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紀昀試律詩學著作背景的考察
第一節 歷史背景：以詩取士制度的變遷
一、 唐代詩賦取士制度的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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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的保留住「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的中國詩歌本質？雖然我們看到歷來學者 對於試律詩的評價並不高，甚至以為是詩之「渣滓」，但試律詩也並非從無傑作 產生，而「傑作」的標準恰好又是符合人們對於「詩」之美感的要求。8總以言 之，在考試制度的侷限與挑戰下，士子們一方面殫費心神於符合考試所制定之標 準，一方面又同時需要在這個範圍內奮力於追求詩藝的精進，表現出寫作的才 能。「射利之具」與「抒情言志」兩種看似不相容的標準，這其中所產生的矛盾 與調合，正是「試律詩學」值得深究之處。欲為「試律詩」探源，必須先從制度 演變的歷史中，討論「詩」是如何進入科舉制度中，進而形成一股具有特定書寫 要求和形式特徵的「詩」之一體？另外在經過長時間的制度演變後，有清一代的 考試制度革新對於「試律詩」來說，又帶來了什麼樣的衝擊與改變的契機，亦是 本節考察之重點。
一、 唐代詩賦取士制度的確立
科舉制度的來源和形成時間說法多端，但唐代的確是科舉制度的成熟期。在 長時間的制度演變中，「詩賦取士」漸漸走上歷史舞台的核心，成為唐代科舉制 度的核心。9從朝廷開始設科取士，到進士科加試「雜文」，到「雜文專用詩賦」，
8宋代李頎在《古今詩話》中曾言：「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與省題，時有佳句。」見於郭紹虞：《宋 詩話輯佚》（臺北：華正書局，1981 年），頁 166。但李頎並未舉出實例。傅璇琮在討論「省試詩」
有無佳作時，則列出包括唐代錢起〈省試湘靈鼓瑟〉、陳季〈省試湘靈鼓瑟〉、祖詠《省試終南望 積雪》、童翰卿《省試昆明池織女石》諸作，以為皆是有新意且不會令人聯想到是省題詩的佳作。
參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臺北：文史哲，1994 年），頁 419、441。
9 關於唐代科舉詩賦取士的制度演變，楊春俏曾有專文考訂。他指出在隋唐時期，關於科舉試詩 賦還未固定為定制，但已漸漸形成將文學才能作為評定標準的風氣。據史料顯示，「詩賦」原都 是「雜文」的內容，但在天寶年間以前，「選官試賦」的記載要比「試詩」更為明確。而且「試 雜文」的內涵，也從原本泛稱箋、銘、論、表、詩、賦等各色文體，轉變成幾乎「專指詩賦」。
最有名的例子是徐松在《登科記考》中所言的「雜文之專用詩賦，當在天寶之季。」但中晚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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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的大約經過了一百五十多年。10不過即使如此，唐代「詩賦取士」的制度 曾經被古代文論家認為是唐詩興盛的重要關鍵之一，而唐代詩賦取士制度的確 立，也形成了「試律詩」寫作的第一次高峰期，對整個詩壇乃至於詩體的演進來 說都產生了一定程度的促進和影響。
（一） 以詩取士與唐詩繁榮的關係
詩賦取士制度與唐代詩歌發展之間的關係被討論得很多也很早。最著名的說 法是宋代嚴羽（1197‐1241）於《滄浪詩話》中論及「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 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11王嗣奭（1566‐1648）於《管天筆記》中言：「唐人 以詩取士，故無不工詩。竭一生精力，千奇萬怪，何所不有？」12明代王文祿
（1522‐1566）於《文脈》中亦云「唐以詩取士，盛矣」13。這些論述細究其內涵，
皆屬不太準確的歸因法，因此也一直備受爭議，楊慎（1488‐1559）《升庵詩話》、
後，「一詩一賦」逐漸成為考試的定制，「雜文」的概念也從曾經可以包羅詩賦，演變到「雜文」
多指其他如表、策、銘等文體，「詩賦」則為另一類，其區分猶如六朝的「文」、「筆」之分。整 體來說，而唐代進士科的整體制度變化則是從「加試雜文」到「專用詩賦」，詩賦的角色和地位 都越來越重要。楊春俏：《詩賦取士制度下的詩國風貌》（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 年），頁 12‐38。
10 將調露二年（680）劉思立任考工員外郎時建言進士科加試雜文一事視為唐進士試詩賦之始的 見解古今皆有，但科舉所試「雜文」的內涵如何從各色文體到固定成「一詩一賦」，是經過時間 演進才成立的。「試雜文」的真正起始年代，似乎應遠早於調露二年。陳飛指出永隆二年（618）
已經有「進士試雜文兩首」的記載。參陳飛：《唐代試策考述》（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120。不過《唐摭言》中則將前述劉思立奏請考雜文是的後續發展作了交代：「調露二年，考功員 外郎劉思立奏請加試帖經與雜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尋以則天神龍革命，事復因循。至神龍元年
（705），方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目於榜中矣。」參﹝五代﹞王定保撰；姜漢椿校注：《唐摭 言》（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0。
11（宋）嚴羽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頁 147。
12（明）王嗣奭：《管天筆記》（臺北：廣文書局，1987 年），頁 168。
13（明）王文祿：《文脈》（臺北：商務出版社，1966 年），卷 2，頁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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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貞（1526‐1590）《藝苑卮言》二書中皆曾有條目駁斥這種意見。14近代學界 如郭紹虞15、程千帆16、傅璇琮17等前輩學者，亦對此問題有過較深入全面的探 學出版社，2008 年），頁 421‐422、435。
17 傅璇琮在《唐代科舉與文學》一書的第十四章〈進士試與文學風氣〉對此問題有詳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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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詩學發展而言，科舉中處處受到侷限的省題詩創作，反而會對「詩」產生 諸多負面的影響，因此「唐以詩取士，故詩盛」的片面性說法應該是要被駁斥的。
這屬於總結型的探討，是對整個歷史現象所作的反省與評價，但若重返唐代文學 與詩學的發生現場，會發現隨著政策改變，詩賦已漸成為了唐代科舉考試的核 心，且「科舉詩」之於唐人的意義，不僅限於「省題詩」本身，還擴及「行卷」
等其他層面。明代胡震亨（1669‐1645）的一段記載，就比較全面地交代了這種 社會風氣：
唐試士但重策，兼重經，後來觭重詩賦。中葉後，人主至親為批閱，翹足 吟詠所撰，嘆惜移時。或復微行，諮訪名譽，袖納行卷，予階緣。士益競 趨名場，殫工韻律。詩之日盛，尤其一大關鍵。19
胡震亨最後的結論和前面所提的嚴羽、王文祿等人立場是一樣的，但是他比 較全面性地描寫了當時的社會現象：「詩」作為射利工具，帶給了士子們創作的 動力，使他們「競趨名場，殫工韻律」，又因為行卷的風氣，精研詩藝的動機更 加強烈，此乃「以詩取士，故詩盛」論者的基本立場。但此論述必須在場屋所試 的「省試詩」之外，另外考量像是行卷、投納等唐代特有的考試制度，才能臻於 周全。王世貞或者後代學者如郭紹虞等，是因為將「省題詩」視作唐詩之糟粕，
故否定它們促成唐詩興盛的可能性，但這其實是把「以詩取士」的「詩」範定在
「省題詩」一體，並根據「省題詩」的藝術價值所作的評斷。程千帆、傅璇琮先 生對「省試詩」所懷抱的負面看法，其實也是僅就場屋中「省試詩」的藝術價值 所作的判斷。從中我們可以反思：若想深究唐代以詩取士與詩壇復興的關係，其 實必須先釐清此處的「詩」究竟何所指。「以詩取士」這種通用的說法中，「詩」
之範圍和內涵也必須有更精確的指涉和釐定。
代八股」之於「明代制義」等。
19［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 27，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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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唐「省題詩」與「科舉詩」的離合
承上所述，「詩賦取士」中的「詩」，其範圍及內涵並不僅限於唐代文人臨場 考試所作的「省題詩」。欲省察唐代詩賦取士制度下的「科舉詩」，不妨以「場屋 之闈」作為判準進一步區分：考闈之內，有真正在試場中臨場寫作的省題詩，它 們較好地保存在《文苑英華》和清代徐松所編之《登科記考》等文獻中，是真正 專門為應試而作，形式被考試制度嚴格範定的一群五言律詩，常被稱作「省題 詩」，事實上也就是唐代的「試律詩」。20考闈之外，唐代科舉還有行卷、納卷等 各種讓士人投納詩文作品的制度，也產生了一批和詩賦取士制度極有關係的詩 作。「行卷」指的是應試文人將自己的文學創作加以編輯成卷，在參與考試前投 贈給當時在社會上、文壇上、政壇上有影響力的人。目的在於希望被投贈者能夠 在閱讀了行卷作品之後，對考生留下好印象，並向主持考試的禮部侍郎推薦與美 言。行卷作品的範圍也不只有「詩」和「賦」，程千帆的研究已指出古文、傳奇 等其他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也都是行卷的內容。程千帆以為「行卷」之風氣促 進了唐代各體文學的發展，唐詩之興非由以「省題詩」試士而來。21除了私人的
「行卷」投贈外，唐代典試的機關也有「納公卷」的習慣，參與考試的文人必須 在考試前，向主持考試的官員們繳納自己的作品。「納公卷」旨在輔助考官們能 評定考生的文學程度。「行卷」和 「納公卷」的作品，雖然不是在考場上臨場所 作，但同為射利之作，不過因為它們的內容形式不受場闈規定所範，，士人較能
20 《文苑英華》，卷一百八十至一百八十九的「省試」類作品中保留四百五十八首詩，但其實收 錄的範圍不只限於「省試」所作之詩，州府試詩及「博學宏詞科」試之詩俱收在其中。至於唐代 科舉歷年所用的詩歌試題，孟二冬先生補正之《登科記考》中著錄較詳，值得參考。參［宋］李 昉編：《文苑英華》（臺北：大化出版社，1990 年據明閩本重編影印本）。［清］徐松撰；孟二冬 補正：《登科記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年）。
21 程千帆在《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中討論了行卷風氣對詩歌發展、推動古文運動發展、傳奇 小說的勃興所起的各項作用。參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頁 428‐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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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才以就，也被認為是較佳的作品。
縱才以就，也被認為是較佳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