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環境與決策結構

第三章國家依附時期

第二節外在環境與決策結構

一、外在環境及背景分析

國家依附時期軍友社依賴對象分別是政府、社會大眾及民間企業，在決策結構上，總幹事(秘書長)由國防部推派後兼任，實際掌握決策權應是政府機關，由軍友

社成立背景得知，政府響應民間的號召，在各地捐錢、捐土地給予使用，在財務上，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九年，接受政府補助及社會各界捐助，卅五年總計近八十四億餘元。

從資源依賴角度上，此一時期軍友社主要受牽制對象為政府機關，跟當時成立背景有關，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九年戒嚴時期，威權政府指導下，秉持「軍愛民、

民敬軍」的精神，特別是軍友社的前身又是青聯會，因此，卅五年期間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這段時間邊界處於模糊狀態，在人事與財務上皆受到機關影響及控制。

此一時期，軍友社為學者庫勒(Kuhnle)和塞勒(Selle)所稱的整合依附型

(Integrated Dependence)的非政府組織，財務及受控制的程度都無法獨立於政府，

當時在威權體制的政體下，政府在法令規章的控制勝過於對軍友社財務的控制，因此在國家依附時期的軍友社，將受到政府法律、政策及規章的強烈控制，並且在財務方面將完全依賴政府機關，而無法獨立自主。

在依附期，軍友社過度依賴政府經費的投入，在自主性將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克萊帕(Knapp，1990，183-218)等人認為，可能產生的影響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政府補助(Public Funding)會使非政府組織更加官僚化。例如財務管理和會計、公文流程、例行性的控制等，這些發展其實與非政府組織當初的志願主義以及互助精神等概念是相違背的。由於非政府組織至今仍未能開拓其它資金來源以替代政府補助，因此，難以消除因接受政府補助所造成的額外成本。

(二)不當管制(Inappropriate Regulation)。政府的某些行政業務已經成為非營利組織獲得政府補助的要件之一。例如政府會審核非營利組織的收支、或資源的投入與產出等。這樣的管理限制將會對非政府組織的運作造成干擾．特別是當一個非政府組織接受一個以蔔的政府部門補助時。情況將更加嚴峻。

(三)自主性的威脅(Threats to Autonomy)。非政府組織一旦介入政府的公共服務業務中．有可能會被政治力量所左右，從而淪為政府的一個政策執行機構，會影響其獨立性、自主性、甚至有可能背離組織的使命，難以充分發揮政策宣導的功能，更無法滿足其服務對象的需求。

(四)財務不穩定(Financial Insecurity)。依賴政府補助的最大缺點就是存在不確定性。

政府的補助或許只能抵消非政府組織的部分成本：或許政府的經費補助會延遲發放或根本不予發放．甚至也有過度投資的可能性。因此，政府補助經費的不確定性，

對於主要依賴政府支援的非政府組織來說．無疑會對其財務上的安全性造成相當大的威脅。

二、決策結構

國家依附期，社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在社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

由理事會代行其職權，並由監事會執行其監察任務(社員權力、義務及社員代表大會職權，請參考附件二○一二年軍友社組織章程)。此一時期秘書長由軍職兼任，

產生雙重隸屬監督，秘書長除接受董事會課責外，尚須接受國防部的指揮、監督。

此一時期理事長由全國社員代表大會投票後決議，共有兩任理事長，分別是上官業佑先生及黃啟瑞先生，背景皆為民間企業老闆，負責主持重要會議、慶典、對外發言、簽署重要文件，為軍友社頭領人物；秘書長在國家依附時期共有五位，分別是傅雲、江海東、洪同、胡素鴻及勞聲寰，負責軍友社實際的經營，由理事會授權理事長提請常務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在此一時期都為軍方將領兼任。

(一)理事長及理監事

軍友社正式成立於台北市，第一屆全國全代表大會上官業佑等三十一人當選第一屆理事會理事，當晚舉行第一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繼全體理事一致推舉上官業佑先生(從一九五一年十月卅一日擔任至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膺任第一屆理事長，

上官理事長並提名傅雲先生，擔任第一屆理事會總幹事(即秘書長)，亦經全體理事一致通過。從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九年，表第一屆至第十七屆理事長及理監事名單，

以及表第一任至第十四任秘書長，上官業右及黃啟瑞均為國民黨籍，理監事及組織內部人員多為政府官員、將領擔任其職，軍方色彩濃厚。

國家依附時期理監事人數從第一屆四十人、第二屆五十二人、第三屆九十九人、

第四屆九十八人，大多數為國民黨籍，主要係該階段屬威權及戒嚴時期，黨禁、報禁皆尚未開放，公民意識不清，在則《人民團體法》亦未公佈實施，因此，多數理監事多為資深國民黨員，甚至兼具官員身分。

從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年期間，台海大小戰役頻繁，包括發生在一九四九年的古寧頭大捷、一九五二年南日島大捷、一九五三年鹿羊大捷、一九五四年銅山港大捷、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戰、一九五九年台海空戰等，此些戰役使的各地愛國社員加入軍友社相當踴躍，從一九五一年十月第一次召開社員代表大會時的四十人，

到第二屆一九五三年十月召開時的五十二人、第三屆一九五七年的九十九人、及第四屆一九五九年時的九十八人，理監事人數伴隨大小戰役，因應地方需求持續增加。

黃啟瑞、陳茂榜及陳重光三人，為一九五九年六月四日至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之理事長，均為國民黨籍。從第五屆至第十七屆理監事人數，分別是第五屆三十二人、四十人、七十六人、七十五人、七十六人、七十五人、七十六人、七十人、七十六人、七十六人、七十六人、七十五人、七十六人。從理監事名單中，可以發現四十九年後的軍友社，組織相較於草創期在理監事席次上呈現穩定成長，在第十七屆理監事中，理事五十七人、監事十九人共七十六人。

第五屆(社員大表大會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召開)及第六屆(社員大表大會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召開)分別將理監事減為三十二人及四十人，相較於第三屆九十九人及第四屆九十八人，理監事人數遞減原因，主要係因應一九六○年組織大規模調整。

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日，奉內政部及國防部(48)內社字第二二八六號通知，為防止弊端，宜作徹底改革，精簡機構，裁減人員，調整業務，樽節開支。由於政府政策在一九五九年所作的調整，進而影響軍友社在第五、六屆社員代表大會理監事成員數量，即歷史制度論中「路徑依循」的表現。

另外，從第七屆理監事人數從第六屆四十人增額為七十六人，主要係理監事經檢討，前兩屆人數大減南將地方首長及工商界熱心敬軍人士納入軍友社組織裡，尤以軍友社實行統收統支政策後，部分地方首長仍有認為地方捐款應歸地方使用之誤解，經會議通過理事會改為五十七人，監事名額改為十九人，共七十六人。之後，

理監事數量呈現穩定，從第七屆(一九六五年四月)至第十七屆(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未在有大幅調整，即歷史制度論中「預示平衡」的表現。

表 3- 3 第一屆至第十七屆理事長及理監事名單第一屆理、監事會：四十人

理事長：上官業佑先生(一九五一年十月卅一日至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 理事：31 人(包括李煥、謝東閔等)

監事：9 人(包括邱念台、李友邦等)

第二屆理、監事會：五十二人

理事長：上官業佑先生(一九五一年十月卅一日至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

理事：41 人(包括中央團體社員理事：總政治作戰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等 22 個；區域團體理事：花蓮分社、金門分社 6 個；個人社員理事：李煥、江海東等 13 人)

監事：11 人(團體社員監事包括省財政廳、主計處等 8 個；個人社員監事：謝東閔、張賢壽等 3 人)

第三屆理、監事會：九十九人

理事長：上官業佑先生(一九五一年十月卅一日至一九五九年六月三日)

理事：77 人(中央與省級團體理事：方治、連震東等 31 人；區域團體社員理事：

林石成、謝貫一等 22 人；前線地區：陳卓凡等 2 人；模範社員理事：楊繼曾等 5 人；個人社員理事：洪同、江海東等 17 人)

監事：22 人(中央與省級理事：黃朝琴、陳漢平等 11 人；區域團體理事：王安順等 5 人；個人社員理事：謝東閔與謝然之等 6 人)

第四屆理、監事會：九十八人

理事長：黃啟瑞先生(一九五九年六月四日至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四日)

理事：77 人(中央與省級團體理事：傅雲、陳火土等 31 人；區域團體理事：戴德發與張祥傳等 22 人；前線地區理事：陳卓凡等 2 人；模範社員理事：上官業傳等 5 人；個人社員理事：黃啟瑞與易大德等 17 人)

監事：11 人(中央與省級團體理事：胡健中、郭永等 11 人；區域團體理事：沙德堅與王一之等 5 人；個人社員理事：謝東閔與岳念台等 5 人)

第五屆理、監事會：卅二人

理事長：黃啟瑞先生(一九五九年六月四日至一九一七六年六月十四日) 理事：25 人(王昇、皮以書等)

監事：7 人(張泰祥、黃成金等)

第六屆理、監事會：四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