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家暴安全網絡的推展過程與背景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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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將文獻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在回顧台灣家暴防治發展過程，檢視 網絡合作存在著怎麼樣的衝突與隱憂，進而勾出安全網方案的推展，如何做為網絡 合作的解答。第二部分則是考量家暴防治工作在台灣長期發展，已自成一套專業知 識，因此，為了更貼近家暴社工的經驗，我將初步整理出安全網的流程、運作狀況 以及法制脈絡，藉以對安全網有更深入的認識。第三部分，我回顧了當前台灣對於 安全網的既有研究，並試圖拼湊出得以回應「演戲」經驗的線索。
第一節 家暴安全網絡的推展過程與背景脈絡
為了對家暴安全網絡有更清楚的認識，不免要追溯到其設立之初，台灣家暴 防治工作的的運作狀況與發展脈絡。
壹、 家暴防治網絡的「先天不良」：台灣家暴法制化後的網絡發展狀況
提到台灣當前家庭暴力防治工作的發展時，大多會提到 1993 年的鄧如雯殺 夫事件與 1996 年的彭婉如命案。這兩起社會事件，不僅引起當時社會大眾對於 婦女人身安全議題高度的關注，也讓過去婦運團體長期關注的家暴議題浮現。長 久以來被視為私領域的「家務事」，從此成為公領域的「社會議題」，並促成「家 庭暴力防治法」(簡稱家暴法)於 1998 年的快速通過。
依據當時家暴法第 4 條3及第 8 條分別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家庭 暴力防治委員會」(簡稱家防會)，地方政府應成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簡稱家 防中心)，而這也確立了社政成為家暴防治業務主要統籌者的位置。
不過由於內政部本身分工問題，延誤了整個業務移交的期程，致使中央家防 會延至 1999 年 4 月 23 日成立，距離保護令制度實施期限之 1999 年 6 月 24 日僅 有兩個月準備期(吳素霞、張錦麗，2011)。
3 家暴法第 4 條所列「內政部」之權責事項，自 2013 年改由「衛生福利部」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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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匆匆上路，各地方政府在還來不及反應的情況下，便倉促成立了家防中 心。因此，各地方政府的家防中心都在防治網絡尚未建立完善、既存體系又不知 何去何從的情況下進場。再者，許多縣市家防中心成立之初，都是在缺人缺錢的 情況下運作。所謂「缺人」是指沒有專職而是採兼職人員的方式負責家庭暴力防 治工作的業務；而「缺錢」則是指中心經費使用並非專款專用。種種的配套資源 匱乏再加上當時地方政府各局處仍對新成立的「家防中心」採取觀望而非合作的 態度，使得家防中心初期的運作可說是困難重重(潘淑滿，2007)。
然，家暴防治工作並非單靠隸屬社會局的家防中心，僅由社工的單一力量就 得以達成。而是需要透過各網絡單位，包括警政單位協助緊急救援、衛政單位協 助驗傷及後續身心治療、教育單位協助家內子女的輔導追蹤、司法單位協助法律 裁示等多專業合作，才得以實踐家暴防治的目標。
但如前所述，立法之初的實務現場呈現法律與執行極大的斷層，造成「法律 走在前、政策隨於後、措施不及跟、觀念不易改」的情況(吳素霞，2001)。這使 得各網絡單位在家暴法制化後，不僅配套措施來不及跟上政策施行，甚至因社政、
警政、醫療、教育、司法人員，其個別專業立場不同、專業價值信念互異、對家 暴問題界定與認知不一，產生各自為政的現象(許雅惠，2001)。舉例來說，對社 工來說，理解被害人的處境、給予同理與情緒支持，尊重其需求，是社工服務的 理念與工作方法；然而以警察的觀點來看，社工卻可能喪失公平處理的客觀性，
甚至有偏袒被害人的嫌疑；又或者法官在審判家庭暴力案件時，需考量兩造的人 權，法官重視的是審判的中立與公平性，但對社工而言，則因理解被害人在社會 結構不公下所產生的弱勢與困境，而強調應給予更多的協助(張錦麗，2013)。這 些立場上的差異，自然容易引發許多溝通上的困難與對立，進而影響家暴防治工 作的成效。
各網絡除了專業脈絡的不同，另有一個削弱網絡合作的歷史性因素值得一提。
台灣的家暴防治法公布於 1998 年，兩性工作平等法於 2002 年公佈施行，並於 2008 年修正為性別工作平等法，而性別平等教育法則於 2004 年公佈施行(吳淑 美，2011)。亦即，家暴防治法在台灣的施行推動，遠在性別平權觀念建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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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使得各網絡單位在傳統父權意識形態尚未鬆綁之際，更 難以推動家暴防治工作。舉例來說，警政人員就常將家庭暴力視為「家務事」， 僅做消極的調解而不做積極的處理；部分醫事人員恐相對人找麻煩，所以拒絕協 助被害人驗傷等(潘淑滿，2007)。而這些現象都在在地凸顯家暴防治建立之初，
普遍存在的性別迷思是如何影響各網絡單位，並進而排除被害人的求助。
綜上所述，各專業單位因其業務屬性的不同，以及缺乏溝通協調的方法，使 得家暴服務輸送的過程中產生斷層。這樣的網絡運作狀況，不僅難以提供貼近被 害人的服務，甚至可能讓被害人得到相互矛盾的資訊，進而阻礙被害人得到適切 協助的機會。因此，自家暴防治法制化後，網絡間的合作便成為極為重要的議題，
亦是防治工作重點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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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家暴防治網絡的「後天補強」：家暴安全網如何成為網絡合作的解答
家暴法的通過，伴隨而來的是逐年增加的通報案量。防治網絡在面對暴漲案 量與有限人力的夾縫中，發展出一套工作方法：首先會取決於被害人的意願，再 依據工作者過去的經驗來評估被害人的危險狀況，協助給予相對應的因應策略。
然而，每年仍有層出不窮的致死案件，所夾帶的社會壓力使得許多家暴體制的推 動者開始檢討僅靠經驗法則工作的模式，並提出缺乏系統性危險評估與處遇的工 作限制(劉淑瓊、王珮玲，2011)。
另一方面，法制化後的防治工作，仍呈現網絡單位各行其事的現象。各單位 各自蒐集資訊、各自提供應對策略，使得案件全貌難以掌握。雖然得以透過委員 會議或是業務協調會報的方式，聯繫協調各單位。但是各體系既存的本位主義，
再加上地方政府重視及配合防治工作的程度不一，使得網絡合作的困境一直難以 突破(蔡正道、吳素霞，2001)。有鑑於上述防治工作推展所面臨的挑戰，家防會 便多次邀請民間團體與專家學者進行座談、研擬方案4，藉以改善當前的工作困 境。
因此 2003 年家防會便委託林明傑教授進行婚暴危險評估研究。林明傑認為，
社政與警政對於家暴案件，從接案危險評估、到後續的安全計畫、以及警察執行 保護令的查訪次數，都缺乏完整的標準規範和配套措施。因此，便於 2005 年推 動「家庭暴力案件危險分級管理試辦方案」，期望藉由危險評估及分級管理的方 式，提供社工與警察辨識不同危險程度的依據，進而更有效地防止家庭暴力再發 生(林明傑、蔡宗晃，2009)。
現代婦女基金會也先後於 2006 年開始致力於研發風險評估工具及建立防治 網絡的合作機制，先後在宜蘭縣礁溪以北地區、台南市南區試辦「家庭暴力風險 評估及防治安全網」工作(張錦麗等，2007)，藉此建立該縣市網絡合作的雛型，
4在台灣各級政府均強調「人事精簡」的政策下，儘管家庭暴力案件不斷的攀升，然而人力卻很 難大刀闊斧的增加。因此，對於中央與地方政府而言，唯一的出路便是強化與民間團體的合作，
藉由民間部門充實地方人力，並期待借助民間團體的倡議角色，在實務中發現當前體制的不足，
開展、試辦各種服務與創新方案，並待方案通過各方面評估後，再推展至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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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升被害人保護的成效。內政部家防會注意到此方案的發展，遂於 2008 年間 開始補助縣市及民間團體試辦本方案，並 2008 年底，組團赴英國參訪最早發展
「跨機構危險評估會議」5(又稱馬瑞克會議)的卡地夫市(王佩玲，2009)，藉以了 解馬瑞克會議從一開始的危險評估直至後續網絡工作的合作模式。
在參訪英國推展馬瑞克會議的經驗後，更確立了台灣家暴安全網推展的方向。
家防會在 2009 年便開放補助願意辦理家暴安全網計畫的縣市，2010 年擴大辦理，
並於 2011 年將安全網列入考核評鑑項目，使得家暴安全網成為全國性的辦理方 案(吳素霞、張錦麗，2011)。
簡單來說，家暴安全網便是結合了危險評估與網絡會議的二合一方案。這樣 的組合，對於人力緊縮、案量飛漲的家暴體系來說，可說是一大福音。因為它不 僅讓通報案件有了危險分流機制，在有限的人力與時間下，可優先篩選出需要密 集服務的標的群體；同時亦有定期的網絡工作會議，提供網絡一個討論平台，藉 以交流並擬定後續工作方向，促進網絡間的分工與合作。家暴安全網便因此成為 當前家暴防治困境的解答。
5 「跨機構危險評估會議」，英文原名為 Multi-Agency Risk Assessment Conference，簡稱 MARAC，
因此又稱為「馬瑞克會議」。馬瑞克會議方案，是為了增進家暴被害人的安全以及加速案件處理 效率的多專業合作計畫。此方案結合了警政、社政與醫療等公私部門，使用風險評估機制，提供 高危機個案即時的安全策略。網絡成員會定期召開會議，共同擬定安全計畫再分工合作，達到被 害人安全保護與相對人嚴密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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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透識6家暴安全網
「家暴安全網」是一個整合了危險評估與網絡會議的整合型方案。簡單來說，
這個方案就是拉了社政、警政、衛政、司法、教育、勞政、移民等單位，共同關 注高危機個案，藉由每個月的會議進行資訊交流，進而達到服務整合，並試圖降
這個方案就是拉了社政、警政、衛政、司法、教育、勞政、移民等單位，共同關 注高危機個案，藉由每個月的會議進行資訊交流，進而達到服務整合，並試圖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