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紀昀試律詩學著作背景的考察
第一節 歷史背景：以詩取士制度的變遷
二、 宋代詩賦取士制度的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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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紀昀試律詩學著作背景 - 49 -
希望被理解、被欣賞的心情」，此類詩題如〈李都尉重陽日得蘇屬國書〉、
〈人不易知〉等。
(E) 音樂類：如〈試霓裳羽衣曲〉、〈省試湘靈鼓瑟〉等。
(F) 珍寶類：寫珠玉、金石的〈美玉〉、〈瑕瑜不相掩〉皆屬之。
(G) 植物類：如〈御溝春柳〉、〈花發上林〉等。
(H) 動物類：如〈好鳥鳴高枝〉等。
以「題」而言，省試詩的詩題，範定了作者的創作範圍，猶如「帶著腳鐐跳 舞」，必須要在處處受制限的狀況下一逞詩才。但是就「題目」本身來說，這些 場屋之詩當不至於到達「興象全無」的地步。從前揭所舉的五首〈湘靈鼓瑟〉詩 來論，此題目訴求在描寫「聆聽音樂」的感受，但題目中的「湘靈」又結合古代 神話傳說，使書寫時必須有縹緲之意。因此錢起、陳季等考生，莫不以題目中所 給定的意象、景物為基準，在五言六韻的形式下，竭力逞才，以盡描摹、發揮、
想像之能事。
從體式、用韻、命題大略可見唐代省題詩之面貌。雖然制度上因時而異，但 是在科舉試詩的歷史發展裡，唐代省題詩無疑是「試律詩」一體發展的原型與基 礎。
二、 宋代詩賦取士制度的反轉
宋初科舉，大抵承襲唐制，是以詩賦為主的考試。但隨著對考試公平性和精 密性的要求，在制度上，增加了糊名、謄錄等各項防弊措施，也廢止了「納公卷」
的政策，使科舉考試邁向「一切以程文為去留」的道路。另外宋代在原有的三級 考試制度上又增加了「殿試」一項，此舉也影響了後代。28除了考試程序上的修
28 關於宋代考試各項防弊措施的發展，可參龔延明：《中國古代職官科舉研究》，頁 32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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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外，宋代科舉在考試內容上也邁向了改變的道路，成為「詩賦取士」制度的重 大轉折，關鍵點即為王安石在熙寧年間的正式推行的貢舉改革。林岩指出以這次 貢舉改革為分界點，北宋前期的科舉考試以詩賦為主，後期則以經義為主。29 這次變法的意義在於王安石（1021‐1086）首次真正將「罷試詩賦」的政策實現。
此後，隨著黨爭與政策方針的轉變，宋代科舉試詩賦的政策可以說是時廢時復。
但總體而論，宋代的朝廷取士標準不若中晚唐的倚重詩賦，徽宗朝甚至一度有「禁 習詩賦」的詔令。南渡之後，恢復詩賦取士的呼聲雖高，但是一度遭到高宗的反 對。以詩的總體發展來說，宋詩是唐詩之後的另一個高峰，但就「試律詩」一體 而言，貫串北宋中晚期的「詩賦與經義之爭」以及其後的發展，的確使得「試律 詩」的地位受到影響，不復唐代試律詩的輝煌。
（一） 熙寧變法以前「詩賦取士」制度
若比較唐宋在「詩賦取士」制度上的異同，則宋代試律較之唐人，有愈趨「標 準化」的趨向，這可從考試程序的完善與修改來談起。北宋前期科舉大抵沿襲唐 制，而「省試」部分則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經及墨義等。不過學者 已從史料中證明，關鍵其實在於「詩」、「賦」、「論」三場，包括司馬光在內的宋 代文人皆謂帖經和墨義「幾乎不曾考校，形同虛設」。30由於宋代科舉初期跟隨 唐制，執行逐場淘汰的措施。作為敲門磚的「詩賦」自然益加重要，成為去留之 關鍵。因此探討場屋詩法，在宋代不失為熱門話題，可從宋人詩話中好談詩法、
詩體、句法的程式化傾向中略窺一二。31宋代科舉比起唐代，還有另一項重要的 突破，就是增加了「殿試」制度，此制度亦一直保留到清代廢除科舉為止，影響
29 林岩：《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55。
30 林岩：《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頁 57。
31 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 年），頁 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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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為深遠。32而殿試考試的形式是詩、賦、論各一道，同樣顯出「詩」在科舉制 度中的重要性。據《宋會要》所記載下來的殿試題目，北宋自太祖開寶六年（960）
首開科舉起，至仁宗嘉祐八年（1071），在熙寧年的變法改革前，北宋朝廷一共 舉行過三十五次殿試。33就當中的「詩」一體來說，宋代考試用詩的出題內容和 唐代一樣廣泛，但有時會發生考生不知其出處的狀況。宋代吳曾《能改齋漫錄》
中就著錄了關於淳化三年（992）的一樁事件：
本朝進士試詩賦，元不具出處。因淳化三年殿試〈卮言日出賦〉獨路振知 所出，遂中第三人。是年，孫何第一人，朱台符第二人，亦不能知，止取 其文耳。34
上段資料中，考生因為不知曉題目出處而向考官詢問的狀況又稱為「上請」，在 唐代及宋代初期是可被允許的，詩賦皆然。而考生是否知曉考題的來源，亦不影 響是否得第。但到了宋代景祐年間以後，卻因廢罷「上請」之制，而讓宋代科舉 的詩賦題目皆開始明示出處。這段歷史緣由亦可參見葉夢得的筆記：
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為之，故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 之上請。本朝既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用禮部故事。景祐中，稍
32 「殿試」的制度始於開寶六年，增設殿試的原因根據是為了要改變唐代以來進士但之為知舉 者之門生，恩出思門，不知有人主的狀況。殿試的增設過程、實施辦法及作用等，祝尚書於〈宋 代科舉殿試制度考論〉一文已整裡甚詳，該文收入祝尚書：《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鄭州：大象 出版社，2006 年），頁 84‐111。
33 這三十五次殿試的題目有許多學者已經整理過。可參閱林天蔚：《宋史試析》（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71 年），頁 21。林天蔚並指出這些題目多數出於儒家經典者為最多，如真宗朝大中 祥符八年（1015）的殿試詩題為〈君子以恐懼修省〉，下一次舉行殿試的的天熙三年（1019）詩 題則為〈君子居易以俟命〉。但在較早期的太宗朝，仍有像是〈明州進白鸚鵡〉、〈鶯囀上林〉這 樣即景而出的題目。
34［宋］吳曾：《能改齋漫錄》，《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88 年），卷 1，頁 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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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其繁瀆，詔御藥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35 因為廢除「上請」之制，加上詩之命題散見於經史書冊中，考生寫作時，必 須運用自己的經史根柢來審題。林岩指出這種情況其實揭示了「宋代的詩賦取士 與儒家經典的學習之間具有某種內在的關聯性」。36而這種「試題出自於經典」
的命題模式，在明代制藝、乃至於清代試律詩中，都還能看到。雖然試詩賦主要 在於觀其文才，但此中更涵攝了測驗考生基礎知識的意味，這可以說成為了宋以 後「場屋文學」的一大特徵。
（二） 熙寧變法以後經義與詩賦之爭
作為至為重要的國家掄才大法，「詩賦取士」的利益得失都會影響國家選舉 的成敗，因此朝臣們對於此項政策的適切性一直有所討論。北宋慶曆年間，范仲 淹、韓琦等人就曾主張進士應「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經義之外，更通經旨」，
希望透過提升「策論」的地位，來試圖改變過往科舉取士過於偏重詩賦的問題。
唯此次改革隨著慶曆新政的失敗而告終，並未取得全面性的效果。37
35［宋］葉夢得撰，［宋］宇文紹奕考異，侯忠義點校：《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卷 8，頁 113。
36 林岩：《北宋科舉考試與文學》，頁 77。
37 此出於范仲淹於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著名的「條陳十事」，而其中「精貢舉」一項概括 了他對科舉及教育改革的看法。其疏曰：「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 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
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接著在慶曆四年（1044）包括歐陽修、宋祁 等歐陽修等改革派臣子又聯名上疏主張重視學校教育，其疏曰：「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于鄉里，
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所以應當「莫若使士皆土著，
而教之于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如此看來，考核士之「德行」仍是這些改 革派最重要訴求。而類似的意見似乎也在後來的改革爭議中不斷被重申，唯這項改革最後的建議 仍以有司詔曰：「科舉舊條，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定令悉罷。」作結。相關資料 可參［元］脫脫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選舉上》（臺北：鼎文書局，
1978 年），頁 3613‐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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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股要求科舉改革的風潮在之後仍然未曾歇輟。依《宋史》記載，熙寧二 年（1069）時，宋神宗因為「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
遂議更法」。他詔令當時的群臣對科舉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言，當時眾多朝臣都參 與了此次詔議，包括蘇軾〈議學校貢舉狀〉、司馬光〈議學校貢舉狀〉、程顥〈請 修學校尊師儒取士札子〉、劉攽〈貢舉議〉、呂公著〈上神宗答詔議學校貢舉之法〉、 蘇頌〈議貢舉法〉等，都是目前可以看見當時論爭所留下的奏狀。朝臣們當時意 見不一，但立場最鮮明的兩派，分別是以王安石、司馬光為代表的「廢考詩賦，
改試經義」派，以及以蘇軾為代表的「仍因舊制，以詩賦取士」派。這場論爭暫 時的勝利者是王安石，他在熙寧四年（1071）時正式推動科舉制度的改革。省去 了明經諸科，僅存進士一科。在考試內容上則廢除詩賦、帖經、墨義，改以經義、
論、策試進士。應舉人須自《詩經》、《尚書》、《易經》、《周禮》、《禮記》中選取 一經為本經，以《論語》、《孟子》為兼經。進士科考試共有四場，第一場考本經 大義，第二場考兼經大義，第三場考論，第四場考時務策。在王安石新政雷厲風 行之時，「詩賦」第一次退出了科舉考試的舞台。
論、策試進士。應舉人須自《詩經》、《尚書》、《易經》、《周禮》、《禮記》中選取 一經為本經，以《論語》、《孟子》為兼經。進士科考試共有四場，第一場考本經 大義，第二場考兼經大義，第三場考論，第四場考時務策。在王安石新政雷厲風 行之時，「詩賦」第一次退出了科舉考試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