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本土化運動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本土化為求切題與扼要，將焦點著重在文化、文化政策的 層面上，即在「文化本土化」下的地方文化運動與現象。文化本土化的崛起主要 來自對於過去家園、生活方式的懷舊，一種鄉愁的慰藉，此情感的崛起起因於過 去我們對這塊土地的忽視、冷漠，而藉由村民共同的寫村史、資源調查等地方文 史工作，彌補、建構社會原有的文化面，形成了一種找尋認同的集體行動。

一、本土化意涵

本土化存在許多不同的意涵，若從歷史的觀點回溯，台灣開埠至今數百年來就 是一個不斷本土化的過程，範疇涵蓋了生活、經濟、政治、文化與教育等，同時 也是一種知識份子建構台灣主體性與民族認同的歷程。「本土化」（indigenization）

或譯為「根植化」、「本色化」或「土著化」，意指融入本土的過程，外來的移 民在落地生根與經過幾代的傳承之後，自然產生共同的歷史記憶、生活經驗和對 土地的情感，並形成命運共同體，建立新的身份與國族認同（簡聖佑，2003：12）。

回顧台灣「本土化」論述的起源，最早可以溯及陳其南在1975年提出的「土著 化」論調：19世紀中葉台灣已經成為全島性的認同，並以此作為祖籍認同的替代 物。陳其南基於對清代台灣漢人社會的研究顯示，地緣意識作為一種社會認證的 法則，對台灣社會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台灣漢人社會的群體認同，早期以「祖

籍分類」為主，到了後期則是「建立在本地地緣關係上的新宗教和宗族團體，取 代了過去的祖籍地緣和血緣團體」（于國華，2002：58）。亦即在整體台灣社會內 地化的同時，台灣人民也逐漸「土著化」，逐漸建立了對台灣新社會的認同。

學者葉啟政（2001）認為，「本土化」是一種具有著特定意識指向的實踐行動，

它的提出是因為外來文化力量的衝擊很大，大到足以使得該社會原有的感情表現 以及思考認知理解模式，以此形塑的身心狀態受到明顯而嚴重的威脅。甚至挑引 起強烈的文化認同危機感。在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不協調與衝突，引發了本土 化這種找回社會原有的文化面為旨趣的實踐性行動。換言之，推動本土化的力量 是來自於本土族群面對外來衝擊、壓迫或威脅時，所產生對自我文化的自發自省 與保護的反應。

陳其南（1998）指出，台灣的本土化展現可看成是一種台灣性格的展現，此台 灣性格是在被國民政府壓抑40多年來的反撲。一個文化不可拋離它的本土性，不 以本土作為依托，這種文化最後的命運極可能會失去生命力與創造力，遇到外來 的衝擊便容易滅亡。文化的本土化，也是在面對夾帶資本優勢的全球化所做出的 一種更深層次的思考與回應，本土化所要抗拒的不再只是對體制與意識型態對文 化的抑制，而更被賦予了對抗全球性文化侵略的期待。在政黨輪替與略顯鬆動的 威權體制下，民間透過社會運動把這股深藏許久的力量釋放出來，這股本土化的 風潮亦是在過度壓抑下，某種程度上之「調節」與「宣洩」。

二、本土化運動歷程

就本土化的興起而論，推動本土化的力量有來自本土民族面對外來衝擊的自 發內省，也有來自對外在壓迫或威脅的反彈（洪雯柔，2002：144）。台灣的本土 化運動，大抵出現在對帝國主義或外來文化的侵略或引入，如1920年代的新文化運 動、1930年代的台灣語文運動、1940年代與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以及1980年 代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之爭等。這些運動的前身多半是緣起於政治反動的政治本 土化運動，由於政治本土化的失敗與受到鎮壓，因此反動的力量轉向文化面向發

展，形成了文化的本土化概念與運動。

在戒嚴時期以來大中國的意識型態灌輸下，台灣文化與教育政策長期的大陸 化、祖國化，阻礙了人民對土地的認同，也限制了文化與土地相互依存的現實需 要，失去養分的地方文化、歷史，一步步的走向枯萎。國家威權體制以固定的手 段，控制一個不斷成長、變化的社會，並以文化及教育的策略去否定、拔除人民 對這片土地、歷史的內心情感。另外再受到社會變遷與外來文化的衝擊，人口外 流與現實生活的催逼，許多族群與傳統文化不但失去活潑的氣息，更呈現大量的 流失與沒落（簡聖佑，2003：13）。

1970、80年代，台灣民間社會明顯經驗了一系列的本土化過程，由1970年代的 釣魚台事件揭開序幕，1971年退出聯合國，遭遇外交上的挫敗之後，回歸「本土」

的自覺意識逐漸抬頭；台灣的知識青年在國際姑息逆流衝擊下，產生強烈的反抗 帝國主義與反抗殖民經濟的民族意識和社會意識，強調要愛國家、愛民族、要關 心社會大眾的生活問題。接著是在1979年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國民政府被 迫與美方終止外交關係，1987年解除戒嚴令，允許人民回大陸探親、開放黨禁、報 禁，國內政治開始進入嶄新階段，民間力量的湧現帶動了社會的發展。在文學方 面包括鄉土文學論戰、報導文學、報導攝影，民間文化力量化隱為顯，也讓台灣 文化成為主流；政治方面包括黨外運動、美麗島事件，及解嚴前後的社運與學運，

一直到2000年前後的政黨輪替，呈現出我們所引以為傲的粗具胚胎之民主運作模 式。此一歷史的線索說明，代表了台灣社會力的自我解構與建構的過程。

李喬（1993）指出，在80年代中期後，台灣經濟的富裕與社會的多元化，提供 了中產階級孕育的土壤，社會呈現出多重的本土化趨勢，包括對政治領域參與的 本省化、以務實外交取代台灣為中國為一合法政府的外交政策，從多元族群文化 出發的文化抗爭等，這些民間自主、草根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舞台。這 一股多重社會群體追求「台灣主體性」認同的運動，像是熱潮般地席捲了整個台 灣社會，也因此台灣在時（歷史）空（現實）座標上，已經擁有「自主文化體系」

而可清楚明白地與「中國文化」辨別。

面對四起的民間、草根力量與地方政權的政治社會危機之挑戰，部分政治嗅 覺敏銳的國民黨菁英發覺，本土化路線是鞏固政權的最佳依靠與捷徑，更是大好 的政治賣點，在內部本土勢力與舊有勢力對抗下取得優勢後，國民黨隨即走向本 土化路線，建立以台灣為新的國家認同。這與過去在野人士所主張的台獨路現有 著詭譎的相似之處。在以黨領政的政治操作下，執政黨當局的「本土化」路線正 式成立，有了這政治靠山的背書帶動下，台灣展開了一連串的本土化運動。

1990年代開始，本省籍的李前總統登輝先生，在國民黨政權亟欲加速本土化的 前提下，於意識型態上空開地表達「台灣人的悲哀」、「國民黨為外來政權」、

「台灣優先」等宣誓性的說詞，並提出了「生命共同體」概念，以區別過去的「中 國認同」，強調台灣人應同舟共濟、消弭對立，建立台灣的主體性。

除了國內各種因素外，台灣社會的生活世界亦受到歐美自由思潮的影響，文 化生活一方面不斷地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方面也不斷地在解除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林信華，2002：83）。這種「全球化」與「去中心化」的潮流 加溫了自主性的地方發展，改變了許多舊有的生活秩序。因此除了本身的地方性 文化特徵外，台灣更被注入全球化、大眾化的文化特質，在此趨勢下文化的中心 與邊陲間之界線，已逐漸失去他的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