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刑事醫療糾紛概況
第三節 刑事醫療糾紛特色
第三節 刑事醫療糾紛特色
第一項 低起訴率及低定罪率
依學者統計資料，醫療糾紛案件自民國 91 年至 101 年 6 月底之 偵結情形，醫師過失傷害偵查案件共 1397 件，其中起訴件數為 88 件、
申請簡易判決為 4 件、緩起訴 4 件、不起訴件數為 1292 件。過失致 死則是偵結案件 1165 件，其中起訴 125 件、聲請簡易判決 3 件，緩 起訴 30 件、不起訴處分 984 件。依此數據顯示，醫師業務過失傷害 偵查結果起訴率（含簡易判決處刑，下同)只有 6.58%，業務過失致死 案件偵查結果起訴率則為 10.98%，兩者之平均為 8.58%40。
同時期之法院判決結果，被起訴業務過失傷害之醫師共 343 人、
一審遭有罪判決僅 44 人、有罪定讞僅 24 人。被起訴業務過失致死共 355 人、一審有罪判決 95 人、有罪定讞為 29 人。故有罪定讞之業務 過失傷害僅佔 8.4%、業務過失致死則佔 8.1%41。
值得注意的是同期間內，醫審會共鑑定 5111 件案件，鑑定有疏失 及可能疏失共佔 14.8%，最後只有 50 幾人判決有罪定讞，且大多數
40 姚念慈(2014)，<醫界對於醫療訴訟的幾個迷思>，《醫療糾紛處理之新思維(一)—以臺中地院醫 療試辦制度為中心》，頁 286，元照。
41 姚念慈(2014)，<醫界對於醫療訴訟的幾個迷思>，《醫療糾紛處理之新思維(一)—以臺中地院醫 療試辦制度為中心》，頁 300，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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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17 年十三審級47，可想而知醫療鑑定與醫療糾紛判斷裁決之困難。
97 年台上字 2111 號判決亦表示「按醫療行為之對象係人類之身 體，施以相同之醫療行為，有可能產生不同之效果，其未產生預期之 療效，因素眾多，除人為之疏失外，人體反應之不確定性，亦係另一 重要因素。醫學之有限性與人體反應之不確定性，對病患而言，自是 一種不可預測之危險，但相對於治療疾病之目的，應屬可容許之危險，
故醫療行為基本上並不包含保證治癒之性質。而疾病治療過程中既有 許多不可預測之危險，對於疾病診斷及治療方法之選擇，均有賴醫師 之專業判斷及裁量。由於疾病變化無窮，因人而異，加以治療之多樣 性、效果之不確定性，因此難有統一之治療標準。」
因此，縱使由醫療專家做事後鑑定，也不見得能準確推演出醫師 醫療行為當時的思考與判斷，更別說是非醫學領域裡的法官或檢察 官，並不易有判斷醫療行為的能力，只能仰賴鑑定報告之說明，由此 可見判斷醫療糾紛之困難。
第三項 高度仰賴鑑定結果
於大陸法系的鑑定人模式中，由於鑑定人是中立的，其扮演的角 色類似法官助手，雖然法官並非得按照鑑定意見而為判決，然而由於 法官不見得具備審查專業鑑定意見之能力，所以鑑定人即可能從法官 助手變成法官的主人48。
我國由於醫審會屬於行政院衛生福利部之官方機構，故法官大部 分仍會採用醫審會之鑑定報告，根據研究顯示，醫療訴訟進入法院審 理後，法院引用鑑定意見而形成法院心證者，比例達 83.0%。其中刑
47 林萍章、王俊彥(2017)，<急診腦出血案-病歷是證據之王嗎？>，《月旦醫事法報告》，第 3 期，
頁 90。
48 楊哲銘(2015)，<鑑定於訴訟外醫療糾紛解決機制之必要性探討>，《醫事法學》，第二十二卷第 一期，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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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鑑定結果有利於醫方時，醫方之勝訴率則高達 93.6%49。若從地方 法院觀察，其判決結果與鑑定意見亦具有高度一致性，在鑑定認為醫 療行為有疏失的情況下，法院有 61.8%也會評價具有過失；若鑑定認 為無疏失，法院則 95.6%會評價無過失50。
這使得醫療糾紛的鑑定報告常是醫療訴訟中的「證據之王」。審理 過程中，幾乎完全以鑑定結論為判決之唯一依據，大幅地削減或排斥 其他證據的證明作用。因此醫審會就像實際判決的決定者，易被人質 疑有行政干預司法之嫌51。
採用鑑定結果可能被質疑行政干預司法、不採鑑定結果則被質疑 其裁量有瑕疵。此亦為法官或檢察官之為難之處。
49 吳俊穎、楊增暐、陳榮基 (2015)，<醫療糾紛鑑定意見對法官心證之影響>，《科技法學評論》， 12 卷 1 期，頁 115-124。
50 劉邦揚(2011)，<我國地方法院刑事醫療糾紛判決之實證研究>，《科技法學評論》，第 8 期第 2 卷，頁 289。
51 李聖隆(1999)，<我國醫療糾紛鑑定實務的探討>，《刑事法律專題研究（十六）》，司法院第 39、
40 期，司法業務研究會研究專輯，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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