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權益

周志宏（1997）指出，在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 382 號解釋以前，我國各 級公立學校與學生之法律關係，均以行政法上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為立論基 礎，學校可在無法律明文或法律授權規定下，限制學生的基本權，而學生在學關 係的爭議，也不得請求司法救濟。在前述情形之下，尤其在涉及學生學習權及受 教育基本權利的懲處部分，學生權利實難謂真正受到保障。

在過去，訓育委員會依照校規作成的決定，學生沒有申辯的餘地，而訓導人 員依照不同理念而採行的「訓育」措施，也未必能讓學生心服¹²。在講求「權利 義務關係」的時代潮流衝擊之下，學生對訓導人員的措施不滿，便很可能透過媒 體或網際網路對外張揚以求取「公道」，反倒不利學校與學生建立具互信基礎的 溝通管道，因此，出現檢討大專訓導制度和建立學生申訴制度的聲浪¹³。

1980 年代，學生運動風潮湧現，儘管起初的訴求，呈現的多半是要求憲政改 革等黨外政治運動型態，但在臺大校方接連針對學生做出停社、記過、申誡、開 除學籍等處分，甚至動用校警與便衣人員驅散並毆打學生後，以「學生主權」為 號召的校園運動，也應運而生，甚至成為後續校園改革的動力。其中著名的如 1986 年「李文忠事件」便是一例，臺大政治系學生李文忠，因「英文」課程三修 不過，遭到校方退學，雖依循管道向校方交涉兩個月仍未果，最終，校方將聲援 的6 位改革派學生處以留校察看，另將李文忠開除學籍，學生對此均無力反擊。

姑且不論事件之是非對錯，此類事件，凸顯出校方與學生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

亦呈現出校園缺乏學生申訴機制的情形。

直至今日，學校與學生之間的關係已有不同，當前與大學生權利相關的大法 官解釋也為數不少，除前述釋字第 380 號與第 684 號之外，還有第 382 號、第 563 號等解釋。1995 年釋字 380 號解釋文與理由書均提及，當時的《大學法》第

12 〈該是重新檢討大專訓導制度的時候了〉，1984-12-15，聯合報，2 版，全文報紙資料庫，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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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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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條將大學修業年限之延長及縮短，規定為大學自治事項，有關辦法，授權由各 大學自行擬定，報請教育部核備後實施，故教育部對各大學之運作，應僅屬於適 法性監督之地位（許禎元，2006）。然而，同一理由書中也點明，當時的《大學 法》並未授權教育部邀集各大學訂定共同必修科目，《大學法施行細則》所定內 容，即不得增加大學法所未規定之限制，且「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不及格者不得 畢業」之規定，涉及對畢業條件之限制，致使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之訂定，實質 上發生限制學生畢業之效果，應限期改善。

同年作成的釋字第382 號解釋，肯定學生於校園內外均為憲法保障的權利主 體地位，尤其在校園內的權力行使，亦應建立正當法律程序的觀念，依《教師輔 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表明救濟管道並設立救濟制度，以免侵犯學生的基本人權

（林佳範，2002）。釋字第 382 號解釋認為，學校係屬於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 予行使公權力的教育機構，因此，學校實施教育的行為，目前被認定是執行公務

14。其中，教育本有外部事項與內部事項之區別，只為達成教育目的，由教師所 直接採取的學科教學，或發生教育效果之生活教養活動的教育功能事務，原則上 屬於教育自主範疇，而教育外部事項則為有關教育行政管理事務的法律關係，包 括教育制度、教育管理監督制度及學校行政措施，皆應透過法律規定予以形成（李 惠宗，2004）。教育既為執行公務，必然需有其規範依循，以免濫用權力而致使 民眾的權利受到損害，教師除了可以參考各級學校依據「輔導管教注意事項」所 訂定的《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中羅列之管教措施，本身亦須遵守《教育基 本法》及《教師法》等相關規範，以免有不當管教的情事產生。

法理上，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為達成教育目的之手段，依《教師法》第17 條 之規定，教師負有導引學生適任發展，培養其健全人格之義務，輔導與管教學生 時，應包括尊重原則、保密原則、平等原則及禁止連坐原則，且基於「保障學生 受教權」與比例原則的要求，教師必須窮盡所使用的各種管教手段仍無法奏效，

14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老師，你也可以這樣做！－校園法律實務與理念》，第四版第五刷，

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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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違規情節重大者，使得移請學校進行懲戒（李惠宗，2004）。

釋字382 號解釋文提及：「各級學校依有關學及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 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份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自屬對 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 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自得依 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從解釋文可看出，大法官將「校內申訴途徑」定為 學生權利救濟制度的重要一環。

除此之外，由於該解釋提及學生須先用盡校內申訴途徑，始得提起訴願、行 政訴訟請求救濟，為此，教育部於1995 年通令省（市）政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輔導各級學校，建立申訴制度¹⁵。使得原先沒有學生申訴制度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也依此解釋提供了校內申訴途徑，連帶影響大學以下教育階段的學生權益保 障（周志宏，2003）。透過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82 及 462 號解釋，特別權力關 係大抵已被突破，在學關係也變為一般法律關係（許育典，2004），而隨著肯定 學校組成份子基本權利的大法官解釋被相繼作成，立法院亦以揭示教育自由權與 國民學習權為由¹⁶，於1999 年 6 月 23 日公布《教育基本法》，成為以「人民」為 教育權主體之教育憲法。

2003 年，釋字第 563 號解釋文提及：「大學自治既受憲法制度性保障，則大 學為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自得於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訂定有關取 得學位之資格條件」。而2011 年的釋字第 684 號則表示「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 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 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在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 382 號解釋應予變更」，除 了是對舊有大法官解釋進行重新省思，也有限度地將制度進一步放寬，以符應當 前學生人權保障。談及學生權益，大學生若遇到權益受損的情形發生，校方應提

15 教育部民國 84 年 12 月 28 日台（84）訓字第 064283 號函。

16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88 卷 31 期 3031 號一冊，頁 431-434，取自立法院法律系統，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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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關權利救濟管道及資源，如此一來，其權利才可謂真正擁有保障。

此外，學校基於教育目的之達成，會對學生進行教學上或輔導管教上的行為，

此類行為，可能會限制學生的部分權利。然而，學校的行政行為，不得違背法令 明文規定。依《行政程序法》第7 條，學校職權之行使，仍須受制於「比例原則」， 以檢視其行為之合理性。故此，學校權力的作用，除了不能以侵害學生之權利為 目的之外，任何教學或輔導管教的行為，也應考量是否損及學生的受教權，基於 達成教育目的所作出的處分，也應盡可能將對學生的傷害降至最低。

除法規變遷外，過去有關大學生權益之研究，除早期吳清基（1995）之研究 外，還有許育典（2011）、蕭文生（2011）、林姁璇（2012）、魏天穎（2015）與李 立旻（2017）等幾篇研究。許育典（2011）指出，學生程序權的保障相當重要，

就大學生在學校的程序權而言，主要是校務會議的參與，學校縱使是行使其自治 權，仍應賦予學生一定程度的程序權，以避免糾紛的產生。蕭文生（2011）則認 為，大學生在校內所享有者應該包括依憲法第 22 條所享有的受教育權，依憲法 第 11 條所衍生而的學習自由，以及依其他憲法規定所保障的人權，包括言論自 由與結社自由等。

林姁璇（2012）認為，大學生做為大學構成員，享有的基本權包括研究自由、

講學自由、學習自由。其研究亦從我國憲法框架及現有法規為出發點，探討大學 生應該享有的權利與保障，指出大學基於大學自治，在權限內享有規章自治權，

可訂定與大學教學、研究與學習有關之規範。在此範圍內，大學生的基本權可能 受到校規限制，但與此無關的事項，如已逾越大學自治的範疇者，對大學生即不 發生拘束力。魏天穎（2015）歸結大學學生享有的較無意義的基本權包括選課自 由、上課自由、積極參與及表達意見自由，並認為大學以上之學生除前述基本權 之外尚含研究自由。而李立旻（2017）則指出，學生權利是以學生身分為前提，

在校園的領域中一種客觀的價值秩序或價值體系，而關於維護大學生之權利；張 紅偉（2008）指出，應加強大學生的權力，以維護其權利，具體的做法有以下兩 項，第一是在學校管理中賦予大學生合法的地位和身分，給予其參與管理學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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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第二是讓學生自由組建自治組織，用相對獨立的權力維護其權利。

有關「大學生權益」，本研究採用吳清基（1995）之觀點，揉合前述張紅偉

（2008）、許育典（2011）、魏小琳（2006）等研究，認為廣義的大學生權益，應 包含平等權、自由權、受益權三者，同時也肯定大學生應有自由探究、發展其個 人人格與保有人性尊嚴之權利，並在學校管理中賦予大學生合法的地位和身分，

（2008）、許育典（2011）、魏小琳（2006）等研究，認為廣義的大學生權益，應 包含平等權、自由權、受益權三者，同時也肯定大學生應有自由探究、發展其個 人人格與保有人性尊嚴之權利，並在學校管理中賦予大學生合法的地位和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