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我們處在Anthony Giddens 所稱的「生活政治」（life-politics）17之下，
關於自我實現、認同及選擇、還有生活方式、創造生活正當性的思考被更加關注。
反思／反身性（reflexivity）18與「我們應當如何生活？」、「人是什麼？」與「我 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等問題則是這個時代下越發重要的提問（Barker 2010：
192；Giddens 2002；Giddens 2003：202）。
在當代的文化建構中，視覺事物（the visual）是最關鍵的媒介，視覺事物不 僅可以透過視覺效果刺激商業活動，例如廣告、櫥窗、展覽會等（在 1920 年代
17 Giddens（2002）認為「生活政治」（life-politics）是一種生活風格、生活決策的政治、一種自 我實現的政治，關注的是「我們應該怎樣生活？」，並抗拒存在性問題的背景。同時，在該書中，
Giddens 說明生活政治是關涉來自於後傳統背景下，在自我實現過程中所引發的政治問題，在那 裡全球化的影響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計畫中，反過來自我實現的過程又會影響到全球化 的策略。另外， Giddens（2003）也指出「生活政治」是在制度的反思下運作的生活風格的政治，
是將因為經驗的隔離而被捨棄的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和存在等問題，重新再拿到檯面上（Giddens 2002：210；Giddens 2003：202）。
18 在 Giddens 的概念中反思／反身性並沒有反省、悔過的道德意涵，而是一個過程，一個透過自 我敘事的不斷重組，進而構築自我認同的過程。因此，在反身性的過程中，描繪了自我如何透過 不斷重組自我敘事來構成自我認同，也就是個體根據知識、資訊或理性思考而進行的自我調節、
修正和定位等等，進而重新定義自我認同（Barker 2010：193；Giddens 2003：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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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影像與聲音，以不同方式的媒體影像形塑了大眾的日常生活經驗，並成為形 塑民族認同和公共領域的基石（蔡篤堅2001：xi；謝作偉 2009；Rose 2011：7）。
而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我們如今正處在一個「視覺文化」的時代。這個 文化涵蓋了「我們所看見的東西、我們共有的觀看方式之心智模式，以及我們由 此能做些什麼（Mirzoeff 2016：21）」，這代表視覺文化不只是我們創造出來，使 人看見的事物的總和，它包含了在我們所見的事物，與我們賦予所見事物的名稱 之間的關係、也涵蓋了那些看不見或被排除在視線之外的事物，視覺文化蘊含了 某種符合我們所知和所經驗事物的世界觀（Mirzoeff 2016：21）。此外，在視覺文 化裡，全球事物在影像中被經驗，人們透過視覺事物和影像重新想像自己如何歸 屬、和歸屬的樣貌；人們透過視覺文化，想像出一個跨時間的想像共同體（Mirzoeff 2016：21, 32, 35）。
在視覺文化中，媒體同樣扮演重要的角色，現代社會的形塑與大眾媒體息息 相關。關於國族與集體在特定歷史時空、社會條件和行動者共同建構下所呈現的 認同文化內涵，除了並非是永久不變之外，在文化內涵的建構過程中，媒體和傳 播與其過程關係密切。透過媒體的作用，人們對於許多團體認同形塑相關的概念，
教義簡化為日常生活經驗中可觸及的實物（唐士哲、魏玓 2014：111；蔡篤堅 2001：
49, 51）。在拉岡的鏡像理論中提到個體通過「鏡像階段」的自我誤認的過程完成 了的自我認知以及自我建構的過程，但這樣的過程只是第一次，在視覺影像的時 代，個體通過視覺影像的媒介與真實世界間的關係，使視覺影像媒介具備鏡子功 能，讓個體進行新的第二次的自我認同和自我建構（崔露什 2009）。
而テッサ・モーリス（2014）提到，在工業化國家中，人們藉著大眾文化描 繪的敘事，包含報紙、電視、電影等媒介，讓國家的歷史事件和社會的共識輕易 地進入自己的記憶和認同感之中，並使人們感覺自己也直接「參與」到國家的歷 史和社會的共同體當中，形成一種共同享有國家和社會記憶的想像（テッサ・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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ーリス 2014）。19在人們受到大眾文化的影響，認為自己直接參與到國家歷史和 社會共同體的過程中，觀看者（個人）和觀眾（集體的觀看者）被影像「召喚／
詢換（interpellation）」了，觀看者和觀眾在觀看這些媒介時，被吸納進媒介所指 稱的世界當中，在過程中被招募或改造成主體（Althusser 1987；Rose 2011：122；
Sturken、Cartwright 2013：61, 62, 64-65, 82）。觀看視覺事物成為一個想像和型塑 認同與共同體的行動，而電影身為視覺媒體的一種類型，便具備著將觀看者召喚
／詢換成主體的功能，看電影也同時成為一種建構認同想像的過程。
電影身為一種大眾文化媒介和視覺影像事物，具備著形塑個人想像和傳播公 共認同的作用，但電影是什麼？為什麼電影可以作為型塑個人與民族認同的產物？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認為需要對電影進行簡單的說明，Allen and Gomery（1997）
對電影做出這樣一段描述：
電影是一種複雜的歷史現象（它既是一種藝術形式，也是一種經濟機構、
技術體系和文化產品）。……從歷史上講，電影從未能夠與其他系統―
大眾娛樂、其他大眾傳播形式、國家經濟體制以及其他藝術形式―分離 開來。（Allen and Gomery 1997：23-24）。
在引言中可以看到，電影同時是一種「藝術形式」、「經濟機構」、「技術體系」
和「文化產品」，這四個面向對應到「美學」、「經濟（工業）」、「技術／科技」和
19 轉引自李衣雲，2018，〈臺灣大眾文化中呈現的歷史認識：以漫畫為中心（1945-1990）〉。《思 與言》。56(3)。p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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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20 也就是說，電影可以對個人的藝術創作、21 技術體系的發展、工業
／產業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價值觀等進行探討（Allen and Gomery 1997），可以 說，電影是一個連結著個人與社會的載體（圖4），在其中，承載著社會的歷史、
隱喻跟期望，將文學、歷史、政治、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等元素濃縮其中。也因 此在電影中，「認同（identity）」作為一種主題，重要性不斷增長，不論是關於民 族／國族的認同、或是對自我主體性（subjectivity）與身分認同（identity）的追 尋等都是在當代的電影可以看到的重要主題，也是構成當代電影的重要元素。
圖 4：研究概念圖22
20 在電影史的研究中，將電影史分為:(1)電影美學史―將電影視為藝術，包含對電影技術的各種 運用方式的研究，不僅是對導演、創作風格和電影界藝術運動的研究，還須思考為何有些電影的 藝術手法能持續不斷，另一些則不能。(2)電影技術史―將電影視為發明，有研究這一技術體系是 如何發展、產生什麼樣的變革、為何會出現這樣的變革，技術又是如何制約人們創作電影的方式 等。(3)電影經濟史―將電影視為工業，對誰為影片拍攝提供資金?怎樣提供的?為什麼提供?等問 題提出質疑，並認為每部影片都是出現於某種經濟語境之中。(4)電影社會史―認為個別電影的 內容反映社會與觀眾的價值觀、慾望和恐懼等。而電影通史則常以敘事形式表述（Allen and Gomery 1997：28-48, 54；Giannetti 2004：462）。
21 Groys 在《藝術力》（2015）一書中提出多重作者，將策展人同樣視為展覽藝術品的創作者。
而我將這個概念延伸，認為電影的創作者不單指導演（一般而言除了原作者之外，電影的創作者 便會是導演），而是指在製作及拍攝電影中包含導演、編劇、攝影師、演員等參與的腳色都是屬 於電影創作的多重作者（Groys, Boris 著、郭昭蘭、劉文坤譯，2015，《藝術力》。台北：典藏藝 術家庭）。
22在藝術取向上，有分為反映、塑造以及中介性觀點三種取向。反映取向說明的是藝術告訴我們
電影
社會、政府、國家
個人
（創作者／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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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4 中，電影與社會同時在一個網絡中互相受到創作者、消費者及其他事 物的影響，這個影響不只是單面向的影響，而是雙向的，甚至是一種網絡式脈絡 下的相互影響（Victoria 2006）。這也代表某部電影的出現和其表現的內容，會與 特定的脈絡有所相關，「影片不是自然而然出現的，它們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被 生產和消費（Allen and Gomery 1997：46）」，舉例來說，在與台灣歷史環境、政 治文化、經濟發展歷程相似的南韓的電影類型中，特別以南北韓的歷史或是對歷 史的清算等電影題材最為賣座。其收益甚至可以超過聲光特效十足的好萊塢電影，
且雖然隨著時代變遷，電影著重的觀點有所改變，但這類題材依然是南韓電影的 重要主題，甚至幾乎成為南韓賣座電影的勝利公式。而這樣的票房反應在某種程 度上也反映韓國人民對韓國的國家認同與民族主義（林育萱 2014）。關於南韓自 身歷史的電影，反映出南韓對南北韓分裂的歷史與關係、南韓自身國家與民族的 歷史、以及南韓乃至於整個朝鮮半島與周遭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因此在南韓電影 中的歷史事件，包含南北韓分裂、光州事件或是南韓的民主化不僅展現一個社會 的集體記憶，更表現出韓國人民對於自身國家的歷史與身分認同（林育萱 2014）。
而回到台灣，劉現成（1997）對於電影在台灣扮演的角色進行了這樣的描述：
在台灣社會裡，電影是什麼？無庸置疑的，電影是一門藝術型式，是一 種大眾傳播媒體，當然，更與國家發展有著休戚與共的關係。（劉現成 1997：3）
一些社會的事物；塑造取向則是表達藝術作品如何影響社會；中介性觀點則是採取文化菱形的方 式來看藝術，認為藝術的消費與意義會受到個人的態度、價值觀、社會地位、藝術創作者與經銷 商等影響，因此，藝術與社會間的連結，與反映和塑造將藝術視為一面鏡子不同，中介性觀點認 為藝術與社會不可能是直接連結的（Victoria 2006：19-61）。而在圖 4 中，我認為電影是可以直 接與社會和個人連結，但它的內容依然會受到個人態度、價值觀、社會地位、藝術創作者等影響，
而個人與社會之間也是會互相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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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主體認同論述中，一直以來便是在處於面對強大主體（例如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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