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 章 缺席的法院
第二節 量化研究假設
從前一章的歷史回顧中可以看出，法院在吸毒者管制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制 度性角色，從1997 年將肅清煙毒條例修正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以來，觀察勒戒、
強制戒治、刑罰這三階段處遇模式在階段之間都要經由法院的裁定。更重要的是，
許多吸毒者最後經過這三個階段就進到了監獄，大約佔了監獄人口的 30%（參 見第一章圖1-‐3、1-‐4）。而在這些人口，絕大多數都是服短期自由刑的吸毒者（參 見圖 3-‐1、3-‐2）4。儘管法院在毒品政策中扮演的制度性角色如此重要，但他的 角色一直沒有被政策制定者、立法者與學術研究者認真的對待。
一般而言，立法者都希望法院準確地按照立法者的意思去執行法律。特別是 毒品犯罪，各黨派的立法委員不只一次要求法院要嚴格執行法條所規定的刑度。
在這裏，立法者、政策執行者甚至學者似乎都將法院當成鐵板一塊，視其為單純 的執行法條所規定的內容。但就如同制度論所批評的，僅僅把法院這個組織當成 工具性、理性計算的組織，而沒有注意到法院內在的文化邏輯與限制；相對的，
將法律視為單純的規制性規定而沒有注意到其中的模糊性，也是誤解了法律的特 性（Suchman and Edelman 1996：905）。
4 圖 3-‐1、3-‐2 中，短期自由刑是指刑度一年以下的判決。這邊的分類方式似乎暗示了所有的吸
毒犯都是短期自由刑，但數據顯示並非如此，如2002 年一審判決結果，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一審
總共有10926 件，其中吸食毒品者一審判決有 9605 件，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者為 344 件，而
販賣、運輸毒品則是每個案件都處以一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圖3-‐1、3-‐2 中，讀者大致上可以
忽略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為吸食毒品的案件數量，直接把短期自由刑粗略地等同於吸食毒品判刑之
比例。從途中可以看出這比例都很穩定地維持在80%。另外，由於司法院於統計處沒有公佈 2002
年之前的案件統計數，筆者也無法將時間跨度拉得更長，甚為可惜。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180000 200000
一審終結案件數
有各種不同的應對策略，可能會是順從、妥協或是無視（Scott 2014：210-‐214）。
到底法院面對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以及政策變遷，會順從、妥協或是無視、裝死 呢？另一方面，組織制度論經典的同型化（isomorphism）命題認為，因為不同 的組織間面對著類似的資源壓力、功能性需求或是正當性壓力下，在組織架構、
功能上會趨於一致（Scott 2014：184-‐188）。
這兩個看似相悖的命題其實並不如同表面上看起來得如此互斥，組織有可能 在架構、功能上與其他組織有一致性但同時不容易受外界壓力而改變。既有研究 對台灣法院的考察得出的結論大概是，台灣的法院在戒嚴時期形成了一種「黨化 司法」5的傾向，這種傾向的特徵是黨義凌駕法律且以官僚化的司法行政控制了 司法系統（王泰升 2015）。這個黨化司法體系在民主改革後，由個別的法官發 起了司法改革運動，並在司法院長的默許下達到一定的成果。這成果主要就是司 法行政回歸依法行政，並讓政府、政黨等「國家力量」退出了司法行政（王金壽 2008；2012）。但是這波改革並沒有改變司法行政的內部規則，也就是官僚主義、
考覈掛帥並且強調集體合議決定，這造成法官集體評議但是無人負責的結果。這 個結果放到整個政治脈絡下來看就是，法院系統作為一個組織已經集體性的獨立 於行政、政黨等國家權力。但是個別的法官以及個別的法院並沒有獨立於法院系 統這個集體，這樣的結果就是讓法院與其他政治場域脫節，並失去了民主可問責 性（王金壽 2007；魏宏儒 2014；王金壽與魏宏儒 2011；2012）。
從制度論的理論假設以及既有的經驗研究出發，本章提出了兩個研究問題。
第一個是：法院組織是否真的如研究所指出的，仍然維持著官僚化的同型體系、
有著類似的行為？第二個是：法院是否真的如同研究所指出的，對於政策的變化
5 黨化司法這個詞彙在王泰升（2015）的研究中，強調的是訓政時期司法體制以及它留下來的
官僚化管考制度。當然這樣的司法體制業經改革，已經看不到「黨」的身影直接介入，但我想強 調的是這個留下來的官僚考核制度對於法院組織文化的影響。
無動於衷？為了將這兩個研究問題操作化（operationalize）並與本論文關心的 毒品政策扣連。我以吸毒者的量刑為中心出發來建構我的研究設計與資料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