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建制民族誌」，另一種解謎的途徑
第四節 我的「解牛」藍圖：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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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我的「解牛」藍圖：研究設計
本研究因我實習時「演戲」的斷裂經驗所起，後來又因為機緣踏入家暴領域，
讓我有機會實際浸潤在田野之中。藉此，有機會以家暴社工的工作經驗做為出發 的切入點，進而描繪出家暴安全網其紋理脈絡及權力運作。接下來，我將介紹我 所在的田野場域、研究者的身分、以及資料蒐集的方式。
壹、 田野場域
我所在的田野是 A 市的某民間機構（以下稱為 F 機構，F 取自 field），其承 接 A 市家防中心所委辦的家暴相關業務。A 市為縣市合併後五都裡的其中之一，
因此是中央各項社福預算與資源分配的重點城市。此外，A 市一直以來都是台灣 的重點發展城市，為許多民間機構駐紮的重地，由此可知，A 市相較於台灣許多 縣市，不管公私部門，都是資源較豐沛的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A 市在家暴安全網尚未成為全國性方案前，便已率先實施。
2009 年內政部20推行「家暴安全網」試驗方案，A 市便以分區的方式開始試辦，
直到全市落實的現在，已推展第 6 年。而乘著先天（豐沛資源）與後天（率先實 施的經驗累積）的優勢，使得家暴安全網在 A 市相較於其他縣市的推展相對成 熟，成為各縣市眼中的典範模型21。
當然，有人或許會質疑，我在家暴安全網方案實施的「模範城市」進行田野 研究，可說是各縣市中的「極端值」，無法反映各縣市普遍的狀況。但建制民族 誌的精神，本已跳脫實證典範中，所謂樣本的「代表性」可否回推到「母群體」。 由於家暴安全網已是全國施行的方案，建制民族誌相信，當國家政策得以跨地實 施／治理時，其中必定已發展出一套通用於全國的支配關係。因此，儘管各縣市 的家暴安全網的運作經驗不盡相同，但身處同樣建制的工作流程與支配關係。我
20 當時社福業務由內政部社會司主責，後因政府組織再造規劃，整併入衛生福利部，改組為「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1 剛開始工作的期間，時常要參與許多專業訓練課程。當時就常常聽到台上的講師提到，A 市 的高危機安全網發展成熟，是全台數一數二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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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是，婦女的 TIPVDA 分數是變動的，她今天去警察局報案，TIPVDA 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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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明天到醫院驗傷，TIPVDA 可能就飆升到 10 分。果不其然，自新契約啟 用後，我們每月仍有不間斷的高危機案件進入網絡會議中25。
更有趣的是，A 市因高危機案量增加，高危機會議從原本四區改分成五區召 開，而我們原本承接的區域剛好被拆成兩個不同場次。因此，我同事就曾經一個 月內，因婦女分別在不同區，而參與了兩場高危機會議。由此可知，我的田野並 未因為契約的改變而消失，反倒是每個月更「密集」且「不間斷」地進行資料蒐 集。
從上述的描述，可大致了解我們家暴組所鑲嵌的服務脈絡中。我們家暴組，
是由一位督導、六位社工所組成，主要辦理「親密關係追蹤輔導服務」、「婦女自 立生活服務」、「目睹暴力兒童服務」三大方案。
我們辦公的空間採開放式，再加上我們督導十分重視團隊合作，因此，工作 者之間都會隨時討論並更新彼此的工作狀況。這樣的氛圍也使得團隊中就算有誰 不在，其他人也可以隨即補位。因著這樣的空間配置與工作氣氛，使得我很容易 就能捕捉到許多田野訊息，並進行各種觀察與紀錄。
貳、 研究身分
我的研究是因家暴社工的斷裂經驗而起，這引發我想站在家暴社工的立足點，
去探究家暴安全網的運作狀況。然而，對慣於生產客觀知識的研究者來說，「選 邊站」或許是奇怪，甚至是偏頗的。因為在傳統社會科學中，「研究者的立場」
被視為對科學性具威脅而要被控制的因素，這使得研究者必須隱身在客觀中立的 位置。而隨著研究者的隱身，知識也跟著被神秘化，變成一種權威與權力（王增 勇等譯，2012）。
但建制民族誌相信所有的知識都是鑲嵌在特定社會位置的，因此清楚說明研 究者踩定的位置，不僅揭露了「誰的利益被滿足」，同時也是解構知識權力的起
25 儘管案件剛進來時都是 TIPVDA 5 分以下，但在社工尚未結束服務以前，婦女只要再去通報，
TIPVDA 落在 8 分以上，社工同樣需要進入高危機會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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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更重要的是，因著研究者揭露自身的社會位置，研究者的「自我」現身，使 得研究有「溫度」，故事才能「召喚」其他同樣受苦的人接續分享(王增勇等譯，
2012)。因此，我在這裡要先交代我是以什麼身分進入田野，並且如何與田野中 的人事物互動。
我因著過去實習的機緣，進入到 F 機構擔任家暴社工。在尚未進入機構以前，
我便已跟機構的主任與家暴組督導說明，我的研究發想以及未來希望將田野與工 作結合。在得到主任與督導的同意後，我順利地進入 F 機構開始工作。
由於我的田野不僅僅是我個人與高危機網絡的接觸經驗，亦會需要觀察並訪 談其他家暴社工。因此，在與其他家暴組同事熟識後，我亦向她們說明了我的研 究，在確認她們的想法與意願後，她們也都願意讓我在田野中進行觀察與訪談。
至於我的工作，是在 F 機構的家暴組擔任婦女自立生活方案的社工。顧名思 義，我的工作內容，便是協助已決心離家的受暴婦女在外獨立生活。由於家暴通 報案量逐年上升，家暴社工的人力不足以負荷，使得當前的家暴服務皆只重視短 期危機處理。我的工作便是看見婦女有中長期服務26的需求，而發展出的創新方 案。
乍聽之下，我所接觸到的都是一群已脫離危機期，逐漸步入生活重建的婦女。
但事實上，高案量壓縮了社工的服務期程，使得我常常接到許多社工的電話，明 明婦女都還在高危機會議上列管，但主責社工就常追著我問，獨立宿舍27還有沒 有床位。因此，我有一部分的田野資料也來自這群曾經列管在高危機會議中的婦 女。
除了我主責的「自立方案」外，當初我的督導為了讓我這個菜鳥社工可以早 點熟悉整個家暴體制與服務輸送，便讓我支援家暴組的前端服務「親密關係追蹤
26婦女在脫離危機期後，只是暫時解決的人身安全的議題，但緊接而來的可能是面臨居住、就業、
經濟、子女照顧、法律訴訟等問題，因此婦女要達到可在外獨立且穩定的生活，仍需要中長期的 資源支持。
27 我主負責的「婦女自立生活方案」，其中包含 A 市委託管理的自立生活家園，我們通常稱之為
「獨立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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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28。因此，我不僅有機會接觸仍在危機期的婦女，其中也不乏高危機案件，
使我有機會參與高危機會議，並與網絡實際互動。
因此，我在 F 機構雖然身為家暴組的自立生活社工，但我的工作內容剛好橫 跨了家暴服務體系的兩部分，一部分是處理前端的危機期，一部分則是處理中後 端的生活重建期。這樣的工作位置，讓我有機會看清楚台灣當前的家暴服務輸送 狀況，也有利於我記錄較完整的工作流程與工作知識。
我不單只是家暴社工，而是私部門的家暴社工，因此不同於公部門社工握有 特定公權力與科層的組織氛圍，在一些工作經驗上可能會略有不同，因此我也會 訪談幾位公部門社工，進行公私部門經驗的對照，補充不同位置的社工處境。
不過兼具工作者與研究者的雙重身分，在有工作的前提下，我無法時時刻刻 都在觀察或紀錄田野中的所見所聞。所幸我在田野中的時間夠長，從 2014 年 7 月一直到 2015 年 12 月，共一年半的時間，足夠我累積並反覆探究各種田野知識。
參、 資料蒐集方式
建制民族誌不像傳統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可以立基於過去的理論，讓研究 者可循著文獻脈絡，進一步堆疊出研究架構。由於建制民族誌是從日常議題中，
尋找事情如何運作的答案，因此在事前很少能提出完整的規劃。在這一整個探究 的過程中，比較像是拿著一團毛線，找到線路然後拉開。這也是為什麼建制民族 誌很難事先精確地確認研究會包含些什麼。但隨著毛線逐漸拉開，研究者便慢慢 清楚需要訪談什麼人，需要檢視那些文本或論述，甚至擴展進入到未知的領域
（DeVault & McCoy，2002）。
儘管建制民族誌很難有明確的研究架構供我參照，但研究者對於欲探究的問 題已有初步的概念，也就是我對哪團毛線有興趣。接下來，就是試圖要找到可以 拉開的線路。至於應該如何找到線頭，再逐一抽絲剝繭，Campbell 的居家照顧
28 「親密關係追蹤輔導」便是自婦女通報後，社工主動聯繫確認需求，進而提供協助。也就是 大家較熟悉的緊急短期服務，工作聚焦於處理婦女的危機安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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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Campbell，2008），便提供了很鮮活的示範。
由於 Campbell 發現現行的居家照顧服務，服務使用者不一定是由固定的居 服員提供照護。然而這與原本居家照顧機構認為，居服員的一致性和連續性對服 務使用者的重要性，兩者存在著巨大落差。因此，為了瞭解居家照顧機構分派服 務的流程。她的資料蒐集成漏斗式，一開始先大量地記錄派工人員的日常工作，
以及實務現場的狀況。隨著研究的進行，Campbell 逐漸了解機構的派工流程、
派工知識（包括居服員的年資、正職或兼職、時數是否超時、居服員是否認識案 主等）。更了解研究主題、更清楚自己需要知道什麼後，Campbell 便開始聚焦在
派工知識（包括居服員的年資、正職或兼職、時數是否超時、居服員是否認識案 主等）。更了解研究主題、更清楚自己需要知道什麼後，Campbell 便開始聚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