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高危機真安全？
第七節 小紅帽與大惡狼：拳頭與權頭的野蠻與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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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對「失落」的失明：妖魔化的相對人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來，只是當又把回憶翻開，除了你之外的空白，還有誰能來教 我愛？－〈失落沙洲〉
阿海兒時的生命失落，想重新自婚姻家庭拾起，結果卻似曾相似。過去家庭 內愛的經驗匱乏，使他對愛躍躍欲試，卻也蠻橫無理。或許又承襲了父親的飲酒 暴力，使妻子不願再繼續，但不一樣的是，他不願再像父親那般輕易放手。因此，
無法承受再度失去的不甘心與不甘願，只好全向著小瑾索討如影隨形。
阿海過去的生命脈絡，串起了他現在對小瑾的行動。但建制的視框，卻將阿 海的失落經驗切開，單從他的行為「持刀、疑似有精神狀況、酒癮、衝動控制差、
多次違反保護令／暴力高度再犯」，標籤他的危險。一旦標記了，彷彿找到他暴 力的理由，人格有問題、精神有問題、情緒控管有問題，一切的歸因只要回歸到 阿海個人的問題，網絡對他就沒有問題了。因為他跟建制想的一樣，一個用拳頭 欺壓弱小的危險份子。
這種用拳頭打女人的男人，欺善，所以國家一定要當起惡婆婆，讓他怕惡。
所以阿海騷擾小瑾，家暴法就反賞他一巴掌，「禁止暴力、騷擾，請遠離！」。
阿海很生氣，生氣他只是在表達身為丈夫遭背叛的不滿、盡到身為父親的責任，
卻挨了一身法律棍杖。這時的阿海，更是無論如何非得找上小瑾理論，憑什麼她 跟弟弟不倫，卻可以報警抓我？於是他持續用他最熟悉的方式，暴力抗爭。
第七節 小紅帽與大惡狼：拳頭與權頭的野蠻與文明
阿海的暴力狀態沒有停止，因為他的愛沒有出口，只能持續用暴力反映他情 感需求的不滿足。暴力確實不對，但家暴體制透過法律，威嚇著相對人不得再犯，
用監禁換來的安分，卻從來沒有教他可以怎麼愛。
相對人用違法的拳頭打壓被害人，體制則是用合法的權頭打壓相對人。以牙 還牙，以眼還眼，一樣是權力壓迫，只是方式不同。確實，這對某些相對人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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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效的，但也有些相對人的情緒跟暴力反倒被激化了。阿海是一個例子，有些 相對人則是被告知拳頭違法後，改用合法途徑向婦女提出一連串的告訴，保護令、
離婚、傷害、妨礙家庭，變相地透過濫訴，對婦女精神暴力。因為他從家暴法學 到的，是提出證據，就可以用法律的權力懲戒對方。然而，在這場權力對權力的 戰爭中，不管相對人還是被害人，都沒有從中學會如何在關係中安頓自己的需要，
也沒有學會如何溝通表達。不知不覺間，標榜著零暴力的家暴體制成就了相對人 的暴力行為，也成為存續這個暴力循環的共犯。
這場權力對權力的戰爭，是強與弱、壓迫與被壓迫、男與女的對立。然而，
家暴是如何被框定成現在的對立關係，就要追溯到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當時將 親密關係暴力，定調為性別問題，一個父權文化下的社會問題。所謂父權文化，
是指男性在社會結構中佔有主導地位，相對而言，女性處於弱勢位置，受男性的支 配與壓迫。於是，男性加害、女性被害便在這樣的脈絡中撕裂成對立的兩端。因此，
會發生家暴就是男性權力受到威脅時，一種奪回權力的手段（Kernsmith, 2005），
也就是當前家暴體制的主流論述：「權控理論」。
「權控理論」主張父權文化建構了男性特權，合理化男性使用各種肢體、精 神、性等暴力手段，對女性進行控制與壓迫。權力，就是影響他人的能力，而控 制是欲達成的目的，透過傷害、威脅的手段消權並改變對方（Brewster，2003）。
弔詭的是，家暴體制解決相對人暴力的方式，彷彿父權權控的翻版。法律賦 予國家權力，合法地對相對人行使監禁、威嚇等手段，消權改變相對人的暴力行 為，以達到控制危險的目的。阿海在這個被國家暴力的過程中，學到的，就只是 回去再暴力他的妻子。
再者，「權控理論」建構了一種「小紅帽與大惡狼」的性別極端圖像。當女 性主義不斷致力於性別刻板印象的破除，卻在家暴體制的發展與實施過程，持續 地強化這種刻板印象。這樣的現象，不僅激化了二元性別對立、形塑了網絡看待 被害人與相對人的視框、甚至是後續一連串的資源建置。因此，台灣的通報機制，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通報機制，是以被害人為主體，只要有通報，就會有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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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對人是要有轉介62，才會有社工。亦即，被害人是可憐的小紅帽，有社工／
國家服務，是理所當然，但相對人是可惡的大惡狼，所以有需要再說。這樣的結 構，造成多數的家暴社工只跟女人工作，不跟男人工作。並且，在安全視框的規 訓下，社工通常只處遇要女人離開，但不會處遇讓男人不要打。也就是說，男人 為什麼打，沒有人去理解，只知道女人被打是不對的。當社工僅能用單一觀點去 理解家暴現象，無法了解男人為什麼要施暴，便無法針對根源去工作，直接地造 成社工在處遇上面的失衡。
所以我們會看到，這整個家暴體制的資源、處遇、工作方向，都是按照「小 紅帽與大惡狼」的分類在進行。舉凡保護令、保護安置、保護性社工，整個服務 資源都傾斜在被害人端，其餘的都是要把這個男人用法律嚇阻、關起來，但很少 人會去跟他工作。就好像阿海在安全網中的處境一樣，他的聲音是不被聽見的，
還是大木特地製造機會啟動了「社心評估」，儘管如此也未受到網絡的重視。
因為對安全網來說，真正重要的，是阿海已經被關起來，小瑾也「安全」了，
任務也就結束了。安全網好比一座「保護」工廠，所有被害人跟相對人一進來，
就會初步被網絡的作業員摘掉身上原有的零件，形塑成建制想要的形狀。緊接著 再透過密集的工作，試圖讓這些模型通過「解列標準」檢查，好貼上「安全」標 章，便可以合格出場。被害人跟相對人長什麼樣子不重要，被摘掉了哪些零件不 重要。重要的只有，那些模型有沒有符合安全標準，隨著出場數字越高，危機案 件大量降低，國家的保護業績越好看。從阿海跟小瑾的例子，卻知道在這些績效 背後，所謂的安全標章是不是真的安全似乎也不再重要。
62 通常由主責社工與被害人討論，相對人是否需要社工，再由社工協助轉介相對人服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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