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紀昀試律詩學著作背景的考察
第一節 歷史背景：以詩取士制度的變遷
三、 清代試律詩的重新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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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詩文」、「從事道學」三種方向。51他以為歸有光一生銳意於科舉之學，雖 然能為詩文，在文學史中也常被認為是「詩文名家」，但考察其交遊後卻發現，
在人生方向的選擇上，他與遊藝詩文的「學詩文者」類型文人關係最疏，而較親 近於道學人物。或許因為久試不第卻又企慕科名，歸有光最和科舉人物的交往非 常緊密，而且一生持志不廢舉業，終於成為制藝名家。這種「在舉業中博學」的 人生方向，和「遊藝於詩文之中」的人生類型，有著殊然不同的情調，這或者可 以提供我們觀察明代「制藝之學」與「詩文之學」衝突的一個切入點，也使我們 再次認知到「場屋文學」的影響力，深刻地被鐫刻文人意欲「讀書以致仕」的生 命歷程之中。
八股文和試律詩一樣，都是具有嚴密形式的考試文體，長久以來同被目為「場 屋文學」而乏人問津。但作為影響士人生命歷程至為深遠的「舉業」，加上長久 以來大量文人殫費畢生精力才思於其中，八股文和試律詩在文學史中的價值與定 位頗為相近。明代的「詩文」和「八股」被拉成兩種不相容的學術趨向，「八股」
之學因為因功令而興，「試律詩」卻也因為缺乏相應的制度支持，發展比較停滯，
呈現其為功令而廢的性質。明代文人對「詩文」之道的探求，顯然有其非屬於功 利目的追求。這和後來清代以「試律詩」和「八股文」試士，士人因為應試需求 而鑽研詩藝的發展方向相比，又是另一種風貌。
三、 清代試律詩的重新輝煌
生追求時，提出了「為學三途」的說法，曰：「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也。凡詩文之必於 工，科名之必得於皆是也。自今以往，科名之得失，詩文之工拙，皆洗淨而痛決之，不使亂吾之 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學，研經義理，檢點身心，必至於成人而後已。學詩文而至，不過為詩人 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不過為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為聖人、可以為賢人。」參［明］
羅倫：〈與劉素彬書〉，《一峰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8，頁 1251‐1739。
51黃明理：《儒者歸有光析論：以應舉為考察核心》（臺北：里仁書局，2009 年）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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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紀昀試律詩學著作背景 - 59 -
（一） 康熙年間「博學宏詞」科試
在清代科舉中全面增試試律詩的構想，大概從康熙五十四年（1715）已見端 倪。當時康熙帝對科舉考試的科目有諸多改革的想法，其中一項便是在科舉中增 試五言六韻詩，但最後實施未果。52試律詩雖然沒有正式成為會試考科，但這項 政策已經引起士人們重拾試律詩的效應，大量試律選本亦集中刊刻於此時。53 足見科舉中加考「試律詩」的政策，會對讀書人學習試律詩具有極大的誘因。
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皇帝非常正式地頒布了科舉制度的重大改革。
該年會試旋即罷去論、表、判等其他文體，將第二場改成試「五言八韻」律詩一 首。之後數年，此項政策延伸到包括鄉試、童生試等各級地方考試中，「試律詩」
自此後重登輝煌，又成為了科舉的主要項目。乾隆在詔書中解釋了他選擇詩體來 替代表、判等其他文體來作為試士依據的原因：
今思表文稍長，難以責之風簷寸日晷，而其中一定字面，或偶有錯落，輒 干帖例，未免仍費點檢。且時事謝賀，每科所擬不過數題，在淹雅之士，
尚多出於夙搆；而倩代強記，以圖僥倖者，更無論矣，究非覈實拔真之道。
嗣後會試第二場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韻唐律一首。夫詩雖易學而難工，然
52 《清史稿‧選舉志》中沒有記載此事，但考諸《康熙起居注》五十三年至五十九年間，可以 看到一系列與此有關的「朝議」。在五十三年年末，康熙皇帝先是想要增加「性理文」的考題，
即以性裡之書作類似八股文字的構想來測驗士人，和四書文一起成為考試題目。至五十四年則有 以詩代替表、判，成為五十六年丁丑鄉試試題的提議。但在來往的討論裡，「性理文字」的構想 被認為難以推行，而「判語改詩」之議卻被康熙堅持住，執意推行。惟考之於康熙去世之前的五 十六年、五十九年鄉試題目，並未見「試律詩」。參《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頁 2231、2137、2333。
53 陳伯海指出第一批唐試帖詩的選本的熱潮，應和這場「試帖詩熱」有關，包括吳學濂《唐人 應試六韻詩》、趙冬陽《唐人應試》、葉棟《唐詩應試備體》、毛張健《試體唐詩》等書的刊刻年 分，都是在康熙五十四（1715）至五十五（1716）年之間。另外刊刻於康熙五十四年（1714）
的黃六鴻《唐詩筌蹄集》、花豫樓主人《唐五言六韻詩豫》雖不是試帖選集，但所選詩體為五言 六韻之作。參陳伯海：〈清人選唐試律概說〉，《古典文學知識》2008 年第 5 期，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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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司馬光尚自謂不能四六。故有能賦詩而不能作表之人，斷無表文華贍 可觀，而轉不能成五字試帖者。況篇什既簡，思試事者得從容校閱，其工 拙尤為易見。54
由上面的文字中，可知乾隆推動政策改革的原因是從考試制度的角度作考 量，他以為「詩」不管是在答題所耗費的時間長度、考試的效度、考官評判的難 易度等各個層面，都比原來的表文更應合於科舉的需求。由於發布這道詔令的時 候，正逢會試之年，全國各省的舉子已經聚集到京城準備赴試，這道詔書一下，
也讓所有的舉子瞬間面臨全新的挑戰。他們必須重新喚起他們對五言八韻律詩的 記憶與技藝，以期在科場中能作最好的發揮。而這項政策在乾隆之後一直延續 著，至清末為止才不考試律，因此可說是清代試律之學重新興盛的契機。
清代重新加考試律詩的政策，並非全無反對之聲。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
學政馮成修（1702‐1796）上奏條陳，以為「試帖詩儀尚詞華」，請求能免除鄉試 及歲、科二試的試律詩考試以矯正其偏，但此建議遭到乾隆的嚴厲駁斥。55由於 乾隆的立場非常堅定，力主試律詩試士的適切性，努力想讓「試律詩」躍回科舉 舞台的核心。他在乾隆四十七年（1732）更議定，將科舉中所用的排律詩，從第 二場移到首場，考完「試律詩」之後才考八股文、經義等其他項目。因此「試律 詩」 所扮演的角色更趨重要，成為決定考生能否進入下一關考試的關鍵所在。
這也為清代試律著作的流行創造了絕佳的契機。
總結前代的歷史經驗，我們發現到「科舉文體」本身的藝術價值雖然存在著 爭議，但是對於科舉文化中必須戮力於舉業才能爭取出仕之途的讀書人而言，「科 舉文體」作為射利之器與國家選才政策，將會對他們的學習歷程帶來巨大而深刻
54 ［清］勒德洪奉敕撰：《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 年），卷 531，
頁 16a‐17b。
55 參章中和：《清代考試制度資料》（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年），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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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紀昀試律詩學著作背景 - 61 -
的影響。由功利之目的出發，走向「學詩」之路途，清代試律詩學受到科舉制度 改革的鼓勵，逐漸勃興發展，這是清代「試律詩學」發展的歷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