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社工不被信任的歷史建構
第二節 為什麼社工要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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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安全至上」的家暴體制中，婦女是沒有聲音的。但家暴體制對於這 個社會有一個承諾，就是要拯救這些婦女，所以一旦被家暴致死，就是體制的責 任。不過這個責任，透過前述各種錯綜複雜的原因，轉嫁到社工身上。國家因此 而卸責，成為「不負責任的組織」，但這並不代表風險的消失，只是將風險的責 任轉移至個人（Elliott，2002）。
建制在理性化的過程中，變得無法信任人性／主觀的社工。韋伯就比喻，理 性猶如一個鐵牢籠，將人關在裡面，凡事都要按照規矩、系統、制度去走，必須 循規蹈矩，不斷地克制自己不理性的部分，才能符合理性。「風險管理」對社工 來說，就像是一個鐵牢籠，因為理性／客觀的體制沒有辦法信任人性／主觀的社 工，因此社工必須照「表」操課，受到各種監控，客體化社工原有的專業主體，
才能達到風險控制。然而，牢籠再怎麼大，還是無法涵蓋到各個角落都周全，因 此一旦發生了風險「意料之外」的事件，便對社工的能力無法觸及到牢籠之外感 到失望，並將責任歸咎於社工專業主體的隱身。於是，社工的專業與工作價值就 在這個被「技術理性」高度治理的風險牢籠中被犧牲了。
第二節 為什麼社工要演戲？
在社工的專業養成中，我們總是被教導「應尊重並培養案主自我決定的能力，
以維護案主權利」72。亦即，尊重人的獨特性與多元性，維護案主選擇的權益，是社 工專業的基本價值。然而，媒體大量地將致死案件曝光，散播一種「家暴＝易致死」
的圖像，造成社會的集體恐慌。於是，在媒體連動社會的輿論壓力之下，政府必須 針對「家庭暴力」做出相對應的策略，而安全網便是一種回應「家暴致死案件」的 產物。為了避免「再出人命」，安全網不僅發展出了危機篩案機制，更強制這群被分 類為「高危機案件」者，應該接受政府的服務。也就是說，當政府以拯救者的姿態 來臨時，婦女本就不該拒絕，更何況是要保妳的命。
在這樣的脈絡之下，社工作為承接政府家暴防治業務的一線工作者，進入到一
72 社會工作倫理守則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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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極度分裂的處境：一邊是社工專業所教導的「案主自決」，另一邊則是建制以安全 至上定義的「個案最佳利益」73。因而在安全網中「演戲」，便成為社工身處在體制 與案主間的拉扯中，回應體制的方式。
壹、 回到人味的社會工作
在第四章小青的案例中，便呈現了我身為家暴社工，夾在建制與小青之間的為 難。一方面因著自己對於社會工作的熱忱，渴望與婦女貼近，卻同時被建制的安全 視框綁架，不僅排除了婦女的經驗，也排除了我跟婦女靠近的可能。
安全網強制了婦女的意願，婦女在流程中被決定是否為高危機，且不得拒絕 高危機的介入。安全網透過國家的權力，取代了婦女的聲音，決定了什麼才是對 婦女最好的，定義了什麼才是最佳利益。苦於建制的箝制，讓工作不再快樂自由，
於是我想，不如來拚「除管」吧！藉此才能讓工作回到原初的單純，燃起與婦女 重新開始的可能。
因此，我試圖分析建制關鍵的除管文本：「除管指標」，發現它以一種「女躲 男關」74的安全劇本，期待著被害人與相對人「照本宣科」。也就是說，為了拚除 管，我就必須按照這個套路，說出網絡想聽到的「關鍵字」，如：婦女已離家離 婚、先生已被法律隔離（包括入監服刑或保護令嚇阻）等。至於，那些不符合網 絡安全劇本的字句，如：婦女雖已離家但仍深愛先生，後面那句「仍深愛先生」
不是安全網會聽見，也不是它想聽見的聲音，我就按照劇本刪減這樣的台詞。一 旦社工客制化婦女的腳本，拿捏好劇情，對網絡人員有意識地演戲，那麼除管的 機率就會大幅上升。
在建制與婦女的夾縫中，我選擇與婦女靠近，因此「演戲」成為我掙脫安全網 綑綁的方式，為的只是撐出多一點與婦女工作的空間，回到有「人味」的社會工作。
73 社工工作倫理守則第五條：「應以案主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74 社工幫助女人／被害人躲好不被找到，確保男人／加害人被關被法律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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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恐懼之下的自我保護
社工為了想往光譜中的婦女靠近，是一種「演戲」的可能，同樣的，也存在著 往建制那端靠攏的社工，所呈現的便是另一種「演戲」的可能。
社工受到風險意識下責難文化的影響，使得對「被害人死亡」的恐懼深深烙印 在社工的實務工作上。「她好像是一顆炸彈，一個傳過一個，只是突然在其中一個 社工手上爆炸了」。這是陳宛彤（2014）分享一名社工得知曾接案過的婦女遭相對 人勒斃所做的比喻，而宛彤身為一名督導，她也自白當時內心燃起了罪惡感的小確 幸，只為案件不是死在自己督導的社工身上。前面就已經提到，「風險控管」顯然 對保護性案件無法達到「全面控制」，因此致死的風險並沒有消失，只是將責任移 轉到社工身上。因此，家暴社工只能祈禱，在「接炸彈」的這段期間，炸彈千萬不 要引爆，免得炸傷的就是自己。
這種「怕死」的恐慌，可說是所有保護性社工的痛，甚至深深影響著實務工作。
Stanford（2010）提出「恐懼的社工」，認為社工恐懼個案發生不幸的背後，是害怕 遭受媒體、長官、組織、同儕的責備，害怕曾有工作關係的生命殞落，害怕失去專 業誠信，害怕個人的失敗與負面評價。然而，面對被害人的死亡，社工必須趕緊收 起自己與婦女工作關係的失落，隨即而來的，便是體制對社工專業判斷與處遇的責 難。
因此，每次一有致死案件的發生，就會更加鞏固體制對社工責難的循環。Stalker
（2003）就指出，在媒體輿論的壓力下，社工恐懼被追究責任，因而發展出防禦性 的工作模式，藉以減少責任承擔的比重。也就是說，社工出於對究責的恐懼，選擇 向體制靠攏，相信只要按照建制的「劇本」演出，就可以降低被體制「挑毛病」的 機會。
最明顯的例子，大概是「聲請保護令」這件事。由於保護令立基於民法之下，
因此通常都是按照當事人意願進行聲請的。過往的經驗是，社工會向婦女說明保護 令的流程與效果後，由婦女自行決定保護令的聲請與否。由於保護令需要知會雙方 開庭，並於核發後由警察定期約制相對人，許多婦女怕聲請後會激化相對人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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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礙於工作不便跑法院等因素，而不願聲請。但在建制「安全至上」的視框中，保 護令是保障婦女人身安全的法律途徑，「沒有保護令＝不安全」。所以過去參加高 危機會議時，我常會聽到專家學者會追著那些婦女沒有聲請保護令的社工，為什麼 沒有聲請？社工可能會提出婦女的理由，但在安全網面前，這些理由是不被聽見／
不重要的，使得網絡的決議大多導向「社工加強會談技巧，藉以提升婦女的危機敏 感度」。然而，安全意識近來越演越烈，安全網已經從「社工遊說婦女聲請」進階 到若無法說服何不「依職權代為聲請」的狀態。
近期我就收到一份家防中心高危會議承辦人的email，內容大致是「鑑於最近需 依職權幫被害人聲請保護令的案件增多，檢送申請範本與委任狀，請依案情修改附 件範本」。打開範本，看到裡面寫著「被害人因不捨相對人受刑責之保護心態」又
「若被害人自行聲請保護令恐遭相對人報復而有撤回之餘」，因此由社工代為聲請。
這段敘述再次驗證了安全以外的聲音，「被害人對相對人的不捨」、「被害人恐懼 被報復的心情」，都會被排除。社工一方面礙於婦女的意願，但又怕出事究責下來，
會被網絡怪罪沒有幫婦女聲請到保護令，甚至已經害怕到，就算成功說服婦女聲請 保護令，也很怕她「意志不堅定」將保護令撤回，所以為了能將保護令順利拿下，
「社工代為聲請」的狀況便越來越多。
然而，當「責難」而非「案主」成為驅動工作的動機時，社工開始耗費大量的 時間跟精力在避免服務輸送過程中的錯誤，這包括了「如期」完成所有因安全網而 增加的指標、表單、紀錄與行政工作。由於這些文書工作代表著社工責信的指標之 一，因此約有六成以上的社工耗費在個案紀錄上的時間多於與個案工作（汪淑媛，
2011）。這種「防錯」的工作脈絡，就是Stalker（2003）提到的「迴避風險」的思考，
為避免責難而發展出的「防禦性決策」，但連帶影響的是案主需求被取代，而工作 者不再發展對「個案最佳利益」而是「體制定義的個案最佳利益」的決定。
回到「代為聲請」的例子上，當社工的職權取代了婦女的意願，成為普遍的工 作策略，這意味著安全意識已徹底滲透社工的工作，並支配著社工的所思所為。但 是，在社工所處的結構性處境下，例行性的「演戲」，卻是讓社工得以「就算傷也傷 得少一點」的自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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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演戲」作為一種生存方式
從 TIPVDA 量表、高危機網絡會議、解列指標等，安全網已運用「技術理性」
將家暴社工工具化至最高峰。所以「演戲」，便是社工針對這些被高度建制化工 作所做的回應。當我說「演戲」，指的是社工在安全網只評估與「安全」有關的 人事物、只報告與「安全」有關的訊息，甚至揣測著專家學者、其他網絡會提供 怎樣的「安全」觀點，做為後續的行動策略。上述這些都是建制加諸於社工身上
「安全意識」的產物，而非來自社工與婦女討論過後綜合評估的結果。
「安全意識」的產物，而非來自社工與婦女討論過後綜合評估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