府主政下，直 接去掉文化的包袱並著重於「內容產業」為止，做為發展型國家顯例之韓國，究 竟其與「國家能力」與「國家性格」是否改變？又為何改變？則無法透過上述的 研究之中得知。

3.

相較於韓文與中文的文獻，英語的相關學術作品中，對於理論化的要求更為 嚴格。而同樣的，比起韓國「文化創意產業」本身，「韓流」現象亦是學者們更 早開始關注的焦點。關於「韓流現象」的相關討論，學者歸類出三個主要論點，

分別是：「新自由主義的思考觀點」、「文化民族主義的觀點」以及「文化論者的 觀點」（Cho，2002；Paik，2005；Lee，2008: 180-181）。

Lee 認為，主流的觀點融合了前兩者。支持主流觀點的學者們認為，做為文 化或是大眾文化的韓流之成功，是和其在高度競爭的跨文化媒體市場中的「市場 價值」與潛力有關。在此觀點之下，韓流的成功，是韓國創意產業比其他國家更

Lee 認為，主流的觀點融合了前兩者。支持主流觀點的學者們認為，做為文 化或是大眾文化的韓流之成功，是和其在高度競爭的跨文化媒體市場中的「市場 價值」與潛力有關。在此觀點之下，韓流的成功，是韓國創意產業比其他國家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