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後重建之於原住民

由於台灣位於低緯度、板塊帶上的關係，作為地震與颱風的好發地區，因此 圍繞災害主題的研究除了數量上不斷累積，研究的領域更是跨越學科，除了社會 人文科學，生態、氣候、甚至是建築、消防，都分別就災害的不同面向進行反思，

試圖降低災害對社會可能造成的影響。過去在環境決定論的觀點下，災害作為一

無法預知、非常態的自然現象，影響了人們的生活與行動；與其相對的環境可能 論觀點，加上 1960 年代文化生態學的出現，我們才逐漸將災害視為人類與自然互 動關係下的一種常態，也開始關注人們在災後如何做出調適。而人文社會科學領 域的災害研究，受到 1970 年代政治經濟學的影響，後來也轉向開始關注影響災難 的政治性，也就是社會的權力結構如何影響災難的發生、又災害如何造成社會結 構的改變。

若我們仔細解構台灣天災發生頻率與地區之間的關聯性，並將全台各地原住 民聚落放到地圖上，會發現台灣原住民分布於 55 個鄉鎮級單位，其中 30 個為山 地鄉，除了高山地區，也包含西部麓山帶等地，這些地區都位於地質變動頻繁區 域，因此在先天的環境條件上，災害形成的風險機率與威脅程度，相比漢人主要 居住的地區是比較高的（蔡義誌、陳樹群、馮智偉，2011）。不過對於有些經歷 日治時期、國民政府時期集團移住的部落而言，族人則認為災難會帶來如此劇烈 的影響，是因為政府當初在選址上，完全沒有參考原住民關於遷移的生態智慧，

科學上也沒有細緻分析地形、水文的分布所造成的後果（台邦．撒沙勒，2012）。

另外他也指出社會系統的弱化，往往會讓災害加劇，而原住民長期以來的經濟弱 勢、人口外移的社會問題，便是造成當地社會體系脆弱的原因之一。

如同上面提到的撒沙勒老師的研究以霧台鄉好茶部落作為研究對象，在台灣 也出現許多以莫拉克風災、原住民為主軸，進行的環境保育、災後重建相關的研 究， 都檢討了政府在兩個面向上皆沒有扮演好它該有的角色（蔡志偉，2009；胡 哲豪，2014）。然而從集團移住到災後的安置與遷村，這些遷移的共通點在於都 有政府力量的介入。相對於傳統上原住民因為部落衝突、地力貧脊、人口擴張等 原因，由部落領袖帶領族人共同討論決策下，自主性較高的遷村，許多學者與族 人對於政府介入下的遷移行動所產生的最大疑慮，在於部落和族人究竟是被迫還 是自願遷移？被迫／自願除了直接影響遷村的時間進程、災後族人生活的適應、

部落公共事務的推動，最終更回到如何尋求歸屬感的問題。然而災後重建的過程，

除了決定要不要搬？搬去哪裡？資源的分配如何有效率又不是公平，可說是最困 難之處。如同其他排灣族部落，泰武部落也因為長嗣繼承制，所以當政府依國家 系統中登記的戶籍資料，作為住屋分配的依據時，很多族人與家庭便被排除在外。

根據撒沙勒在好茶部落的觀察（2012），他認為真正讓族人抗拒的不是移動本身，

而是災後因空間限制、資源分配、文化衝擊可能產生的「離散」現象。上述各種 離散的可能，也體現了歸屬感在傳統／現代間掙扎的政治性。

不過回到泰武，會發現針對災後遷村究竟是被迫行動還是自願行動的問題，

其實並無法輕易地給出一個結論。因為就算制度上保留一定彈性給受災戶、族人 也能夠進行內部討論，但社會結構的力量長期以來也從許多面向，影響了族人傾 向於想要遷村或抗拒遷村的想法。例如：有的族人對於遷村樂見其成，認為搬到 交通便利的地方，年輕人工作、小朋友上學都方便；相反地有人則認為離開世代 傳承的土地，就象徵著生計無以維繫、歸屬感無法建立、部落加速分崩離析。上 述兩種常見的觀點，在災後重建的過程中，難免造成部落族人間情感的撕裂。其 中後者所反映的思維，在於將族群、文化「本質化」，認為原住民一旦離開部有 的領域、空間，文化就被迫改變，認同與歸屬也隨之消逝。對此，蔣斌（2010）

則認為文化是變動的，而人們也具備適應環境的能動性。因此上述族人針對災後 遷村的不同看法，除了說明災後遷村無法被簡單劃歸為被迫抑或自願，也提醒了 我們，不論是進行災後重建規劃的實務作業，抑或像我試圖藉由研究，了解災後 重建與歸屬感之間的關係時，對於所謂原住民的「集體性」，都應該更加保留謹 慎，也必須注意到原住民社會內部的異質性。

既然族人災後遷村的行動，無法被定義歸納為被迫或是自願，那麼族人如何 參與重建的工作？便成為一個相對精準地發問。陳永龍和丘延亮（2014）就指出 災後重建的關鍵在於過程中，要重視原住民主體性，且族人必須參與其中。而空

間的選址、規畫和資源分配的規範與流程，都是幾個最被廣泛檢討的面相。這必 須回到由於過去政府與組織主導的重建作業，首先進行的就是安置作業，使得最 終也只經常停留於家屋的復原與建造。官僚體系下的重建作業，一切數字化，面 對所謂時間壓力，建設的最終目的往往為了政績，族人們在過程中的參與度便可 想而知（陳毅峰，2010）。

空間的安全與功能固然重要，但不論在實務操作經驗還是研究範疇上，我們 都應該試圖擴大空間的意義，尤其在原住民的社會中，家屋、耕地、部落、傳統 領域空間的重疊與包覆，因此災後重建的空間研究，若以漢人主流思維去理解，

是無法做出適切判斷的（王增勇，2010）。因此整個空間規劃除了停留於家屋空 間，更應該將生產空間、儀式空間等。例如：在吾拉魯茲永久屋的設計上，便將 頭目的家安排在部落廣場的旁邊，除了有精神的象徵，也方便儀式舉行時，人群 的移動與聚集。外也在部落的入口處建造了產業發展館與有機咖啡加工廠，作為 部落在災後以咖啡為基礎，發展生態觀光的重要據點。然而要了解生計與文化活 動如何體現於空間的設計，為的是要更進一步關注人們在空間產生轉移與替代的 過程中，人們的生計與文化活動又如何做出調適？

同樣作為咖啡生產地，墨西哥東南部的 Chiapas，在 2005 年因為颶風的襲擊，

驚人的雨量不只破壞了他們的住家、公共建設，當地的咖啡產業也受到前所未見 的威脅。有趣的是研究發現，受到衝擊程度越大的農民，對未來災害防治並沒有 採取積極的作為，高達 75%的高受災戶選擇將心力放在新的工作、作物上；而受 災程度小的農戶，則花費較高心力於咖啡園的水土保持相關作業，並持續擴大咖 啡種植規模（Eakin, H., Benessaiah, K., Barrera, J. F., Cruz-Bello, G. M., and Morales, H., 2012）。此研究案例中，可以看到不同的受災程度，會使得災民在生計活動上 發展出不同的應對方式，甚至轉作新的作物。然而在泰武，族人棄作咖啡的情形 並不明顯，反而有更多族人在災後陸續投入咖啡的生產，這樣的現象對比族人第

一時間必須遷居到山下的危急性，又該如何解釋？因此我認為應該嘗試分析此現 象的其他影響因子，並呈現出其中的複雜性，例如：來自政府的補助、消費市場 對於咖啡的需求、部落人口組成...。另外在研究取徑上，我們也應該著手分析咖 啡作為一種經濟作物與飲品，其物質特性如何影響族人在生計實踐上的決策。

災後重建的目標，不只是要將倒塌的房子蓋回來，更要關注到災民精神層面 上的復原狀態（洪福建，2003）。過去災民心理復原、生活適應的相關研究，大 都從社工、心理角度切入分析，卻鮮少有學者選擇從生計產業出發，討論災後重 建與歸屬感間的關係。加上如同先前所提到的，過去災後重建的作業多集中於空 間的重建或搬遷，災民的生計問題經常被忽略，或是在作業進程上被擱置於空間 規劃之後。綜合上述兩個實務經驗與研究上的缺口，我認為透過觀察泰武部落在 風災前後咖啡產業所經歷的各種轉變，或許能供提供一個新的視窗，讓我們有機 會觀察到農業生計與作物之於災後重建、族人的歸屬感可能產生甚麼樣的能動 性。

以台灣為例，為甚麼咖啡的種植與生產集中於原鄉地區？主要的原因在於台 灣緯度、氣候上的限制，使得咖啡必須要生長於中海拔的環境。若不是山坡地、

頁岩地質，則排水不易，根容易爛；低海拔地區氣溫太高，也容易造成植株染病。

因為咖啡的物質性，也就是生長環境的限制，使得距離成為災後泰武咖啡農首先 面臨的問題。為了照顧咖啡園，族人必須耗費長時間往來於新舊聚落之間，不過 族人卻沒有放棄山上的田地，因為上山勞動對於他們來說，不只是為了滿足生計 上的需求，咖啡更提供了一個寄託。讓族人得以回到舊部落，重溫舊時生活的身 體記憶，同時在祖先留下來的土地上勞動，更象徵著傳承。咖啡不只象徵收入的 改善，對於族人災後的生活適應，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咖啡作為一個物，

讓我們去思考空間的意義其實是不斷變動而多元的，而移動之於歸屬感的意義，

也不再只是對立或威脅。透過族人復耕咖啡的現象，我們也看到生計活動與歸屬

也不再只是對立或威脅。透過族人復耕咖啡的現象，我們也看到生計活動與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