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工不被信任的歷史建構
第三節 失控的理性：「安全控管」下的暴力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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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演戲」作為一種生存方式
從 TIPVDA 量表、高危機網絡會議、解列指標等，安全網已運用「技術理性」
將家暴社工工具化至最高峰。所以「演戲」，便是社工針對這些被高度建制化工 作所做的回應。當我說「演戲」，指的是社工在安全網只評估與「安全」有關的 人事物、只報告與「安全」有關的訊息，甚至揣測著專家學者、其他網絡會提供 怎樣的「安全」觀點，做為後續的行動策略。上述這些都是建制加諸於社工身上
「安全意識」的產物，而非來自社工與婦女討論過後綜合評估的結果。
社工因此在建制與婦女間游移，並隨著情境在光譜中進行「為何而演」的選 擇。選擇與婦女靠近而演，就是透過有意識地說出安全網想聽的、技巧性地迴避 安全網不想聽的，透過對其他網絡單位，特別是握有列管生殺大權的專家學者，
進行婦女的安全展演，達到除管的目的，進而回到有「人味」的社會工作。
至於在致死究責的恐慌下，社工選擇與建制靠近，透過按照安全網的流程、
指標，便可免於「基本性的責難」75，因此專注於防錯的工作，將每個建制的工 作都打勾完成，就可以做到基本的自我保護。
不過不論社工往哪裡靠，「為何而演」，其實都是社工在體制下的生存之道。
並且，因著「演戲」帶來的除管效果，解放了社工從各式流程、指標的束縛，讓 工作回歸到相對低度建制的狀態，找回與婦女工作的彈性並減輕行政工作的負 擔。
第三節 失控的理性：「安全控管」下的暴力治理
家暴法開宗明義第一條：「為防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特制定本 法。」亦即，國家透過立法，取得了介入家庭內治理暴力的合法性。暴力具有傷人 的破壞力，與人身安全議題有最直接的扣連。因此，國家希望暴力能夠透過治理後 被抑制，終止暴力的同時，也就是被害人安全的時候，
75 由於社工在結構的設計下，不可避免會成為「代罪羔羊」，但工作若按照流程設計的進行，對 建制來說至少有完成「基本盤」，可以挑的毛病相對較少，因此將此命名為「基本性的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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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國家受到西方理性化的影響，相信人的生活是可以被預測、計算、
系統化的，並相信藉此精準地掌握生活是有效率的。於是，為了追求施政的效率，
以「技術理性」，將原本抽象不可預測、不可計算的「安全需求」，量化成為各種 表格與數字，以有效管理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然而，在這些看似理性的治理之下，
卻潛藏了許多建制中不理性。
壹、 少數決定多數的荒謬起點
安全網源自於大量露出的家暴致死案件，媒體捲動了社會意識，不僅讓通報 案量飆升，也提起全民的安全意識，連帶對政府生成壓力，致使家暴防治工作走 向制度性的變革，發展出一套「以風險分級，決定後續服務」的建制。
Gillingham（2006）便提出在資源有限、人力不足的環境下，這樣的「風險決 策」具有政治性的考量，有意用來做為資源分配與調節的手段，藉此來訂定誰需要 優先服務、誰需要更多資源。也就是說，安全網的出現，其實是一種因應時勢壓力 與現實資源的平衡策略。
於是， 安全網透過風險分級，先排除了那些中低危案件，在此決定了哪些案件 是值得優先獲得服務與密集資源的，並將火力集中在這些高危的案件上。然而，高 危機案件，卻常常遭遇到網絡投入密集資源，又難以「投其所好」的窘境，使得資 源在這樣的建制設計下，不一定如當初預想的得以有效的「物盡其用」。
會產生這樣的結果，來自於安全網已設定了高危案件一種特定的「安全」臉孔，
而這類的臉孔，是需要被拯救的女性弱者姿態，是迫切需要正式網絡介入才得以脫 離暴力，否則會被暴力致死的。那麼，這樣的角色圖像從何而來？來自於媒體每次 披露致死案件的婦女樣貌。
但我們必須認知到，媒體的興趣是提高社會大眾的閱聽率，因此報導家暴案件，
必須挑選最腥羶的案型，也就是致死案件，做為吸引大眾的題材。然而，當媒體案 件變成一種體系變革的起因，並主導了當前家暴治理的風向，其實是不理性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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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會看到，最有影響力的都是上報紙的個案，是整個體制裡最極端的案例，但 她們卻形塑了當前的家暴體制，分配了體制內大量的資源，並決定了大部分的個案 如何被對待，呈現了一種「少數決定多數」的荒謬。這也是為什麼，安全網在與婦 女工作的過程中，服務輸送與婦女需求時常呈現斷裂的狀態，因為除了被媒體放大 的「安全」之外，沒有其他的可能。
貳、 「零暴力」的不理性
2015 年 9 月底，我參加了一場「解除列管工具書」專業訓練76。這份工具書 其實是以「除管指標」為基礎，更精細地發展出五個構面的評估向度，分別是「暴 力停止」、「加害人危險降低」、「情境危險因素降低」、「外部介入發揮威嚇 與保護效果高」、「被害人自我保護知能提高」。也就是說，在網絡中提除管，
從過往符合至少三項指標，在列管表上開放式填答，演變成 26 項選擇題並符合
「一停二低二高」的原則，更高度建制化的狀態。
印象深刻講者在台上講著「除管工具書」建構的起源，提到所追蹤的 47 件 高危除管再通報，其中有幾件仍被家暴致死。這樣的經驗引發講者思考，認為危 險評估為一具流動性的心理、社會評估，並受到情境變化的影響，含有不確定性。
因此，評估必須不斷的在歷程中進行，才能接近案件當事人所呈現的流動性特質，
評估結果才具有效能。由於接案時已有 TIPVDA 進行篩案危險評估，列管時有列 管表每月持續性地危險評估，唯有除管指引，各縣市尚未有一致的指標，因而催 生了這套工作手冊（王珮玲、沈慶鴻、黃志中，2015）。
風險的本質，在於它的不確定性與不可預測性，因此風險評估，是希望透過 量化的風險分數，推估風險可能發生的機率與程度，做為後續介入的依據（Gillingham，
2006）。所以，風險的發生其實是機率問題，並相信經過管理之後，可以降低發 生率。然而，在這場訓練中，沒有人去討論可容忍的風險是多少，甚至討論到那 些再度進案的高危致死案件，仍認為是工作者缺乏專業指引工具，導致專業評估
76 此訓練為衛福部辦理「家庭暴力高危機個管解除列管評估指標精進及推廣計畫」，發展出「親 密關係暴力高危機案件解除列管之評估指引」工作手冊，針對安全網的社政、警政、衛政進行工 作手冊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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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瑕疵，因此工具書的補強，意味著整套工作流程已從列管到除管，進行嚴密地 風險管理。亦即，建制不僅可以控管現在／已經發生的暴力，甚至可以針對未來
／可能會發生的暴力進行全面性的控管，達到零發生率。但當我們停下來，將這 樣的理所當然套回風險最基本的理性時，就會發現這其實是非常不理性的期待，因 為就算我們把所有的家暴個案都列管進安全網，也不可能達到死亡零發生。
如果說風險本身就是一種存在的必然，那麼風險只能盡力的轉化、降低，而 非侷限於單一的迴避或消除風險（胡正光，2003）。因此決策者應該要接受風險存 在著一定的發生率，但透過風險管理，可以讓體系建立一套防弊的機制，而我們應 該要去討論，對於弊端的可容忍程度是多少。
否則，當這樣的不理性被無限上綱，風險評估只會以越來越多的表單形式，控 管社工的工作。如此增加的不僅是社工的行政負荷、排擠了個案工作的時間，也 因為「技術理性」被發展得越來越純熟，建制更堅信「技術理性」不會出錯，而 將剩餘的風險機率，轉移到社工身上。所以「技術理性」的壯大，其實是將零暴 力的責任加諸在社工身上，並製造出更多行政流程剝削著社工的勞動力，並壓制 社工在其中的專業裁量權，將家暴社工推向建制內更加邊緣化的位置。
參、 追求效率的無效率
國家理性化的過程，已將社會福利推向管理主義，一個講求資源分配、控制 管理、效能成本的思維，並透過文本落實這套意識型態（蔡昇倍，2016）。管理 主義相信，只要透過指標的設立，將所有的服務量化，借助「技術理性」的管理，
就可以達到政策的績效。然而，當管理主義以流為盲目的信仰時，已經不是按照 理性的思考，去評估有沒有管理的需要，需要什麼樣的管理。現在的安全網便已 經走到了，只要一發生致死案件，就持續的相信只要透過管理，這個問題就會消 失，暴力就不會再發生。
然而，若風險的發生是機率問題，那麼安全網要怎麼凸顯績效？這裡就必須提 一個安全網的流程，就是高危機案件只要列管五次之後，便會召開一個高高危的個 案研討會議，不管被害人是否還在危機狀態，都還會在當次個案研討後除管。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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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在流程的設計上，除管是一種必然，就是只要列管進來，就一定會除管，所 以安全網的服務一定會是有效的。再者，這裡建構了一套邏輯，那就是曾經危險／
列管，但只要經過安全網的服務，就會安全／除管，製造出風險管理可以對風險達 到全面控制的假象，卻沒有思考到這些數字完全是被製造出來的。因此以A市為例，
高危機網絡的分區會議，因幅員擴大、案量增加，已從98年的2區擴展到現在的5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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