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農業

過去原住民傳統社會中的勞動目的是為了生存，多以家戶或部落為單位進行 生產，以供應族人們生活所需，因此種植規模有限，且多為糧食作物。過去人文 科學社會領域針對原住民的研究，因為族群文化的獨特性，二元觀點經常被用來 理解原住民／漢人、部落／市場、傳統作物／經濟作物，這樣的取徑不只停留於 學術上的辯證，也影響了社會大眾看待原住民農業發展的方式。由於原住民傳統 上的耕種、採集、打獵活動，皆有著自給自足的特性，因此過去許多討論原住民 日常耕種與勞動的研究，傾向於將原住民與市場切割為兩個相互衝突的主體

（Rodríguez-Piñero, 2005）。

延續這樣的觀點，傳統作物的生產，被認為象徵著傳統文化的實踐與傳承，

傳統的社會制度、人地關係體現於勞動分工的過程中。而相對地，經濟作物的出 現，則多被理解為異化的象徵、外來的知識體系、來自殖民者的剝削、資本主義

的入侵。對此，我認為原住民文化當然是重要的資產，但文化是在日常實踐中所 累積形成的生活方式，並非固定不變的存在。另外原鄉咖啡的存在，卻也模糊了 上述經濟作物與傳統作物的界線，雖然咖啡的確是由日本人引進，咖啡產量也在 百年內經歷了幾次的消長，其蹤跡卻從未完全消失於泰武，甚至現在還能找到日 治時期至今樹齡約七八十年的咖啡母樹。這樣的發展脈絡反映的是，咖啡早已成 為當地地景的一部分，身體記憶與族群認同也體現於藉由土地傳承、日常勞動中。

如今隨著原鄉咖啡的市場逐漸擴大，從族人如何強化咖啡與原住民的關係論述、

咖啡商品的設計包裝上，我更看到咖啡更成為文化的另一種載體。

以資本考量出發，原住民農業研究主要關注的焦點又可被分為兩個。首先是 農業資本何以／如何進入？第二點則是特定作物的耕種如何改變族人的生計與經 濟能力？首先，許多經濟作物在所需的資本、技術，都是來自外界且大規模的進 入原鄉（鄭瑋寧，2010），例如集中於台灣中北部的原鄉茶產業，最初都是由漢 人帶著大量的資本技術進入，漢人作為投資者，原住民則多擔任田間管理、加工 作業的勞動力來源（賴思妤，2017），除了利潤分配上的差異，原保地的買賣交 易也容易土地的破碎，最終除了可能弱化原住民在農業生產鏈中的角色位置，族 人的歸屬感更可能因為生計無法滿足而感到掙扎。

不過在泰武以及周邊其它發展咖啡生產的原鄉部落，咖啡產業的資本，除了 來自政府的補助，大部分則是來自族人以個人、家戶的層次小規模導入。藉由了 解咖啡產業究竟吸引甚麼背景的人投入，我發現到不論是出外從事基層勞動的，

還是在軍公教單位服務的族人，都利用勞動所累積的資本帶回部落、投入產業。

當然咖啡產業的資本來源與規模之所以這樣呈現的原因很複雜，除了與精品咖啡 文化在台灣尚未成熟有密切的關係，另外咖啡的採收加工雖然需要勞動力密集投 入，卻不一定要使用大型資材，因此族人多選擇透過家族、部落的網絡進行分工。

另外因為具備生產其他經濟作物的經驗，族人也有意識地將資本內部化，以降低

在農業生產過程中被剝削的可能。因此藉由原鄉咖啡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資本 的移動十分矛盾而複雜，被剝削／避免剝削、離開部落／回到部落，我們可以看 到族人長期以來在歸屬感上所經歷的掙扎。同時既然產業發展的資本主要都來自 部落，在此脈絡下，那麼哪些人具備較高的資本能力？資本多寡如何影響族人之 間主導權與話語權的差異？也成為我們應該更密切關注的面向。這樣的現象同時 也提醒在從事原住民研究的學者，不應該將原住民視為均質化的存在，而要透過 研究挖掘並呈現出部落內部的異質性。

延續上述分析原鄉農業資本進入方式的研究取徑，另一種則是分析族人的經 濟能力如何隨著所選擇生產的作物種類而改變。透過國家的農業政策，我們不難 發現在許多執政者的觀念中，認為經濟作物相對糧食作物能有效增加農戶收入、

改善生活，但在原住民經驗中這樣的觀察便顯得太過簡化。就有研究指出因為貨 幣與市場概念的不成熟，使得原住民族在主流社會中，反而變得更加弱勢而邊緣。

在宜蘭縣大同鄉的寒溪部落，經濟作物的出現帶動了土地的私有化，因單一作物 生長週期有季節性且集中於一段時間，加上收成價格隨時受到市場影響，勞動報 酬不夠豐厚穩定。而季節性勞動需求，使得部落男性只得出外從事低階勞動工作，

商品化讓勞動力受到排擠（宋聖君，2011）。宋聖君認為以上改變降低了原住民 以農業作為生計的意願及比例、同時加深其對外商品的需求、市場的依賴。但在 研究中，他並沒有進一步探究這樣的轉變，對於族人的歸屬可能產生甚麼樣的影 響。尤其在族人離開部落出外就業、減少在自己土地上勞動後，歸屬感就算沒有 因此消逝，應該也面臨不同的掙扎。

因此我認為，透過原鄉咖啡的發展，我們更應該進一步去了解生活空間區位、

人與土地互動方式的改變，如何影響族人歸屬感的形塑。在泰武，咖啡產業所需 的季節性勞動，也是十分明顯，尤其因為咖啡種植於山坡地，無法以機具採收，

每年十月到二月之間，大量的勞動需求就會出現。然而咖啡並沒有造成族人明顯

的季節性返鄉現象，近幾年族人的離鄉／返鄉行動，受到莫拉克風災的影響反倒 更為明顯。這樣的發展脈絡帶出原住民在作物的選擇上，除了可能是政府推廣、

市場導向的結果，一些偶發性事件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也展現了族人移動與歸 屬感相互交織的複雜性。

然而作物選擇、農業發展所影響的不只是族人的資本能力，更可能為族群文 化帶來變數。在黃應貴（2004）的研究中，以布農族東埔社為例，族人從日治時 期開始經歷水稻、番茄、茶葉等不同作物的種植，除了不同作物的生長週期，影 響族人日常作息與傳統節慶信仰的時間外，這些經濟作物，也反映了族人們在理 解「物」時所面臨的掙扎，例如族人傾向於將賣茶所得花掉，且消費取向多為奢 侈性或共享性的消費，因為族人認為若是經過人以特殊知識體系生產出來的物，

必須提供族人之間共享，此時物的價值與意義建立於交換、贈與等社會關係之上。

而茶的生產經過知識技術的加持，因此賣茶所得到的錢留不住，且成果是必須要 共享的。由以上兩個研究可得知，經濟作物所反映的不只是貨幣的多寡，如此簡 單而已，原住民勞動與生產方式的改變、貨幣如何被使用、人口結構如何改變……，

都與農業發展密切相關的。

以上研究除了指出農耕作為一種實踐，對於文化傳承與舊有社會制度的傳承 造成了威脅，反映出研究者將「傳統」視為相對封閉固著的存在。但我認為傳統 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充滿動態且隨時都在改變。帶著這樣的關懷，才不容易 忽略實踐過程中族人們所面臨的掙扎，以及部落內部對於產業發展的不同聲音與 立場。另外宋聖君、黃應貴也分別從物質文化的角度出發，觀察非人的能動性，

並進一步將物與經濟做了連結，但卻忽略了原住民作為人的能動性。以物質文化 作為取徑的原住民研究，時常將原住民設定為所謂「傳統」且獨立於主流漢人社 會的族群，生活與文化總是被破壞、被影響、被改變，反而忽略了原住民的能動 性，或許族人是有能力在掙扎中找到一條路的。例如：在我的訪談者當中，就有

人想要在咖啡產業中的資本勞動市場，融入排灣族傳統的換工制度，以共同生產 解決季節性勞動的需求，同時又保障族人的生計。又莫拉克風災後，對於需要經 歷長時間移動，上山照顧咖啡園的族人而言，不只是為了滿足其生計需求，同時 也是為了重溫過往生活的日常。

不過認為原住民必須堅守其傳統文化的擔憂，即使到了 1960、1970 年代，在 台灣當時的社會脈絡下仍可說是其來有自。原因在於原住民被納入國家治理體系、

參與市場經濟後，其族群之於社會政經發展普遍上仍十分邊緣，排除不只停留於 大眾潛意識、學術研究上，更反映於國家規劃的實踐，在發展農業的過程中，原 住民往往無法取得國家力量的支持與足夠資本 （Bebbington 2004：402）。加上不 熟悉其運作方式，土地的掠奪、文化的改造、勞動力的剝削，便進而威脅到族群 的認同與歸屬感。然而隨著原住民與其他族群日常互動越加頻繁，在國家公共政 策發展中也逐漸被重視，以原住民作為研究關注的對象、農業與勞動作為視窗，

我們必須跳脫過去的二元觀點，不能再將原住民視為被動而獨立存在於國家、市 場之外的一群人。同時，若僅以巨觀／微觀的視角試圖理解當代原住民的困境，

許多原住民、政府、市場互動下出現的複雜現象也難以被解釋。相反地，我們需 要有更新的觀點，透過同時觀察原住民的能動性、社會結構的力量，將看似理所

許多原住民、政府、市場互動下出現的複雜現象也難以被解釋。相反地，我們需 要有更新的觀點，透過同時觀察原住民的能動性、社會結構的力量，將看似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