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具豪壯與閒淡之風格

第三章陸游古文特質析論

第五節兼具豪壯與閒淡之風格

錢鍾書曾評陸詩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方面是悲憤激昂，要為國家報仇雪恥，恢復喪失的疆土，解救淪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閒適細膩，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貼出當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狀。」¹⁶⁹衡諸於文，朱迎平亦指出陸文具有「剛健」與「平和溫雅」之不同風格。¹⁷⁰綜合而言，慷慨豪壯與閒適平淡總為陸游作品中看似相背卻實互補之兩面：一展現其積極奮進、志在報國之面向，

一則體現其甘於淡泊、追求心靈安頓之一面。此二風格之產生，既反映其性格之兩種面向、或符應不同文類之性質，亦因其人生經歷及所處環境之影響而愈為深化與突顯。此豪壯與閒淡之風雖未盡能概括其古文風格，亦大抵為其古文創作之二重要趨向。

陸文中較為慷慨豪氣的篇章，首先當屬其為官之時所作諸篇奏議書札。因其自身滿懷報國之壯志，配合此類文體言事論政之需求，確實表現出此較為直進、

激昂或豪壯之風格。清‧朱鶴齡言其：「立朝見論，亦讜亮有聲。」¹⁷¹即稱許其論事的直切有力。如高宗時所上〈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直議朝廷選士應不分地域出身、唯才是用；〈代乞分兵取山東劄子〉，力陳固守江淮之要、分兵漸進之策；〈上殿劄子三首之二〉，¹⁷²藉祖宗法式論述上位應簡化繁文縟節，令百官更

169 見錢鍾書：《宋詩選註》，頁 190。

170 見朱迎平：《宋文論稿》，頁 101。

171 見清‧朱鶴齡：〈書渭南集後〉，《愚庵小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卷十三「雜著一」，頁281。

172 以上寫作時點俱參《渭南文集校注一》卷三，頁 79, 81, 85。

有餘裕造福百姓。如此等等，篇篇言事直切、直書無隱。孝宗時奏陳之多篇〈上殿劄子〉，部分雖為其六十餘歲所作，論述猶具有相當氣勢。如〈上殿劄子三之一〉，起首即以「臣聞善觀人之國者無他，惟公道行與否爾。」破題，其下直述何謂至平、何謂至公，並直指朝廷、郡縣、賦斂之弊，末尾加以「如是謂之平可乎？謂之公可乎？」的詰問，總歸結於冀上「推至平至公之道」，¹⁷³全篇直言無諱、忠直之心可見。〈上殿劄子三之二〉則首以孝宗〈蘇軾贊〉論文之作帶出「氣」

之主軸，論曰：

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為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范仲淹氣壓靈夏，故西討而元昊款伏；狄青氣懾嶺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于韓琦、

富弼、文彥博之勳勞，唐玠、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為主而已。

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鬬，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¹⁷⁴

全文以「氣」貫串，言行文、克敵、為政均主於氣，總結籲上應知所養氣。由此亦可見蘇軾重文氣之理念，確實影響了南宋如陸游等志士，創作文氣沛然、慷慨論事之文章。即便在光宗即位之初，其仍無所畏懼地上呈數篇劄子，直陳主上應推行仁政以示孝親、戒除嗜好以杜讒佞以及輕薄賦斂、藏富於民等等政見。¹⁷⁵自高宗起始，歷孝宗、光宗朝，由初出仕以至在朝告老，總可見其直書無隱之上書奏札，表達其對於國事、朝政始終不變的關切。

不僅論政，陸游論文亦頗具酣暢氣勢，如其卅五歲所作〈上辛給事書〉，開篇「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亦是直入破題，中間一段自述為文經歷：

某束髮好文，才短識近，不足以望作者之籓籬，然知文之不容偽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流落，何所不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

173 《渭南文集》卷四，頁 19。

174 同上注，頁 20。

175 見各篇〈上殿劄子〉，《渭南文集》卷四。

全自養，以其餘見之於文。文愈自喜，愈不合於世。¹⁷⁶

除述其養氣為文之理念，亦表露不趨流俗、堅守己志之氣魄。以上諸篇，有屬於南宋志士的言事議政之奏章，亦有文士自抒堅持之書啓，慷慨之辭氣雖不似其詩所表現得濃烈，仍屬其文中較為直進、豪氣之風格。此類議論性質的文字，隨其於紹熙年間罷歸故里、決意終老鄉間後，則已不復可見。

而陸游於入蜀期間，因於蜀地山川風物、才士豪傑之感染，加以其曾入征西幕府、接近其從軍報國之願的經歷，多激發其慷慨豪壯之情懷。因之在此期間所作詩文，特呈顯一股雄健之氣。此於多篇建物記最為明顯，如其於夔州通判任所作之〈東屯高齋記〉，因遊東屯杜甫舊宅，興起對遺迹湮沒以及詩人遭遇之慨歎：

少陵非區區於仕進者，不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貞觀、

開元之治，而身愈老，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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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情調正與杜甫「沉鬱頓挫」之詩風相合，悲其志大才高而不得所用、命愈乖蹇，實則亦藉此抒其同於古人之壯懷以及始終不得志之悲憤。語雖悲壯，卻也示其上追古人、不易其志之胸懷。另如〈靜鎮堂記〉，述王炎奮進與沉穩兼具之風範，由「公方弼亮神武，紹開中興，異時奉鑾駕，奠京邑，……然後能究公靜鎮之美云。」之陳述，可見其對王炎幕府來日之功績抱持著高度期盼與樂觀心態。

其後所作〈籌邊樓記〉、〈銅壺閣記〉，¹⁷⁸則分就其時成都制置使范成大先後修建的樓閣，表達對其博聞強記、謀畫於未然之才略的稱揚，尤其後篇「天下之事，

非先定素備，欲試為之，事已紛然，……識者以此知公舉大事不難矣」，則顯著透露對其建功立業的期許。類此堂、樓、閣之題材，除突顯蜀地所遇人物豪氣之性格，也透顯其內心積極昂揚、與之共舉大事之壯心。

另此時所為序文，如為蜀地名士所作之〈送范西叔序〉，既為西叔兄弟身為

176 《渭南文集》卷十三，頁 72。

177 同上注，卷十七，頁 100。

178 同上注，卷十八。

黨家久受排詆之遭際抒發憤慨與不平，末尾「既以勵西叔，亦以自勵」又表露較為積極應世、自勵奮發之態度。它如〈雲安集序〉敘王公「醉墨淋漓，放肆縱橫」

之神態；〈范待制詩集序〉寫范成大為政、賦詩之隽偉風采；〈師伯渾文集序〉雖為其東歸後所作，然其與隱士師伯渾相識於眉山，序中所摹寫之壯懷豪氣亦顯是受其感染。¹⁷⁹配合蜀地之人物風範，其序文自然多有豪壯風格的呈現。

張毅於《宋代文學思想史》提及北宋文人多有「追求雄豪奇峭而歸于平淡雋永」的普遍現象，¹⁸⁰觀諸陸游詩文同有類似傾向。早年滿懷之豪情壯志，在數遭現實挫折之後，使之轉向對淡泊境界的追求。以記體觀之，其晚年記體數量、題材雖較為增多，「思想感情」則基本「趨於平和、閒淡」，¹⁸¹其中寺觀記乃佔大宗，

除顯示其寄託於佛老之思想趨向，敘景或書寫重建歷程之文字也較為平淡。另如

〈橋南書院記〉寫友人徐賡蹭蹬多年後於城中建此書院，「地僻而境勝，屋庳而人傑，清流美竹，秀木芳草，可玩而樂者，不一而足。」示其自得其樂之心境；

〈心遠堂記〉取陶詩「心遠地自偏」之語，述友朱欽則「樽俎在前，琴弈迭進，

欣然自得，悠然遐想。」悠然閒適之生活。¹⁸²昔在蜀地以樓閣記人之壯懷豪氣，

在此已轉趨為平和閒適之筆調。而為自身居齋所作之記，因有自述己懷之性質，

是以更明顯表露了其自少壯至老的心境轉變。紹興末所作〈煙艇記〉、淳熙中所作〈書巢記〉，各以煙艇、書巢名其居所，表達人生譬喻、自我調侃之意，並皆隱然透露其處於艱險之宦途中，¹⁸³卻猶自我調適、豁達以對的胸懷；然至慶元、

開禧間所為之〈居室記〉、〈東籬記〉，卻似已全將人世紛擾拋諸腦後，文字、情境俱極閒淡。〈居室記〉直以居室為名，述其晚年起居：

客至，或見或不能見。間與人論說古事，或共盃酒，倦則亟捨而起。四方

179 以上序文俱見同上注，卷十四。

180 見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頁 71-84。

181 見邱文俠：《陸游記體文研究》，頁 14。

182 俱見《渭南文集》卷廿一，頁 127。

183 二記分作於紹興卅一年 37 歲、淳熙九年 58 歲之際。前者為其初入仕途、自福州北歸、在京又歷遷職之時；後者於前一年方因「不自檢飭，所為多越于規矩」論罷，于北山述曰「近習當權，

朝政日紊，憤世嫉俗之情，難于掩抑。」見《于譜》，頁79, 267, 276。

書疏，略不復遣，有來者，或亟報，或守累日不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疎戚之間。……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徜徉坐起，亦或零落已盡，終不一往。……¹⁸⁴

平鋪直敘、平淡無波的生活描寫，脫卻少壯曾經的慷慨壯懷，呈現的是萬事不關心、隨順自然的態度。〈東籬記〉則在平淡之日常，得出栽植草木、讀書窮物之趣。其曰：

插竹為籬，如其地之數。埋五石瓮，潴泉為池，植千葉白芙蕖，又雜植木之品若干，草之品若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香以臭，擷其穎以玩，朝而灌，暮而鉏。……間亦吟諷為長謠短章，楚調唐律，酬答風月煙雨之態度。蓋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¹⁸⁵

以東籬為名，顯是效法陶淵明甘於淡泊之精神，展現陸游晚年對平淡閒適生活的追求。其在遍歷宦途波折、理想遭挫後，將滿腔豪情壯志轉為對修身養性之努力，

甘於平凡、自得自足，也就成為其晚年詩文中不時體現之調性。由少壯之奮發至晚年的自我安頓，其間之反差，確實透顯其文風之轉變。

序文方面，寧宗年間所作如〈佛照禪師語錄序〉、〈達觀堂詩序〉、〈普燈錄序〉

等，¹⁸⁶確因沾染佛家色彩而顯露較平淡之風格。〈頤庵居士集序〉所論述、摘錄之詩，¹⁸⁷同有閒淡自得之趣。此外，與前述政論文章的消減相應，陸游晚年在山陰鄉居的十數年中，題跋作品則有顯著的增長，¹⁸⁸顯示其在這段期間的古文創作趨向於短篇小品之個人書寫，投身於文藝的考究鑑賞之中。諸多書畫賞鑑之閒趣

在文檔中陸游古文特質及其與歐蘇古文關係之探討 (頁 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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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兼具豪壯與閒淡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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