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四 章 政策變遷的動力—制度論的解釋
第二節 其他競爭性的解釋策略
第二節
其他競爭性的解釋策略儘管台灣沒有直接針對吸毒者處遇制度的刑事政策研究提出其他的競爭性 的解釋，但有為數不少診斷台灣整體刑事政策變遷的解釋框架。其中不可小覷的 論點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這個論點主要是李佳玟提出，基本的論調 是，1970 年代的美國刑事政策，因為遇上了監獄暴動與再犯的危機讓學界與大 眾重新審視當時的刑事政策，並且在財政壓力下走向了強調市場與自由競爭的社
會政策，在這樣的社會政策背景下，刑事政策從以往的福利—矯治體制為中心的 刑罰福利主義走向精算—控制為中心的風險社會（李佳玟 2008：10-‐15）。
研究者更指出，這種刑事政策思潮已經慢慢地滲透到各種具體的刑事政策、
刑罰理論當中，例如蔡琇如（2011）便認為新自由主義所造就的排除型社會根 本性的改變了台灣的犯罪人復歸制度、鐘慶禹（2014）則認為新自由主義的個 體化、市場化想像改變了刑罰理論的樣貌，從側重一般預防轉向側重特別預防。
而常常與新自由主義刑罰一起被討論的，還有刑罰民粹主義與寬嚴併進的刑 事政策。前者強調的是媒體所帶動的輿論風向製造出對於刑事處遇的不信任感，
並且將所有的犯罪問題都歸因於加害者個人的特質，而這整套論述會影響到刑事 政策的方向（王正嘉 2012 周采慧 2015），研究者常舉的例子有性侵與擄人勒 贖案（李佳玟 2008：60-‐152）。後者強調的是行政機關在面對財政危機、矯治 成果不如預期以及民意的需求時，所採取的一套二分化的刑事政策，一方面針對 輕犯罪採取社會內處遇而另一方面針對重罪採取重刑化（謝煜偉 2004；蔡琇如 2011）。
本節我會回應這些診斷台灣刑事政策的研究，主要回應的對象是「新自由主 義刑罰」，以及在新自由主義刑罰這個大纛下，兩個被嘗試用於解釋台灣刑事政 策變化的框架—「刑罰民粹主義」以及「二分論的刑事政策」。我會指出這些理 論與解釋框架可能過快的把文化、輿論氛圍直接等同於制度、政策以及過快的把 制度、政策本身等同於制度的執行。
這些研究很可能忽略了，制度所處的環境以及制度本身並不當然相等，以至 於沒有辦法把握到行政機關、立法者以及法院這些行動者之間的關係與動態。而 另一方面，我將會回顧新自由主義、刑罰民粹主義的內涵是什麼，在嘗試將這些 概念精確化後，嘗試指出，既有的研究除了在解釋台灣現狀上有所不足外，在理
論內含的明確度、精準度上可能也有所欠缺。針對兩極化刑事政策，本文基本上 同意這個將焦點擺在行政機關的解釋架構，但會藉由比較研究指出，我們應該需 要更強調制度本身的歷史變遷才能更精準的掌握刑事政策的實態。
本文並不是要說新自由主義、寬嚴併進的刑事政策這類的研究框架完全沒有 分析與批判的力度，只是我認為，要搞清楚這些理論所賴以生長的地方脈絡以及 它們的前提才能更好的評價這個理論能否描繪台灣的現狀。
第一項 新自由主義是什麼
新自由主義，如果按照最狹隘的定義來看，是指以諾貝爾經濟學獎代表 Milton Friedman 所推崇的市場基本教義派，這一派經濟學者在經濟學中最大的 辯論對手就是從1930 年代開始成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政策主流的凱恩斯學 派。而新自由主義雖然發祥於芝加哥，但是藉由智利天主教大學與芝加哥大學之 間的學術交流計畫，Milton Friedman 培養了一批相信市場教義派的智利學生，
這群學生在皮諾切（Pinochet）將軍政變推翻左翼總統阿言德（Allende）後成為 政府的要角，並且照著Friedman 的理念推行經濟、財政政策（Valdes 1995）。
但時至今日，如同政治哲學家Wendy Brown 所說的，新自由主義已經是一 個漂浮、意義不固定的能指。一方面批判者從各個地區以及各個學科而來，另一 方面這個詞彙主要是批判者所框構出來的。所以她採取了一個相對抽象的定義，
她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一套關於主體形構的政治理性，一套關於行動的行動
（conduct of conduct）以及一套價值排序。
新自由主義主要是站在凱恩斯主義與社會民主的對立面，強調將生活的各方 面都經濟化以便可以用一套價值排序來治理（Brown 2015：20-‐21）。而除了強 調主體形構的政治哲學、文化研究外，另一個常常討論新自由主義的學科是地理
學（Harvey 2007；Springer, Birch and MacLeavy 2016）。Harvey 這位作品大量 被引進台灣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將新自由主義理解為「…一開始只是一政治經 濟理論，它套強調人類的福祉可以藉由在私有財產制、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等制 度環境中，解放個人的自由與能力。」而國家除了保證市場的出現以及妥善運行 外，應該管越少越好（Harvey 2007：2）。而 Springer 等人雖然也強調新自由主 義類似的特徵，也就是強調這是一套強調市場關係、個人自由且重新定義國家角 色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安排。但這樣的定義很容易造成一種新自由主義無所不 在的感覺，所以他們更強調的是新自由主義的多樣性以及他在空間上、地理上的 不均值性。
因此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化（neoliberalization）應該是一個更適合的概念 工具。（Springer et al. 2016：2）。Harvey 與 Springer 等人對新自由主義的定義，
大體上就是當今學術界描繪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兩種最常見的定義。第一種是以 Harvey 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世界體系論者，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會讓世界日 趨均值化，以美國為首的市場、金融體系會藉由生產關係、霸權體系影響到全世 界。第二種是像 Springer 等人強調政治過程的定義，他們並不認為我們可以直 接將新自由主義的起源歸因到美國霸權，我們考察新自由主義時必須更留心在地 的接受與實踐（夏傳位 2014：143-‐144）。
台灣講到新自由主義時，通常使用的是最為寬鬆、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定義，
也就是將他視為一個以美國為首的意識形態，藉由金融、政治關係等霸權體系擴 散到世界各地。比較經典的例子像是陳光興與錢永祥在討論學術體制的變化時，
就直接說了：「以美國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走向，不但牽動後進國家，
也成為後進國家不斷模仿、跟進的標準……開始把學術生產作為可以量化的指標，
歸結到國家總體競爭力來計算，以量化得分多少來決定獎懲。」（陳光興、錢永
祥 2004：185）。或是人類學家黃應貴認為：「……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美國總 統雷根於 1979 年、1980 年，先後提出『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市場自由化、
國營事業民營化、去管制化、緊縮財政貨幣政策等，經由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
（WB）、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IMF）等推廣到世界各地……」
（黃應貴 2014：234）。也有把這套說法推得更遠的左翼論調，例如林孝信將新 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 System）體系的崩解、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新自 由主義政策以及貿易全球化放在一起看來診斷20 世紀的發展，而它的後果就是 更加不均的分配與金融化的經濟（林孝信 2015：364-‐366）。
但是如此廣義的定義新自由主義能否讓我們對於台灣現狀有更好地理解？
或是更激烈的說，當我們定義新自由主義時都用雷根、柴契爾的政策變革為風向 標時，這個概念與台灣到底有什麼關係？舉個較為極端的例子是，我們並不會照 搬整套美國的種族衝突理論來解釋台灣的族群現象，因為我們知道種族主義、奴 隸制與美國歷史是分不開的，但是新自由主義的傳播對於台灣的研究者好像就是 理所當然一般，都不需要探問到底是誰、藉由什麼管道、形成了什麼樣的政策，
以及更重要的是，這個政策與英美在1970 年代的政策變革有什麼類似性，讓我 們可以稱之為新自由主義？本文認為在好好的梳理這些問題之前就直接套用新 自由主義這個大概念是非常危險的。正如同 Valdes（1995）關於芝加哥男孩
（Chicago Boys）的研究所揭示的，新自由主義的理念以及他所蘊含的政策需要 一群不少的人以及政治機會才能成功的推行。
另外，台灣的研究者們似乎新自由主義本身到底怎麼樣在西方的學院、政策 菁英以及媒體界形成巨大的影響力的，只在乎這些理念與學說被政府採行之後如 何的影響台灣。但如果我們從一個更為歷史性的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的興起的話，
應該要將焦點放在由馮・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所創建的聖山會（Mont
Pelerin Society）。當我們把焦點放在聖山會時就會發現，新自由主義者所關心的 終極問題—如何藉由調整國家的定位來確保自由市場的運行—早就在1920 年代 的歐陸如火如荼的討論，這樣的討論以及思潮以海耶克的老師馮・米賽斯
（Ludwig von Mises）為首，在 1930 年代的奧地利形成一個知識精英群體，並 且藉由私人講學的方式將他們的理論散步到法國、德國與英國，他們主要的理論 對手是當時蔚為流行的各種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及放任自由主義。
這樣的學圈雖然被二次世界大戰所中斷，但馮・海耶克很快地在戰後組織了 聖山會，並藉由這個精英的秘密組織，有意識的組織學術、媒體、智庫、商業與 政治界的要角。而令人意外的，這個組織的主席、秘書長等職位大多由來自歐陸 的學者所擔任，這樣的國別組成也與大部份將新自由主義歸類成一個“美國現象”
這樣的學圈雖然被二次世界大戰所中斷，但馮・海耶克很快地在戰後組織了 聖山會，並藉由這個精英的秘密組織，有意識的組織學術、媒體、智庫、商業與 政治界的要角。而令人意外的，這個組織的主席、秘書長等職位大多由來自歐陸 的學者所擔任，這樣的國別組成也與大部份將新自由主義歸類成一個“美國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