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7
電影重新想像台灣地方的「後海角電影」8中,台灣電影如何鋪寫並描繪出什麼 樣形象、想像與意象下的台灣?其中又蘊含著哪些集體認同與集體記憶的元素與 論述?這些都是本篇論文試圖去探討的。
二、相關定義
(一)何謂台灣電影?
本篇論文旨在研究《海角七號》後的「後海角時期」台灣電影,並提出一個 提問:「台灣當代的主體性如何並再現哪些想像於後海角電影中?」。但在開始進 行問題意識的提問之前,我認為必須先針對兩個基本的問題進行定義,第一個問 題是――「該如何界定台灣電影?」,而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後海角時期』
和『後–新(Post‐New)電影』之間的差別,以及為何本篇論文是以『後海角時 期』來稱呼研究主題?」。這兩個提問的重要性在於,它們會直接與本論文中「如 何界定電影文本?」和「為何是這個時代?」這兩個重要的標準有關,因此有必 要再進行問題意識的提問前先將相關的標準詳細說明。
首先在第一個問題上,關於台灣電影的定義有很多,且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
一般而言,最普遍的定義是「台灣」本地生產的電影,而有些研究則以資金、生 產關係與生產條件區分,但這些定義無法避免過於簡化、缺乏彈性等爭議。對於 台灣電影指稱上的困難,起源於台灣本身複雜的文化身分認同及電影工業本身特 性9這兩種本質性的問題(劉現成1997:176)。但即使如此,仍有些研究明確界 定了台灣電影。劉現成(1997)將「台灣電影」界定為:
8 這個由《海角七號》開啟的電影時期,在電影史當中有些人也將其稱為「後–新(Post‐New)電 影時期」。關於「後海角時期」和「後–新電影時期」的相關定義和差別,以及為何本篇論文是以
「後海角時期」來稱呼研究主題,我會在第二節的相關定義中詳細論述,在這裡就只先提出「後 海角時期」的名詞。
9電影工業包含製作、發行和映演三部分,而電影工業擁有的跨國性,也加深界定的難度(劉現 成1997:176-177)。
‧
10此處國家機器被特別強調的原因,在於作者是採取語境取向分析(textual approach analysis)。
語境(contextual)方法,通常研究的是能決定一國電影產業的文化、政治、制度和產業的因素,
關心的是文化生產的過程,而不是再現工業本身(Turner 2010:178-179)。在語境分析取向下,
該書旨在探討一九六零年代國家機器與電影工業之間的關係(劉現成1997)。但由於本篇文章偏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_74051_324,取用日期 2018 年 5 月 7 號。
12 關於跨國資金合製電影的相關內容與爭議,可參閱魏玓〈合製文化:反思全球化下的國際電影 合製〉(2006)和〈「新亞洲電影」的打造與拆解〉(2010)兩篇文章。文章內便有相關對於合製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9
可能無法明確界定出電影屬於哪個國籍。再加上本篇研究目的著重在台灣的認同 元素,須更為強調電影的內容,所以在內容上必須要能指認出是關於台灣。同時,
本文參考賴英泰(2012)針對台灣電影的定義。在該文中台灣電影被定義為:
以台灣的社會、歷史、背景互相影響做為描寫主題或主要發生場景的電 影,或者是電影主要在台灣生產的電影。(賴英泰2012:8)
而本研究則在此基準上更加延伸,在資金與產地的標準之外,將「台灣電影」
定義為――「主題內容為直接描寫或間接指涉台灣過去歷史、社會現在情況、或 未來願景想像其中一項,且電影主要場景或主要生產地為台灣的電影」。
(二)後–新電影?後海角電影?―電影時期的特殊性13
在定義完何謂台灣電影後,接著是關於本論文稱呼的「後海角時期」的意義,
以及它跟另一種稱呼―「後–新電影」―之間的差異。從包含期刊、碩博士論文、
會議論文等學術討論、到一般大眾媒體的新聞或相關的訪談當中統合,可以得知 關於從2008 年《海角七號》以後的電影時期,基本有 2 種稱呼。一種是將這個 時期描寫台灣地方鄉土、社會歷史的類型稱呼為「後–新電影」,14代表的是延續 著台灣新電影以降的脈絡,例如白敏澤(2014)、張惠淑(2014)和黃俊捷(2016)
便以「後–新電影」為題進行台灣在地性、地方性和鄉土的書寫(白敏澤 2014;
電影的概念界定,論述關於合製電影的定義、模式、演變進程以及實際案例作為說明。
13 雖然關於由「海角七號」開啟的電影時期尚有許多爭議,包含電影時期的時間界定、電影時期 的稱呼等,包含「後–新」或「後海角」等名詞本身也是爭議不斷。但在此,我還是借用「後–新 電影」和「後海角電影」兩種說法,作為論文當中對2008 年之後的電影時期界定以及後續電影 史的基調,但也在此強調,關於這個電影時期的說法、界定、命名和特徵等,尚未有一個明確且 公認的定論,相關論述仍處在一個發展的過程中。
14 對於 2008 後的電影時期,混雜了「後–新電影」和「後新電影」兩種以上的說法,這種名稱上 的混淆,起源於對於「新電影」之後的電影時代區分,詳細的電影史分期我會在第三章的「台灣 電影史」中論述。而雖然在相關文獻中有許多不同的稱呼,但在本篇文章中,將「後新電影」視 為1989 年到 2008 年之間的台灣電影時期(也可稱為新新電影),而「後–新電影」則指稱 2008 年以後的台灣電影,因此,除非為直接引用,不然本論文中皆以「後–新電影」作為 2008 年後的 電影時期指稱。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0
張惠淑2014;黃俊捷 2016);另一種則是直接以「海角七號」為名,稱呼這個由
《海角七號》開啟的時期為「後海角時期」――《海角七號》以後的電影,例如 李蘇偉(2013)和丁鵬(2017)就以「後海角時代」為題目,討論台灣電影在《海 角七號》後的創作轉向、特徵,以及電影內容中的身分與國族重建(丁鵬 2017;
李蘇偉 2013)。
關於「後–新電影」的相關稱呼,在前面將 2008 年以後稱為「台灣電影文藝 復興」的討論中,就有台灣「後新電影」或「新新電影」的相關稱謂了(徐樂眉 2015:222)。而 2009 年 10 月時,中研院文哲研究所和國家資料館合作、共同召 開與《海角七號》相關現象的研討會,研究會的主題便是「美學與庶民:2008 年 台灣『後新電影』現象」。當中的文章就有討論到「後–新電影」的相關意涵與定 義(彭小妍 2010:124)。例如彭小妍(2010)就把「後–新電影」定義為:
在新電影高峰之後出現,企圖在新電影的菁英美學之上,嘗試創造另一 種美學理念―姑且稱之為庶民美學―的電影。(彭小妍 2010:133)
而孫松榮(2010)則將 1982 到 1987 年稱為「新電影」時期;1987 年以後和 1990 年代是「後新電影」;2000 年代則是「後–新電影」,並藉這些電影時期的界 定探討著新電影的傳承、斷裂和革新的可能性(孫松榮2010;彭小妍 2010:132)。 在其概念中,不論將2008 年的《海角七號》以後的電影時期稱為「後新電影」
或「後–新電影」,都必須從這一命名代表的美學、文化及歷史意涵中釐清和探討,
而不單純是關注在電影票房收益、觀影接收、或工業環境的運作模式等實質層面。
因此,在文中他認為該將這時其定義為「後–新電影」時期,「–」的符號代表的 是連結、區隔和突顯與原先「後新電影」之間,同一命名,但卻有不同意涵的概 念(孫松榮2010:141)。「後–新電影」這個名稱的意義不只是作為一種指陳電影 復興年度的同一性命名;也是作為一種可重複著「新電影(1982-987 年)」的「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
–新電影」,及並置或疊合著「後新電影(1987 年以後或 1990 年代)」的「後–新 電影」(孫松榮2010:141)。
簡單總結一下:
作為台灣「電影現代性」的「新電影」與1990 年代「後新電影」浪潮,
均可謂是2008 年「後―新電影」所指涉與表徵的共同想像對象;既是 前兩者的「後」來者、也是其「後」繼者,更是致力於展現差異性與殊 異性的「後」進者。(孫松榮2010:142)
歸納相關著作,整體而言,對於「後–新電影」的概念是,於 1983 年開始的 新浪潮電影被視為是第一波的新電影,而2008 年後的後新電影則被視為是第二 波的新電影。第一波的新電影側重於寫實描繪日常生活的美學探究,而第二波的 新電影則是透過推出大多為類型導向的電影,使台灣的電影工業重新振興(洪國 鈞2018:265)。「後–新電影」代表的是,承接「新電影」以降,描寫台灣地方鄉 土、社會歷史的脈絡,與「新電影」之間的差異,主要展現在電影的行銷宣傳、
表現手法和美學意涵方面,在對台灣土地、人民生活和歷史脈絡等電影命題上是 一脈相承的。
「後海角時期」則是相應於《海角七號》的誕生,在《海角七號》出現後,
「後海角年代」一詞也因應而生(鄭秉泓 2014:18),15台灣的電影時期也因此 被劃分出「前海角時代」和「後海角時代」兩個分界(野島剛 2015:30)。在「後 海角時期」的概念上沿襲的是《海角七號》應用在電影的部分,也就是不管是電 影的創作主題、電影風格、角色塑造、台詞對白、或是電影行銷和宣傳等,關於
《海角七號》的整體電影結構,都被之後的電影所應用。
15 鄭秉泓(2014)認為 2008 年《海角七號》的上映,代表的是「後海角年代」的誕生。2011 年
《賽德克・巴萊》的問世,既可視為「後海角年代」的終結,並且2012 年之後則是「後巴萊年 代」的正式揭幕(鄭秉泓 2014:1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2
而在本篇論文的問題中,探討的是「在《海角七號》以後,台灣電影如何鋪 寫並描繪出哪些形象、想像與意象下的台灣?其中又蘊含著什麼樣集體認同與集 體記憶的元素與論述?」,也因此,對於本篇文章來說,從2008 年以後的電影時 期的重點是在「延續」《海角七號》的電影特色,論文強調的是以《海角七號》
為起點的脈絡。
此外,在洪國鈞的訪談中提到,關於「『新』的意義就有很多種、也有很複 雜的歷史,每個時代都有它的『新』(曾芷芸 2010:277-278)」,「新電影」
的「新」有其歷史脈絡和定義,但是在電影史的討論中,卻似乎將「新」的意涵 給僵化,也因此才會有「後新電影」的名稱出現。他提到:
的「新」有其歷史脈絡和定義,但是在電影史的討論中,卻似乎將「新」的意涵 給僵化,也因此才會有「後新電影」的名稱出現。他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