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工不被信任的歷史建構
第一節 社工專業之死：風險控制的鐵牢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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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工不被信任的歷史建構
小青及小瑾的案例，揭露了家暴體系如何定義婦女的「安全」，並說明了婦 女經驗如何在此視框下被排除。然而，身為一線的家暴社工，我們一邊要面對建 制「安全至上」的流程規訓，一邊又要與婦女的自主性並肩前行，在建制與案主 的光譜中游移，任由兩端角力著社工的工作價值。
當高危機的分類闖入了社工與婦女間的工作關係，社工淹沒在建制的安全文 本中，受到各種表單、指標與會議支配著自己的處遇方向。然而，建制持續地發 酵，限縮的不只是社工的工作空間，也模糊了婦女的樣貌，頓時，社工與婦女的 距離被拉得越來越遠。
當我們在安全網中疲於奔命，工作卻難以貼近婦女，身為一名社工不禁自問，
我們究竟為誰辛苦為誰忙？為什麼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表格來證明婦女的安全、
又為什麼我們的工作需要網絡單位和專家學者來檢視？面臨安全網中越來越多 加諸於社工的工作與要求，資深同事只用了「對社工的不信任吧！」歸因了安全 網之後家暴工作的劇變。
不被體制信任是個人層次的詮釋，然而在過去的文獻回顧以及田野經驗中，
常有社工感嘆缺乏專業自主性，似乎也透漏了家暴體系不能相信社工專業的蛛絲 馬跡。倘若家暴社工不被信任在安全網中是一種集體處境，那麼過去究竟發生了 什麼樣的事情、鑲嵌在怎樣的脈絡，才讓社工集體走到了這裡，便是我接續這章 將梳理並進一步拆解建制如何影響著社工的工作與行動。
第一節 社工專業之死：風險控制的鐵牢籠
建制民族誌認為文本乘載著意識形態與工作編排，組織並支配了人們的工作 與生活。TIPVDA 量表做為安全網的危險界定標準，決定了婦女是不是高危機，
啟動後續工作流程的關鍵文本。TIPVDA 量表共 15 題（附件三），勾選超過 8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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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即安全」的安全論述。由此可知，TIPVDA 量表不只是高危機的篩選機制，
它也形塑了整個安全網怎麼看、怎麼聽、怎麼想、怎麼行動，甚至重新定位了原
「危險評估」的英文是 risk assessment，risk 即「風險」之意。「風險」的概 念源自 Beck 所提出的《Risk Society》（風險社會），其認為風險是不可確定且具
63 第 1、3、4、5、6、7、8、12、14、15 題
64 第 2、9、10、11、13 題
65聯合知識庫為聯合報系所發行的聯合報(1951-)、經濟日報(1988-) 、民生報(1988-)、聯合晚報 (1993-)、星報(1999-)、美洲世界日報(2000-)、及歐洲日報(2000-) 等報之 724 萬則新聞的媒體知 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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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力的，並廣泛地存在於環境、科技、工業、經濟、政治各層面（汪浩譯，2003）。 在「風險」是不可預測且可能導向危險、損失的論述之下，為了避免風險發生，
發展出一套科學化的「風險評估」，將原本無法估量的危害，透過測量指標轉換 成可以計算的風險，作為後續的監測、干預與控制（Elliott，2002）。
也就是說，面對風險最直接的就是防止最壞的事情發生。因此，為了防止家 暴致死案件的發生，風險控制便以科學化管理做為手段，來達到安全的目的。至 於為什麼是透過科學化的管理，在於標準化的可預測性，不僅能將風險量化計算，
甚至能排除工作者在當中可能增加的人為風險。
當社工感受到體制的不信任，對體制來說，它是以「風險」在控管，任何可 能構成風險的都必須列入計算，所以社工是不可以被信任的。因此，安全網的文 本（TIPVDA、解列指標）與標準化的工作流程，都是一種去人性化的設計，用「技 術理性」取代了社工專業。
至此，安全網改變了以往社工依專業判斷婦女風險的工作模式，轉由透過整 個網絡來認定。於是，家暴社工的處遇服務，已不再是社工自己說了算，而是網 絡覺得沒問題，並且有專家學者的保證，才能確保所有的風險都納入管理，回到 所謂「安全至上」的意識形態。
然而，風險控制的介入並沒有終止家暴致死案件不再發生，但這個視框深信，
風險是可以被預測、監控的，因此風險的失控必定是過程中有人出錯。由於整個 流程的設計，已盡其所能地排除人為的錯誤，不管是篩案列管的 TIPVDA 量表或 解除列管的除管指標，都是希望客觀的表單，可以取代工作者的主觀判斷。不過 再怎麼縝密的設計都還是有一疏，而「人」就是那固定流程中可能變動的那一疏。
既然是有人疏失，就要有人負責。Green（2007）就提到風險的控制與監管，
本身就是一個責任分配的過程。從通報到結案，每一個步驟流程，都有對應的工 作者。然而弔詭的是，由於家暴案件從通報開始，不論是不是高危機案件，都是 以被害人為中心的服務。也就是說，今天除了通報者可能是派出所的警員、醫院 的護理師、學校的老師，接續的服務流程，不論是聯繫個案、需求評估、追蹤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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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部分沒有被控管，而社工就被期待要去補足那個疏漏。換句話說，社工必須 包辦技術理性無法含納到的其他風險可能。只要沒有包辦到好出事了，那就是社 工不夠專業、社工的服務有問題，也成就了這個究責機制下的代罪羔羊。弔詭的 是，當建制透過技術理性將社工工具化，限縮社工的專業裁量權，為的就是不讓 社工的主觀工作經驗成為干擾婦女危機辨識、處遇的因素，卻在出事時反倒要求 社工應該拿出專業來確保婦女安全。因此，當「技術理性」滲透到家暴體系的每 一個環節，而它唯一的目標只有「安全」時，社工專業在其中是如此被撕裂的。
值得注意的是，當社工的責任被無限上綱，那就必須回到剛剛的關鍵問題：
說好的網絡的風險分攤呢？若以這個計程車夫妻為例，會議追究社工為何沒有列 管，卻沒有回到流程前端去檢討施測 TIPVDA 通報人員的「篩選失誤」，為什麼？
若從法源來看，根據家暴法第 50 條68及第 8 條 9 項69，明訂通報單位的執勤 人員有知情通報的責任，並應進行危險評估（TIPVDA）。然而規定要施測危險 評估，與能夠準確篩選出真正的高危機案件，卻是兩件事情。由於婦女的受暴樣 態、情緒狀態、所處情境都是變動的，再加上施測者與婦女間的互動，都可能造 成分數的不同。這就是為什麼儘管每年 TIPVDA 的教育訓練都不會少，但實務上 還是很少看到同一個婦女的通報分數一致，甚至更多時候是同一家暴事件警察一 個分數、護理師一個分數。
因此，當法律僅明訂應施測危險評估，而非準確施測，通報人員只要完成通 報流程，便盡到了所謂的「有通報沒責任」。然而一定有人會說，難道法律沒有 規定就不用追究？那法律也沒有明訂被害人的死要社工負責，為什麼偏偏社工就 是那眾矢之的？其實這就要回到核心的癥結，社工如何在結構上就被註定是代罪 羔羊。
由於家暴防治工作涉及的業務廣泛，因此相關機關的業務職權，於家暴法內 皆有條列說明，並以衛福部保護司（社政）為首，進行家暴防治政策的規劃、推
68 家暴法第 50 條「醫事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教育人員、保育人員、警察人員、移民業務人員 及其他執行家庭暴力防治人員，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應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至 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69 家暴法第 8 條第 9 項「辦理危險評估，並召開跨機構網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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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端倪。「社福考核」是中央對地方政府兩年一次的社福施政績效評鑑，除了 作為政府對社會的責信，考核成績的優劣會連帶影響地方的財政預算（王榮璋、
黃琢嵩、高珮瑾，2014）。根據 104 年度家暴社福考核指標，針對「網絡合作-高危機網絡會議」的審核依據，分別為「網絡單位輪流主持會議」、「各網絡單 位參與情形」、「特殊個案跨網絡合作機制」。前兩項指標，是用有「多邀請」
到網絡單位來參與，加的分數就越高。這裡把網絡單位有參加開會，作為一種加 分項目，而非理所當然的基本要求。最後一項「特殊個案快網絡合作機制」，又 細分為「有建立合作聯繫機制」及「實際運作情形」，也就是說，許多跨網絡合 作的聯繫機制其實都還在推動、建構的階段。
社政不論發展或編制，相較於警政、衛政、教育、司法來說，都是最晚興的 組織。再者，以行政位階來說，社政最高主管機關隸屬於衛福部，除了衛政同屬 衛福部之外，警政、教育、司法分屬於內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社政其實沒有 權力強制其他網絡該怎麼與社政合作。更何況家暴防治對於其他網絡來說，算是 家暴法制化後「額外」需負責的業務。社政就好比小媳婦要拜託這些老大哥們幫 忙，與其說合作不如說是在依法「配合」社政。因此，只要網絡願意配合社政就 已是求知不得的，更不用說當發生致死案件時，社政還要認真去追究其他網絡單 位的責任。
既然不能追究其他網絡的責任，但在風險管理的視框又必須有人出來負責，
那理所當然就會落到社政有權力管轄的社工身上。於是，只要一出事，一連串的 究責行動便會回到社工身上，透過當前體制的各種流程、紀錄、表單的建制，檢 視著社工的工作，並從中找出各種因為「社工沒有做什麼，才會導致案主死亡」
的歸因。
然而，當建制對著社工投石子，卻忽略了在這套標準流程下會「出差錯」的 人，不只有工作者，還有被害人跟相對人。社工可以受到文本的支配，但卻沒有 辦法強制被害人跟相對人的自由意志。社工就算按照所有的流程指標進行通報後 24 小時內聯繫、協助婦女離家離婚、聲請保護令等，但完成這些工作不代表社
然而，當建制對著社工投石子，卻忽略了在這套標準流程下會「出差錯」的 人，不只有工作者，還有被害人跟相對人。社工可以受到文本的支配，但卻沒有 辦法強制被害人跟相對人的自由意志。社工就算按照所有的流程指標進行通報後 24 小時內聯繫、協助婦女離家離婚、聲請保護令等，但完成這些工作不代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