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刑事醫療糾紛概況
第一節 醫療訴訟現況
第二章 刑事醫療糾紛概況
第一節 醫療訴訟現況
第一項 醫療行為與醫療糾紛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基於醫政管理上需求，曾經對於醫療行為給予 定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者，是民國 81 年時，衛署醫字第 8156514 號解釋：「按醫療行為，係指凡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
殘缺為目的，所為的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察、診斷之結果，
以治療為目的，所為的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的全部或一部 的總稱。」
此解釋包含了主客觀的二層要件，主觀上是行為乃以治療、矯正 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亦即為醫療的目的），客觀上 則是必須其行為係診斷、處方、用藥、麻醉、施行手術、各種檢驗、
心理諮商、復健、護理、給藥、助產、職能治療、呼吸治療、語言治 療、營養調配、聽力、鑲牙等等各種醫事人員業務上行為（亦即為醫 事人員業務上行為），符合主客觀要件始屬於醫療行為，二者缺一不 可。民國 91 年衛食字第 091002479 號函、衛署醫字第 0190047110 號 函示有關「醫療行為」之定義，亦是採相同之看法。
因此根據以上釋示，醫療行為應包含兩大類：第一大類為以治療、
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的診察、診斷及治療 之行為；第二大類為基於診察、診斷之結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的 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之行為2。我國醫師法第 11 條對於醫師執行 業務的行為，則使用「診察」、「治療」、「開給方劑」、及「交付診斷」
2 郭吉助(2008)，〈論醫事法律上之醫療行為(一)由法制面談起〉，《法務通訊》，2979 期，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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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為醫療行為之內容。
醫療糾紛之定義，文獻上是指病患認為在就醫過程中受有醫療傷 害，而向醫師有所主張3。而英美法上所稱 medical malpractice 的概念、
以及「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上所指之醫療糾紛則是指「醫 udy of Patients and Relatives Taking Legal Actions>，《THE LANCET》，1609，p 1609-13。
6 法務部 101 年 8 月 1 日新聞稿，http://www.moj.gov.tw/fp.asp?xItem=276862&ctNode=27518 (最 後瀏覽日：2017/12/31)
7 財團法人醫療改革基金會官網http://www.thrf.org.tw/medicaldisputes/1695。(最後瀏覽日期：2 018/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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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財團法人醫療改革基金會官網，http://www.thrf.org.tw/archive/351 (最後瀏覽日：2018/01/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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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7.6%)、其他鑑定則佔 184 件(1.9%)11。由鑑定件數可發現，我國醫 療鑑定是以刑事糾紛為大宗12，佔了鑑定原因的 80.4%。而民國 76 年 至 103 年止，鑑定結果無疏失者為 6539 件，有疏失者為 900 件(圖 2)，亦代表申請鑑定之潛在醫療糾紛中，醫療無疏失之比例高達 69.5%，此數據對醫界而言，表示大多數的醫療行為並無疏失卻必須 承受訴訟之累；對病家而言，則是代表示採取法律訴訟後，多數亦無 得到補償或賠償之結果。
11 衛生福利部官方網站，http://www.mohw.gov.tw/CHT/DOMA/DM1_P.aspx?f_list_no=936&fod_lis t_no=5779&doc_no=55475（最後瀏覽日：2018/01/31）
12 學者認為刑事鑑定多於民事鑑定原因在於我國民事醫療訴訟有 42.2% 兼採刑事訴訟手段，故 審理民事案件時，常已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取得鑑定報告，不須再重複送鑑定。吳志正（2015），
<論醫事鑑定與法院之實質審判權>，《醫事鑑定與法院之實質審判權》，元照，頁 6-7。
6539 900
669 545
409 49
76-103年鑑定結果統計
無疏失 有疏失 無法認定 可能疏失 非醫療糾紛 撤回未審議
圖 2 衛福部 76 年-103 年鑑定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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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醫療糾紛逐年遞增
從圖 1 亦可顯示出從民國 76 年至 103 年，每年受理之醫療糾紛 鑑定數量有逐年遞增之趨勢，也代表著每年的醫療糾紛數量亦是不斷 成長。根據學者統計，每年每千名醫師即產生 8.5-10 件鑑定案13。
造成如此醫療糾紛日漸增加現象的原因可能包括：醫療服務提供 量逐年成長、醫療科技進步與民眾期待之落差、以及病患權利意識逐 漸高漲等因素。
一、醫療服務提供量逐年成長：
民國 84 年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實施後，民眾所需要負擔的醫療費 用大幅降低，相較於其他國家，我國的醫療費用更是廉價。而許多民 眾也產生醫療「吃到飽」的錯誤觀念，甚至越不重視健康、越不做好 醫療保健而致重大傷病時，反而可以拿到一張宛如 VIP 免費金卡的
「重大傷病卡」，讓醫療費用更為降低。
而台灣人口結構逐年老化，亦造成了醫療需求逐漸增加，根據衛 福部統計資料14，健保支出從民國 84 年的 1568 億成長到 105 年的 5380 億，成長為 3.4 倍。健保支出即代表著醫療費用支出。在醫療需 求增加之情況下，健保保費及總支出成長跟不上需求，導致醫院管理 階層無多餘資金增聘更多醫療人力，只能壓搾原有醫療人員並要求達 到目標業績，在診療時間有限、醫護體力達到極限之情況下，也容易 造成醫病溝通不良，醫病之間的不滿情緒也使得醫糾不斷增加。
二、醫療科技進步與民眾期待之落差：
13 C.-Y. Wu, H.-C. Weng and R.-C. Chen (2013), <Time trends of assessments for medical disp ute cases inTaiwan: a 20-year nationwide study>, 《Internal Medicine Journal》, Volume 43, Issue 9, pp 1023–1030.
14 衛生福利部官網。https://dep.mohw.gov.tw/DOS/cp-2802-9893-113.html (最後流覽日期：2018 /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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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是日新月益的一門科學，在醫療儀器日益準確及普及之情況 下，許多以前不易診斷或治療的疾病，現在藉由高科技的輔助，不管 診斷率或治癒率皆已大幅提升15。而各大醫院為提升醫院形象，亦投 入大量金錢購買高科技機器，形成「醫療軍備競賽」。民眾接收到這 些廣告訊息，對於醫療的期待也越來越高，然而當民眾選擇自費之高 階醫療，結果卻不如預期時，之間的反差亦容易形成醫療糾紛。
三、病患權利意識逐漸高漲：
隨著教育普及以及民眾法律知識之提升，病患越來越了解自身就 診時的權利，例如病患「知」的權利，早期醫師的「告知義務」傾向 形式上的告知，如只要有病人或家屬的手術同意書，在法律上即可視 為已得病患同意16。但最高法院 94 年台上字第 2676 號判決則表示：
「若僅令病人或家屬在印有說明事項之同意書上，冒然簽名，尚難認 已盡說明之義務。」「在一般情形下，如曾說明，病人即有拒絕醫療 之可能時，即有說明之義務」，醫師應盡的告知說明義務已由父權主 義的「理性醫師標準說」轉為由病人自主決定的「具體病人標準說」。 隨著醫師執行醫療行為前的告知說明日漸重要，因此對醫療行為有爭 議的病患或家屬就越來越傾向以違反告知義務而提起訴訟17。
以上這些因素，皆可能造成了醫療糾紛與日漸增的狀況。
第四項 病家習慣以刑逼民
如前所述，我們醫療鑑定有 80.4%屬刑事案件，只有 17.8%屬民事 案件，這些為數眾多的刑事訴訟，耗費了許多司法資源。雖然學者統 計，自 2002 年至 2007 年間，法院審理之醫療訴訟民事案件共 664
15 例如二十年前，頭部斷層掃描不僅費用昂貴，掃描一次亦需 30 分鐘，現今費用不僅降低，掃 描時間在 5 分鐘內即可完成。另外許多傷口小、復原快的微創手術亦取代了傳統手術，手術成 功率亦大幅提升。
16 張家琦(2007)，<醫療糾紛民事責任與訴訟實務>，《法官協會雜誌》，第 9 卷第 1 期，頁 44。
17 張麗卿（2013），<刑事醫療判決關於告知義務變遷之研究>，《東海大學法學研究》，第 39 期，
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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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刑事訴訟共 453 件18，乍見之下似乎民事案件多於刑事案件，然 而此統計為進入法院程序之案件數量，若將刑事偵察階段的案件納 入，刑事案件將遠遠大於民事案件數量。
因此，這種「以刑逼民」之現象亦是我國醫療糾紛之特徵19，病家 習慣啟動刑事訴訟程序而爭取民事求償，可能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民眾蒐證不易
刑事訴訟之舉證責任在於檢察官，檢察官可以運用公權力調查證 據，強制醫院或醫師提供相關病歷並送醫療鑑定。民事訴訟則是採當 事人進行主義，原告必須負起舉證責任，若提不出有力證據說服法院，
則可能受到敗訴判決20。
民眾若採民事訴訟，因負侵權行為之舉證責任，必須自行申請病 歷並自費鑑定。縱使民眾克服萬難取得病歷或鑑定報告，但醫療領域 過於專業，病家靠自身能力亦不容易解讀，亦不易自行抽絲剝繭找出 醫方違反醫療常規之處。由於侵權行為的舉證責任、以及因果關係間 的證明困難，民眾只好採取刑事訴訟21，由檢察官負擔相關舉證責任，
以達到獲取賠償之目的。
二、給予醫界壓力
刑事訴訟有檢察官之公權力介入，醫方必須配合調查提供相關證 據資料，且若經法院判決有罪，則必須面臨國家課予之刑責。於醫病
18 吳俊穎、楊增暐、賴惠蓁、陳榮基(2014)，<醫療糾紛民事訴訟時代的來臨—2002 年至 2009 年 臺灣醫療訴訟之案件分析，《實證法學—醫療糾紛的全國性實證研究》，頁 86。
19 陳榮基(1994)，<臺灣醫療糾紛的頻率與原因的分類>，《臺灣醫界》，第 37 卷第 6 期，頁 102。
張麗卿(2010)，<刑事醫療糾紛之課題與展望>，《檢察新論》，第八期，頁 143。
20 游悅晨(2017)，<強化調解功能之醫療糾紛處理機制—兼評「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
草案>，《月旦醫事法報告》，第 11 期，頁 157
21 蔡惠如(2004)，<台灣醫療糾紛之法律課題>，《月旦民商法雜誌》，4 期，頁 128。朱柔若、林 東龍(2003)，<醫療公道如何討？台灣醫療糾紛處理機制弊病之探索>，《醫事法學》，11 卷 3-4 期合訂本，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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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之當下，民眾不僅希望醫方賠償，也希望能夠「教訓」醫方22， 因此藉由國家公權力壓迫醫方、給予醫界壓力，此亦是病家捨民事就 刑事訴訟之原因之一。
三、節省訴訟費用
民事訴訟是採有償主義，原告必須先繳納裁判費，在能否成功求 償都還無法確定之情況下就必須先一筆支出，相較於此，刑事訴訟並 不須繳裁判費用23。此對於已受「傷害」的病家而言有一定誘因。
且病患提起刑事訴訟之後，醫師若經由檢方調查證據及鑑定並起 訴後，病方可以藉此追加附帶民事損害賠償，如此即可減輕自身之訴 訟費及律師費用之負擔，此也是我國醫療刑事訴訟多於民事訴訟之原
且病患提起刑事訴訟之後，醫師若經由檢方調查證據及鑑定並起 訴後，病方可以藉此追加附帶民事損害賠償，如此即可減輕自身之訴 訟費及律師費用之負擔，此也是我國醫療刑事訴訟多於民事訴訟之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