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糧食不安全的脆弱性

根據世界糧食高峰會對糧食安全的定義，糧食安全為一種動態的概念，政策制 定者與糧食安全相關的監測機構，不應只著眼在過去與當前的糧食安全狀況，對於 未來可能會發生的糧食安全危機亦應加以考量，而過去文獻與之最為相關的主題 為飢荒或糧食不安全的脆弱性。

將「脆弱性」的概念作為災害、飢荒與糧食安全評估基礎的文獻，可追溯自1980 年代聯合國災難援助協調辦公室（United Nations Disaster Relief Coordinator，

UNDRO）針對自然災害管理所提出的報告（UNDRO，1979）。之後，雖然在飢荒、

糧食不安全或災害管理等學術文獻中，常提及「脆弱性」，但通常不會特別去定義

「脆弱性」（Downing，1990）。雖然 Timmerman（1981）曾將脆弱性定義為「系統 性抵抗災害的程度，其由系統吸收與回復的能力所決定」，但其對於影響系統抵抗 災害程度的相關因素缺乏系統性的論述。直到Downing（1990）為美國國際開發總 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系統性的整理脆弱性相關 文獻，探討其實質意涵，並以「脆弱性」的概念為基礎，發展出一套針對地區性飢 荒的早期預警與分析架構。「脆弱性分析」（Vulnerability Analysis or Analysis of Vulnerability）或「脆弱性評估」（Vulnerability Assessment）的分析方法已成為評估 遭受飢荒、糧食不安全、飢餓與自然災害的地區、國家、家庭或民眾，以了解研究 對象在危害發生時可能遭受傷害的主要方法之一。除此之外，該方法目前也應用在

氣候變遷調適政策之相關評估，以及各國追求永續發展目標上之相關評估¹⁸（李堅 明、陳建智，2010）。

事實上，過去相關文獻對於脆弱性的定義、研究途徑與關注焦點不盡相同（陳 志嘉，2007）。文獻中對於脆弱性定義的討論，除了前述 Timmerman（1981）對於 脆弱性的定義外，比較重要的如Chambers（1989）。其認為脆弱性有兩個角度，一 個是外部層面，分別為風險、衝擊與壓力，一個是內部層面，亦即個人或家庭的條 件。當內部層面缺乏方法抵禦或因應外部層面的風險、衝擊或壓力時，就無法避免 損失。Downing（1990）則認為，（飢荒的）脆弱性是一種過程與潛在條件，是造成 飢餓的原因，但並非是引發飢荒的事件，亦非事件的結果。

除此之外，Downing（1990）認為脆弱性有三種內涵：第一，脆弱性是相對的。

每個人都是脆弱的，但其脆弱的程度會隨時間，以及他們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地位 而變化。而某些族群可能因為暴露在災害或糧食不安全之下，產生危害的可能性較 高，或是潛在的損害大於其他族群，因此，我們可能會認為這些族群比其他族群來 得脆弱。例如，糧食不安全對於孩童或孕婦的損害就大於其他族群，所以通常會認 為這兩類人相對較為脆弱。第二，脆弱性通常和負面的結果相關，而不是像敏感性

（Sensitivity）之類的中性用語。第三，脆弱性所考慮的是結果，而非原因（國家 容易遭受糧食短缺，或許是因為乾旱。如果今天說國家容易遭受乾旱，這表示乾旱 和一個非特定的負面影響之間有因果關係）。

Cutter et. al.（2003）則認為脆弱性是個體或族群暴露在危害下，或是受到危害 的不利影響的可能性，其由危害區域（風險與調適）與團體的社會條件交互作用所 形成。Dilley 與 Boudreau（2001）認為，脆弱性定義之分歧出現在 1980 年代末期 到1990 年代初期，在災害管理領域與糧食安全領域之相關研究，各自因其不同且 更具體的分析目的，而對脆弱性採取不同的定義。在災害管理領域，其脆弱性之探

18 相關的脆弱性評估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與聯 合國環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針對氣候變遷所建立的脆弱性指標系

討較強調在評估自然災害對於民眾與經濟資產所造成的損害程度（Dilley and Boudreau，2001），或是關注在災害發生後，需要援助之民眾的短期反應（Løvendal and Knowles，2007）。而相關的研究主要分為人文/政治生態學（Human/Political Ecology）、自然災害（Natural Hazard）及「壓力與減壓」模式（Pressure and Release）

等三種分析方式（陳志嘉，2007）。其中，人文生態學面向是不同經濟與階級的群 體，在面對災害時具有不同的調適能力，例如窮人與邊緣者可能會因為缺乏原賦

（Endownment）或個體取得食物權利之喪失，而面對較高的風險。自然災害面相 則探討災害發生的機率、規模與機率。「壓力與減壓」模式則著重在災害事件的發 生，以及脆弱性的形成過程，其中，「壓力」可能來自於脆弱性的累積與社會差異

（陳志嘉，2007）。另外，在災害相關的脆弱性研究中，時常會將脆弱性分成生物 物理學上的脆弱性及社會的脆弱性，前者通常著重在災害的形成、規模、頻率與影 響程度，後者則指人們受到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影響下，其對於災害所具備的調適、

反抗或回復能力（陳志嘉，2007）。

飢荒或糧食安全領域脆弱性分析之重點，則在於了解民眾離糧食不安全或飢荒 的標準還有多遠（Dilley and Boudreau，2001），或是強調政府應透過短期與長期的 政策措施，確保民眾之糧食消費福利，能處在糧食安全的最低門檻以上（Løvendal and Knowles，2007）。根據Blaikie 等（1994）之看法，造成飢荒或糧食安全領域與 災害管理領域對於脆弱性關注焦點的差異，起因於Sen（1981）之研究。在 1980 年 代以前，普遍認為飢荒是糧食供給不足所造成的，然而Sen（1981）認為，飢荒不 僅在缺乏糧食的情況下發生，還會在糧食分配機制不平等的情況下產生。Sen（1981）

透過實證分析指出，孟加拉於1943 年發生造成 300 萬人喪生之飢荒，並非來自於 國家糧食供應的不足，而是來自於群眾與政府對糧食的收購與囤積、不平等的糧食 分配機制與其他社會及經濟因素。Sen（1981）的發現使饑荒與糧食不安全相關研 究的重點由自然因素移轉至社會因素（Blaikie et al.，1994），並影響後續饑荒與糧 食不安全脆弱性的相關研究（Chambers，1989；Downing，1990），進一步影響該領

域對於脆弱性的定義（Dilley and Boudreau，2001）。因此，飢荒或糧食安全領域脆 弱性分析之研究則常以制度（Institution）、福祉（Well-Being）、階級、社會地位和 性別等面向進行分析（陳志嘉，2007）。

Schröter et al.（2005）認為脆弱性研究起源於衝擊評估（Impact Assessment）、 風險災害研究（Risk/Hazard Research）與飢荒或糧食安全相關研究等三類文獻。其 中，前兩類文獻強調單一壓力來源的多重效應（Multiple Effects of a Single Stress）， 關注在災害之下，區域內環境與社會效應的形成。後者則強調單一效應的多元影響 因素（Multiple Causes of a Single Effect），亦即糧食不安全或飢餓的結果，有許多 不同的形成因素（如環境壓力與政治邊緣化等多重因素交互影響），該結果並非是 必然發生的（林冠慧、張長義，2015）。

上述為過去文獻對於脆弱性定義的探討，然而，何謂糧食不安全之脆弱性？

FAO（2008）認為，糧食不安全脆弱性是指「在特定的時間內，個人、家庭或特定 群體，由於缺乏足夠的因應能力，因而在面對糧食安全風險時，具停留或跌落至糧 食安全門檻之下之傾向」。這樣的定義與Chambers（1989）之定義較為類似，而 FAO

（2008）對於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定義，與 Chambers（1989）的差異在於門檻值 的部分，亦即，在探討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前，必須給定一個糧食安全的標準，並 以該標準作為門檻值。而糧食不安全脆弱性關注的是，在該糧食安全門檻值以下的 個體或族群，而非所有因糧食安全風險而產生損失的個體或族群。

在脆弱性分析的部分，Downing（1990）指出，脆弱性（分析）為一種相對性 的量測方式，用來衡量給定人群或區域因暴露在某些因素（如飢荒、災害）之下，

或是受到某些因素的傾向下，所受到的影響（Downing，1990）。另外，在進行脆弱 性分析的時候，必須分辨清楚脆弱性和觸發事件（衝擊事件或是趨勢）之間是否存 在因果關係。事實上，由絕對貧困到大規模飢荒事件的演變，並不一定會存在一個 可識別的觸發因素，其有可能因為長期的脆弱性與日益嚴重的貧困情況，最後導致 大規模的飢荒（Downing，1990）。除此之外，脆弱性之評估通常會考慮災害或風險

的門檻值，但門檻值的決定會受到價值觀與偏好所影響（Luers，2005；陳志嘉，

2007）。

最後，糧食不安全的脆弱性可分為不同的層級，包括地區層級、家庭層級與個 人層級，其中，影響家庭層級的脆弱性因素包括：（食物或財貨的）收入與收入的 組成、文化偏好（飲食習慣、資源利用模式等），以及家庭相關的人口變數（家庭 人數、家庭結構、扶養比等）；而影響個人層級的脆弱性因素則包括：個體的營養 狀況、健康狀況，以及社會地位（Downing，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