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三節 遇見社工的斷裂：台灣家暴安全網的實施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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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遇見社工的斷裂：台灣家暴安全網的實施現況
家暴安全網自 2009 年起，在台灣推展已邁入第 6 個年頭，相關的研究亦不 在少數。而回顧近幾年家暴安全網的相關研究，多聚焦於探討危險評估工具的建 構與驗證（林明傑等，2006；林明傑，2009；王珮玲，2009；林明傑，2011；王 珮玲，2012；王於磐，2013）以及家暴安全網的實施成效（張錦麗等，2007；王 珮玲、范國勇，2009；吳啟安，2009；葉孟青，2010；張志清，2010；吳淑美，
2011；劉淑瓊、王珮玲，2011）兩大部分（詳見附件 1）。
觀察約有近半的研究，聚焦於發展危險評估量表或是後續解除列管指標的建 構與驗證。也就是說，既有研究大多指出當前的家暴安全網仍處於發展階段，並 希望藉由各種研究，針對危險評估工具進行建構、驗證、再修正，以強化家暴安 全網的運作效能。
另一方面，有超過半數的研究，多在探討家暴安全網計畫的運作經驗與執行 成效。進一步整理這類的研究結果，可再大致分成「個案服務」與「網絡工作」
兩個部分。以個案服務來說，包括被害人安全狀況提升、降低家暴死亡案件與再 受暴率、有效提升被害人的暴力因應能力；網絡工作部分，則是提升網絡工作者 的危險評估專業知能、建立網絡回應與聯結的交流平台、提升網絡工作密合度與 認同度、增進網絡整體服務效能。
換言之，綜觀當前與家暴安全網相關之研究結果，大多肯定危險評估模式有 助於提升一線工作者危險辨識的能力，並認為安全網方案確實促進網絡合作並增 進服務輸送的順暢性。但這些的研究，皆未以社工為主體，使得我難以從既有的 研究視框，了解社工參與安全網的狀況，進而解答「演戲」的經驗。
壹、 尋找社工的聲音：捕捉「演戲」經驗的蛛絲馬跡
為了解答社工為什麼要「演戲」，在閱讀許多文獻後，我發現劉淑瓊、王珮 玲(2011)先前為深入了解第一線工作者執行安全網的實際狀況，曾同時多方訪談 了社政、警政、衛政及司法單位的工作者。透過該研究的社工訪談，我留意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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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類為網絡合作實施困境的資料，幫助我更貼近社工參與安全網的實務圖像，包 括：工作量增加、工作有被檢視的壓力、個案的問題沒有被有效處理、是否合乎 個案最大利益、社工專業自主性受影響以及保密倫理的議題（詳見附件二）。
但礙於二手訪談資料的有限性，我僅能初步勾勒社工參與安全網的實務圖像。
然而，進一步推敲前述的「困境」，我發現這些資料反能衍生出更多拚湊社工「演 戲」的線索，包括：
案量越來越高，不好好處理，會流於形式（SP）。
到底社工口中的「不好好處理」是什麼情形，「流於形式」的實際狀況又是 如何？
報告內容很空，會被打槍（SN）。
會責備社工，為什麼你沒有去調查清楚？為什麼你沒有去了解清楚？其實 也造成社工很大很大的壓力（S02）。
社工害怕報告內容「被打槍」、覺得「有壓力」，到底這個壓力是誰給的／從 何而來？
警察一個月去一次或兩個禮拜去一次有什麼用？沒有很完整的配套措施，永 遠都停留在所謂的約制，是無法有效提升被害人安全的（S04）。
現行的配套措施不夠完整，主要是出了什麼問題，又如何影響了安全網的運 作？
重擔其實都一直回到我們社工的身上（S04）。
為什麼「重擔」都一直回到社工身上，而這又是如何在重視網絡合作的安全 網中發生的？
我們現在被害人承擔太多的責任，我們約制不了加害人，就一直約制被害人。」
（S04）。
所謂承擔「太多責任」是指什麼，又什麼是「約制被害人」，怎麼約制？
有時候除非她已經有保護令，不然還是會繼續約制查訪不過有一些狀況就先 hold著，就是先不列管。」（S02）。
為什麼「保護令」會影響約制查訪，又有哪些情況可以讓被害人「先不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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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猶如滾雪球般的提問，都成為豐富我對安全網認識的素材。另一方面，
我找到趙國妤（2012）對社工參與安全網的實務狀況與應對策略有較深入紀錄的 研究：親密關係暴力高危險案件實務介入與處遇之探討。
趙國妤（2012）訪談了 11 位參與安全網的社工，藉此探討社工針對高危機 案件的實務介入與處遇，並分成如何界定高危機案件、高危機案件處遇的擬定與 執行以及安全網的合作與運作情形，研究結果整理如下：
一、 如何界定高危機案件
社工的判斷依據，包含TIPVDA量表與社工專業評估。而TIPVDA量表是 被害人接觸通報單位時，根據固定的題項，測量出的危機分數，其結果似乎 最為客觀。
然，現行的責任通報制度，通報者大多僅將通報完成，對於個案的協助 有限，且通報資料亦時常不精準（游美貴，2011）。此外，個案在第一線求 助時，所測得的危險評估分數常因求助情境、不瞭解問題內容或處與高張情 緒，而影響分數的測量（劉淑瓊、王珮玲，2011）。
因此，除了TIPVDA量表的測量外，社工對於危險程度的專業評估便顯 得相當重要。儘管各個社工的工作方法與經驗法則不盡相同，但大致都會藉 由家暴通報表13、家暴資料庫14、以及個案主觀陳述，多面向地蒐集暴力狀況 與當事人的相關資訊，進而拼湊個案的危機程度（趙國妤，2012）。
也就是說，TIPVDA量表雖然是客觀的評估工具，但基於通報單位執行 的確實性與個案情境的變動性，使得實務操作還是要透過社工各面向的資料 蒐集與過去的經驗累積，進行個案的危險評估。
13 家暴通報單為被害人與通報單位接觸後，通報單位對被害人進行初步資料蒐集，並將之彙整 成一份通報單。通報單內容包含：被害人及相對人基本資料、被害人與相對人的關係、暴力發生 時／地／原因／樣態、是否聲請保護令／提起傷害告訴、是否願意網絡介入、TIPVDA 危險評估。
14 每位家暴社工有權限可進入全國家暴資料庫，因此可藉由被害人的姓名與身分證字號，查詢 被害人的歷年通報紀錄，藉此了解被害人過往的受暴狀況與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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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詭的是，當初發展TIPVDA量表實施危險評估，是基於讓網絡間能擁 有一套共同的評估標準，提升網絡工作者危險評估的專業知能。然而實施後 卻發現，實務所面臨的變動性，使得客觀的工具難以發揮其「客觀」的效果。
這樣的結果導致社工必須承擔前線危險程度的判斷工作。社工因此花費更多 的時間在前端的評估，壓縮原本的專業處遇與角色功能，致使案主無法得到 更有效的服務。
二、 高危機案件處遇的擬定與執行
高危機案件與一般親密關係暴力個案最主要的不同，便是集中於前端人 身安全的協助。也就是說，社工在與高危機個案討論未來計畫時，仍著重在 警政的約制告誡、網絡密集介入保障人身安全的議題，至於後端的服務，如 個案的婚姻創傷與就業問題的處理是相對少的。但隨著高危機案件的危機程 度趨緩，得以解除列管，社工仍會進行後續追蹤，提供與一般親密關係暴力 案件相同的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安全網並未對「不願接受網絡介入」的個案提供服務方 針。由於安全網以保護被害人安全為優先考量，因此，具有「強制介入」的 特性。而安全網的「強制性」，便與社工「尊重案主自決」的價值觀，產生 強烈的矛盾。這也使得社工在與高危機個案工作時，一方面需要考量個案意 願，另一方面又要符合家暴安全網的強制性列管標準，而落入工作的兩難。
此外，當網絡介入的意見與個案想法不同時，又再次使社工落入糾結的抉擇 難題。這樣的脈絡不僅讓家暴安全網無法將個案自決作為優先考量，同時也 犧牲了社工的專業自主（趙國妤，2012）。
三、 安全網的合作與運作情形
當前的家暴安全網，強調整個家暴防治網絡單位，共同提供高危機案件 密集的服務。然而，實務上卻發現，網絡間的各項工作，大多仰賴社工的啟 動，否則整個安全網，可能須等到開高危機會議時才正式運作。也就是說，
網絡間的服務輸送其實仰賴社工的主動聯繫，各單位才有合作的可能。
此外，網絡單位間的合作與介入，仍以社政與警政為主，且彼此又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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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工作的流程與運作有了大致的瞭解。
另外劉淑瓊、王珮玲（2011），不管質化與量化的資料，都呈現了社工實務
「抱怨」的聲音。不過礙於本研究主要以安全網的實施成效作為研究旨趣，因此 針對這些社工的聲音，並未有更深入的探究。儘管如此，本研究的社工訪談資料 與問卷數據，已協助我初步捕捉社工在安全網的實務狀況，並提供我對於「演戲」
經驗可以繼續探詢的面向。
綜上所述，既有的文獻初步勾勒出社工的實務現場，找到了部分為什麼要「演 戲」的線索。但至於社工該怎麼演出這場戲，又要演給誰看，仍未找到解答。再 者，我雖然從文獻中，拼湊出大略的安全網的工作流程，但細緻的實作紀錄（包 括社工如何填寫表格、社工與其他網絡的互動知識）仍未被清楚勾勒，以及這樣 的流程背後，又隱含了怎樣的權力關係，得以跨地支配安全網工作的運行，並不 斷地複製這些落差。這些都是本研究試圖透過家暴社工的經驗，進行拆解與探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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