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原住民族集體權之法律機制－以自決權為中心
第二節 原住民族自決權源起與意義
一千八百萬人自決的口號 聽不到我們的嘆息 平等和博愛、正義與公理
早將我們遺棄（莫那能，1989：97-98）
「民族自決權」濫觴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 Woodrow Wilson 之「民 族自決」主張，對於民族主義者而言，民族自決權是用來支持獨力建國 民族運 動的最高原則，實踐自決權之目標可分為獨立 自治，或外部自決 內部自決
（Lehning 著，許雲翔等譯，2002：39-69；施正鋒，2003：45），因 Wilson 民族 自決的主張，而簽署的一連串國際條約，在承認奧匈帝國、巴爾幹半島的各民族 有自決權後，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波蘭、芬蘭、立陶宛等相繼獨立，
但另一方面，英、法與日等國卻在瓜分原屬德國的海外殖民地，故美國遭質疑透 過普遍人權的解釋，進而操縱國際事務，甚至當主張血緣論，強調民族至上，並 有權統治其他民族的法西斯主義崛起，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與普遍 人權之聯繫開始有所改變（潘志平，1999：163-164）。
民族自決權的明確界定首見於「 公民權及政治權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 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一九六六年，第 1 條），指出：「所有的民族享有自決權」， 並在第 2 款賦予「所有民族可以自由處分其天然財富及資源」，同時在第 3 款敦
促簽約國「促成自決權的實現」，但遭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即是何謂「民族」56（施 正鋒，2002：47）？
Anderson（Anderson 著，吳叡人譯，2003）視民族57為「想像的共同體」， 以認知的具體歷史過程塑造真實的各種條件，具有期盼的想像，包含著政治的願 景（vision），民族的客觀特徵不再重要，從此觀點，回顧聯合國大會一九六Ｏ年 的「許諾殖民地及民族獨立宣言」第 6 款的但書，民族自決權的行使不能破壞國 家的民族團結（ national unity）及領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曾建元，2005）。
故施正鋒（2000；2002：47-49）認為，原住民族被排除適用自決權而獨立的對象
58，例如公民權及政治權國際公約第 26 條，強調「個人」（persons），並在各國 代表擔心少數族群尋求分離與新移民的衝擊下，也僅提及「族群、宗教、或語言 的少數團體」，而避談自決權，到了一九七五年，國際法庭的「西撒哈拉判例」
中，以民族而非國家為自決權的主體，至此稍加確認了自決權的民族主體地位，
但至今實踐的結果，在國際強權的現勢下，行使民族自決權的主體，被迫限定在 過去西方的殖民地，仍不含鐵蹄下的弱小民族，包括被國家包圍陷於內部殖民的 原住民族59（林柏年，2005a）。
所以二個問題出現了，民族自決權的行使尚且多舛，原住民族自決權的地位
56 Thornberry（2002:2-9）也認為原住民族權利的保障有五個基本問題（ elementary questions）
需要解決，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界定「原住民族」，而這在台灣應是平埔族的界定較有爭議，其 他已由官方認定為原住民族者，問題比較不大，但仍不時會有質疑原住民族族群地位正當性的論 述出現（詳細論述可見孫大川，2000），如二ＯＯ四年呂秀蓮的矮黑人事件。
57 Hobsbawm（Gellner 著，韓紅譯， 2001：2）指出，如果不對「民族」這個名詞以及他所 派生的有關詞彙有所了解，就無 法對人類近二個世紀的歷史有所理解。 Ernest Gellner（Gellner 著，韓紅譯，2001：8-9）則指出，「民族和國家一樣，同是偶然的產物，不是普遍存在的必要。
民族和國家並不存在於所有時期和所有條件下。……民族主義認為，民族和國家註定是連在一起 的；哪一個沒有對方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一場悲劇。但是，在兩者結合在一起之前，各自得先出 現才行，而且它們的出現是獨立、偶然的。」故民族主義及民族國家都絕非如此地神聖永恆，相 反，它們都是歷史與人為建構的產物。從時間上來看，這些想像的造物「是從種種各自獨立的歷 史力量複雜的『交匯』過程中，自發地萃取提煉出來的一個結果；然而，一旦被創造出來，他們 就會變得『模式化』，在深淺不一的自覺狀態下，它們可以被移植到許多形形色色的社會領域，
可以吸納同樣多形形色色的各種政治和意識形態組合，也可以被這些力量吸收」（Anderson 著，
吳叡人譯，2003：譯者導讀）。
58「國際友誼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宣言」（一九七Ｏ年）重申「聯合國憲章」所揭櫫的 民族自決權，卻又加上限制條款，禁止自決權的行使侵犯現有國家領土完整的，此無異斷絕原住 民族尋求獨立的可能（林柏年，2005a ）。
59 國際上對外自決的權利被認定是所謂的「鹽水」或「藍海」的去殖民化原則，主張殖民 地的資格決定於該地是否與殖民者隔著海洋，而被國家包圍陷於內部殖民的原住民不被視為被殖
想必更加勢微，Tatz（1980:281-282）認為主因在於原住民族未被視做「政治上 的關鍵」60（Political issue），Riggs（轉引自施正鋒，2002：49）也認為被包圍的 領土（enclave）不可能獨立（或對外的自決），務實的訴求是自治（或對內的自 決）。宣言草案第 37 條規定：「各國應同有關原住民族協商，採取有效和適當措 施，充分實施本〈宣言草案〉的規定。本〈宣言草案〉所承認的權利應以能為原 住民族實際利用的方式通過和納入國家立法。」這就說明了原住民族的自決權在 宣言草案中地位的特殊性，原則上它仍須從屬於國家主權，但另一方面，它又有 權自決其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且其自決權除了通過原住民族與國家間 的公法契約來保證外，也被要求納入國家立法（曾建元，2005）。
讓原住民族具一定程度的自決權限或在國家中的傳統領域實施自治，或可消 弭國家統治團體對分離的擔憂61，而訴求重新定義與澄清，以多元民族文化為根 本，取代單一民族或優勢民族獨自締造的國族形構（見民進黨族群多元、國家一 體決議文）。而相關主張或精神也可見於我國原住民族基本法，該法第 1 條即規 定：「為保障原住民族基本權利，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 關係，特制定本法。」，且同法第 2 條即明文規定原住民族係指既存於臺灣而為 國家管轄內之傳統民族，故基本法乃在未提及原住民族對外自決的前提下所設 計，不過當然，任何人或民族對外自決的權利乃舉世所公認，基本法不可能也沒 必要限制我國原住民族對外自決的可能主張62（林柏年，2005a）。
本文刻意區隔原住民族與一般民族自決權的原因，在於原住民族和一般民族 的不同點，反映在其自決權限的內涵，如原住民族的特殊性常伴隨著主流社會偏 見與歧視63，從結構和制度上貶抑原住民族之自我認同（詳見本文第五章），自 我降低社會角色的扮演（social degradation），進而造成孤立感和羞愧感（許木柱，
60 Tully (轉引自施正鋒，2000) 指出，十七世紀以來的現代憲政主義隱含兩個前提：只有民 族的文化才值得承認，而民族的承認應該以國家的形式來獲致。這種「一族一國」的西方傳統，
要求原住民以主流價值所建構的規範來作訴求，否則，根本不會被納入考慮。因此，原住民被迫 要使用「民族」、「主權」、「自決」等外來用語作論述，要求墾殖國接納他們。 墾殖國卻又想盡辦 法嚴格限制民族身份的認定，以技術來裁定其要求無效，以防止國家數目的成長。
61 Morris（轉引自施正鋒，2000）指出對原住民來說，他們的土地被侵略、被強行納入所謂 的國家，完全未經其同意；既然他們從未放棄主權，因此自決權的行使，不管是不是選擇獨立，
根本無所謂分離主義與否的問題。
62 高德義（2004b：24）認為人民自決權在國際法上已是基本原理，雖實踐上常與民族國家 及絕對主權概念相衝突，但原住民族之追求自決，不應限縮對外自決權，因為分離獨立是反壓制、
爭自由福利的最後手段。本文亦採相同見解，且依宣言草案第 44、45 條規定，本不可排除原住 民族對外自決的權利，但因本文著力於內國法的權利法制化，故對外自決非本文所著力之重點。
63偏見是停留在態度的層面，而歧視已進入行動的層次。
1994），此即 Allport（轉引自趙中麒，2001：8）所稱之偏見的本質（nature of prejudice），並因此形成歧視，並且在國際現勢下，族群常成為國際強權操弄的 對象，如中東的庫德族（唐智超，2001），或者在建立國族主義時忽視原住民族 之特殊性，如過去中華民族或現在台灣民族的建構，所以原住民族自決權最大的 意義就是促進終結殖民，讓受壓迫的民族重新創造新的政治秩序。故如何在不同 於一般民族自決權之意義外，建構符合原住民族之特殊性，並達成族群正義之原 住民族自決權內涵，此乃探究原住民族自決權之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