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族自決權內涵與進路

宣言草案第 3 條主張原住民族享有禁止歧視、完整的文化、土地與自然資 源、社會福利與自我統治的權利，並可據此權利，自由地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及 自由地追求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再結合宣言草案第 31 條至 36 條所揭櫫之原 住民族自決權內涵，約可分為內部事務的控制權、自治司法權、跨境民族國際交 流權、締約權與國際申訴權(高德義，2004a)。

（一） 內部事務的控制權

部落社會與宗教信仰的瓦解，語言之喪失與族類人口的質變，清楚地告 訴我們：原住民乃是一群屬於黃昏的民族。黃昏意識正是他們靈魂身處 最深的煎熬、困惑與真實。無論從文化、歷史或現實空間來說，身為原 住民，我們無法不面對由黃昏慢慢步入黑夜之民族處境，而偏離對這個 處境的認識所種種反省、設計，皆是不中肯的。（孫大川，1991：118）

當自決權的範圍不僅從對外自決轉到對內自決，其內涵亦開始兼重政治自決 和經濟自決，亦即現代的自決概念已不限於政治領域的自決，也包括對自然財富 和資源的永久主權（高德義，2004b：23）。如宣言草案第 31 條即為內部事務的 控制權，主張原住民族有權在有關其內部和當地事務⁶⁴的問題上實行自治，並例 示文化、宗教、教育、宣傳、媒介、保健、住房、就業、社會福利、經濟活動、

64自決權之「內部事務控制權」和「自治區」甚至「土地權」，是不同概念下的產物，自決 權是「民族權」的下位概念，而原住民在行使自決權時，有可能要求政治分離，也有可能接受文 化整合、或同化；在光譜上的這兩個極端中間，原住民也可能有條件地接受不同形式的自治，具 有極大的空間與可能性，故設置自治區其實是「引申而來」 (derived) 的權利，而自治區的實現 也要立在土地上面（屬地的自治），但土地權乃是「原住民主權」(indigenous sovereignty)所派生，

原住民若要真正體現自己的主權，終究要回歸對土地的掌控（施正鋒，2005）。易言之，無論是 內部事務控制權的行使或土地權的行使，自治區都只是一個可能的選擇或做法，而非唯一目的，

土地和資源管理、環境等自治職能（林柏年，2005a）。

以南勢阿美族為例，從楊仁煌（2004）的自身經驗及其研究中顯示其搭蘆庵

（TaLuan）會所文化，一直扮演著傳播及永續發展部落文化之重要角色，其內涵 大致有教育、政治、經濟、社會、知識、藝能、宗教等⁶⁵，因為搭蘆庵有宗教、

教育中心的實質功能，阿美族人之價值觀，人格發展，及意識形態有形無形都受 到搭盧庵文化的影響，且其部落組織中之年齡階級自治功能更可團結一致對外具 有軍事政治意涵，統治者以集中式之運動會來取代，將「收穫祭」改成「月見祭」

或「豐年祭」，皆是從其民族的文化核心操控族群意識，故而內部事務控制權的 復振，將可避免由上而下的政治操弄，但如何落實在當今的法政體制中？易言 之，如何將傳統文化落實於當代法政思維邏輯的法律規範中？二者的結合，勢必 有所衝突，且當代原住民族內部事務已與政黨、教會或社運組織等團體糾葛不 清，部落倫理規約也岌岌可危，若一味獨尊民族傳統忽視現實，無異於重新建構 當代的族群意識，但若過度向當代主流法政現實傾斜，則內部事務控制權的意義 也不復在（林柏年，2005a）。

廖咸浩（孫大川，2003：265-266）認為孫大川運用黃昏比喻原住民當今的 處境，主要在呼籲避開博物館化，泛政治化，及浪漫化等三大陷阱，尤其透過政 治解決原住民問題會讓人忽略「文化和歷史的反省」，雖意識原住民真實生活情 形，卻忘了他們的黃昏性格，泛政治化的原住民社會運動很容易淪為主流政治勢 力鬥爭的樣板，故孫大川諭以存在主義式，對死亡敞開性的觀念，進一步去了解 傳統，而非屈服於漢族社會的世俗、功利的價值觀，但此開放（可能會被強勢文 化所淹沒）或是封閉（可能會與世隔絕），如此後殖民的困境，是在思考內部事 務控制權無法避免的二個面向。

楊智偉（2004a）依據部落會議的調查與共識（原住民族自治制度研究規劃 報告），認為國家需先承認並回歸原住民其傳統領域之自然主權，建立學習、發 展型的自治，讓原住民族發展部落自我管理、自我防衛、自我療養、問題解決的 能力，進行部落自治的能力建構（capacity building），換句話說，原住民族自決 不是替政府解決原住民困境的工具，而是還給原住民族更多權力及空間，讓原住 民族自己有解決問題的權利和能力，而這也是建構內部事務控制權的一個思考模 式（林柏年，2005a）。

65 類似原住民族傳統「決策」中心的組織型態或制度，還可見於卑南族的 Palakuan、達悟 族 的 漁 團 組 織 、 阿 美 族 的 年 齡 階 層 制 度 與 會 所 制 度 、 鄒 族 長 老 群 組 成 的 部 落 會 議

（yubeyahnguyu）、泰雅族的 Gaga（賽德克稱 Gaya）等（林柏年，2005a ）。

（二） 自治司法權

從宣言草案第 4 條、第 20 條、第 26 條與第 33 條可推知，原住民族有權維 護和加強其獨特的法律制度，且可按本身意願通過自己決定的程序充分參與制訂 對自己可能有影響的立法措施，並有權要求國家充分承認法律、傳統、習俗、土 地所有權制度以及資源發展和管理體制，並根據國際肯認的人權標準促進、發展 和維護其機構體制及其獨特的司法習俗、傳統、程序和慣例。但從我國建構中的 原住民族自治制度相關討論中可見，多是以行政權為核心的論述，關於司法權與 立法權的討論是偏少的⁶⁶，援引地方自治的法理⁶⁷可知，地方立法權為地方自治 的核心，此亦為釋字第 498 號解釋所肯認⁶⁸（林文清，2004：46-47），而法律制 定之結果也直接影響原住民族自治之成效，故而自治區的立法權探討有其必要 性。但法律的執行則有賴於（廣義）司法權的行使，民族自治是否應享有司法權，

若依台灣現行地方自治制度觀之，我國憲法有關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劃分，分別於 憲法第 107 條至第 110 條中詳細列舉規定，司法制度乃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⁶⁹， 是以現行地方自治中地方之權限未含司法權，並無中央與地方司法權劃分之問 題。今日台灣之司法權既為中央所有，並有其不可分割之特性，原住民族自治組 織應否享有司法權，亦將是本文討論之重心，故本章以此為例深入探析，詳見本 章第四節。

66黃居正（2004）認為幾乎所有原住民的人權議題，大自原住民族主權、特定區域之開發、

國家公園的劃設，小至獵場、祖靈地與傳統智慧與技藝的歸屬與保障，均圍繞「財產權」這個基 本的核心概念，然而在台灣市民權利（civil rights）結構處於發展初期，以繼受法為財產法體系，

將原住民財產權視為獨立於主流財產權之外的平行論述，卻未受到廣泛的討論，遑論承認。

67 自治（self-government）包含二種意義，一為「自主」（independence），意謂自治權之權 利主體，就其自治範圍內之事項擁有最終的自主決定權，而得排除來自外部的干涉、侵害；一為

「自律」（autonomy, self-control），意謂該權利主體必須具有自我管理、克制的意願與能力；若 其為團體，則須以民主、合理之方式，以形成該團體的共同意思（許志雄等，1999：372）。

68 釋字第 498 號解釋揭示一.地方自治為基於住民自治之理念，地方自治具有垂直分權的功 能。二.地方自治團體分別辦理自治事項、委辦事項，在憲法及法律保障之範圍內，享有自治與 獨立之地位。三.地方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綜理上述自治事項、委辦事項時，下級政府自受上級 政府為適法或適當與否之監督（林文清，2004：47）。

69 中華民國憲法第 107 條：「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1.外交。2.國防與國 防軍事。3.國籍法及刑事民事商事之法律。4.司法制度。……13.其他依本憲法所定關於 中央之事項。」

（三） 個人義務原則

在探討宣言草案中關於原住民個人義務的規定之前，可以先去看非洲人權和 民族權憲章，自該憲章可看出，其相當強調族群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凸顯鮮明的 區域特點，尤其強調權利與義務並存，憲章序言在列舉原因和宗旨時就指出，每 一個人對權利和自由的享有，同時意味著必須履行義務。且憲章第一部分的標題 即為「權利與義務」，在列舉了「人權和民族權」之後，單列「義務」於第二章，

首先確認個人對家庭、社會、國家、社區、國際社會應負有義務基本原則後，列 舉了個人應負有的八項義務：1.維護家庭的和諧發展並為家庭的凝聚力和尊嚴而 盡力，時刻尊敬父母，必要時贍養父母；2.為本國社會服務，盡其體力和智力之 所能，聽任使用；3.不論他是該國國民還是該國居民，均不得危害國家安全；4.

維護和加強社會和國家的團結，尤其是當後者受到威脅的時候；5.維護和鞏固本 國的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並為捍衛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貢獻力量；6.竭盡所能 地工作，並交納為社會利益依法徵收的賦稅；7.在與其他社會成員的關係中，本 著寬容、對話和協商的精神，維護和加強非洲文化的積極價值，並且一般地為促 進社會道德的健康作出貢獻；8.不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層次上均須為促進和實 現非洲統一而貢獻力量，這些對義務具體且詳盡的規定，在世界各種人權約法中 獨樹一幟（馬瑞映，2000；房廣順，2001；Thornberry, 2002：244-264）。

宣言草案雖僅扼要規定「原住民族集體有權確定個人對其社區應負的責任」

與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詳實羅列有所不同，但宣言草案將原住民個人應盡義務

與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詳實羅列有所不同，但宣言草案將原住民個人應盡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