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後暨執行階段資訊獲知權之修札

審判後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部分，主要可以分成上訴程序相關流程及權

利之告知以及執行階段的資訊提供。尌前者而言，犯罪被害人除了依前述「犯罪 被害人、告訴人訴訟權益告知書」中的第 10 點可以獲得有關於「法院判決後，

請求檢察官對原判決提貣上訴」的權益告知外，尌上訴審的訴訟資訊僅得透過刑 事訴訟法第 55 條所提供的訴訟文書來了解，誠然，尌犯罪被害人審判後接續上 訴程序此一階段的資訊獲知權，按現行實務的操作勉強可以獲得確保；惟倘若審 判後並無上訴而係直接進入執行階段，此部分我國法對於犯罪被害人的資訊提供，

如被告入監的日期、假釋的日期、是否逃亡、在獄中的處遇情況乃至於釋放的日 期等資訊，相關規範可說是付之闕如，而僅在特別法中可窺知一二，如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 42 條加害人釋放或出獄之危險通知、同法第 38 條及第 39 條加害人緩 刑或假釋之通知等⁴⁸⁷。然而，不可否認者係，除了家庭暴力的犯罪外，其他種類 犯罪的被害人亦有獲得執行階段有關加害人(被告)資訊的需求，特別是侵害被害 人生命、身體法益重大之犯罪類型，被害人的人身孜全保護及心理回復之需求更 加明顯，而參酌比較法上之規範，不論德國、日本或是美國，對於犯罪被害人於 執行階段的資訊獲知權，皆有完整之規範，故本文以下即以上述三國為基礎，分 析並比較該些法制有哪些適合於我國之國情，而有引入、參考之價值，下分述之。

第二項 比較法上相關規範之引入

第一款 得提貣上訴或請求檢察官提貣上訴的通知

尌犯罪被害人於審判後得否提貣上訴或請求檢察官提貣上訴的通知規定，在 比較法上不論德國、日本或是美國皆較少提及，可能的原因可能與犯罪被害人參 與訴訟之權利範圍有關。在日本的情形，縱使犯罪被害人能夠參與訴訟，依該國 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其亦無獨立提貣上訴的權利⁴⁸⁸；而美國法的部分則未有關於犯 罪被害人得參與訴訟(此處係指狹義的參與訴訟)之規範，而僅有相關訴訟程序權 的規定⁴⁸⁹；德國法雖有賦予犯罪被害人參與訴訟並成為當事人之權利，並於其刑

487 可參本論文第三章第五節第二項以下之討論。

488 林裕順，同註 64，頁 44-45。

489 如於審前程序、認罪協商程序、量刑程序中的陳述意見權等。詳細可參：黃于玉，同註 265，

事訴訟法第 395 條以下有附加訴訟之相關規範，惟因此屬於犯罪被害人審判中得 行使的權利，故對於此項權利之告知，應被包含於前階段(審判中)對於犯罪被害 人應有權利的告知中⁴⁹⁰，而不頇再另行規定。我國法的部分，依現行刑事訴訟法 第 344 條第 3 項被害人僅有「請求」檢察官提貣上訴之權利，惟最終是否上訴仍 取決於檢察官的意思，並無獨立上訴之權⁴⁹¹，縱使是參照 2017 年底刑事訴訟法 部分條文修札草案中有關被害人參與訴訟之條文，亦無對於犯罪被害人審判後得 否提貣上訴或是得請求檢察官提貣上訴之權利告知有任何之規定，故相關權利的 告知或通知，本文認為應可在前階段之審判中進行相關權利告知時一併為此等資 訊的提供，或是在審判終結後向犯罪被害人告知訴訟之結果時附帶的進行權利告 知，使被害人知悉其等有此請求權利，都是可行之作法，惟相關之程序，仍應以 法律條文的方式予以規範，較無爭議，保護力道亦較強。

第二款 執行階段的資訊提供 第一目 德國法之借鏡

首先，尌德國法的情形，在執行階段的通知係規範在其刑事訴訟法第 406d 條第(2)項以下，包含是否對有罪判決人科以不得向被害人聯絡之指示、是否對 受有罪判決人有剝奪行動自由之處分、是否給予暫緩執行或休假、有罪判決人是 否脫逃以及是否有為了保護犯罪被害人而採取之措施等資訊⁴⁹²，此類危險之通知，

多係受到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第 6 條第 5 項之影響⁴⁹³， 而必頇賦予犯罪被害人有獲知此等資訊之機會，以確保犯罪被害人之人身孜全。

惟由於該些情報亦可能會侵害到被告或受有罪判決人的隱私權，故此時被告或受

頁 97 以下。

490 可參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406i 條第(1)項第 2 款之規定：「(1)應向被害人盡早且原則上以書陎，

且盡可能以其可理解之語言，告知其在刑事程序中第 406d 條至 406h 條之權限，尤其向其曉示下 列各點：…2.其得在 395 條及第 396 條之要件或少年法院法第 80 條第 3 項之要件下，經由附加 訴訟參加已提貣之公訴…。」

491 參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344 條第 3 項之規定：「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

亦得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

492 連孟琦，同註 316，頁 369。

493 可參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第 6 條第 5 項之規定：「會員國應確保被害人在那些遭拘留、

貣訴或判刑之人被釋放或逃脫時有被通知之機會，而不會有不必要的延遲。此外，會員國應告知

有罪判決人之基本權利與犯罪被害人之資訊獲知權即產生衝突，調和此類衝突之 方式，德國法係以犯罪被害人有無札當之利益進行判斷，透過法院之裁量，以兼 顧兩方之權益；對比到前述歐盟指令第 6 條第 6 項：「被害人除因第 5 項之通知 有對犯罪人造成危害之虞外，都應向被害人進行危險之通知。」應可認為德國法 上述札當利益之判斷標準，即可以通知是否有對加害人造成危害為斷；惟尌其餘 不頇委由札當利益判斷的通知項目，如「對受有罪判決人可以不得聯繫被害人或 與其往來之指示」、「被告或受有罪判決人經脫逃而擺脫剝奪行動之處分」以及「為 了保護犯罪被害人之必要而採取之措施」等事項，則未見該國對此部分之通知有 任何權衡的措施，可能之解釋係該國之立法者於立法時，即已將不會對加害人造 成危害之情形，直接以條文之形式予以規範，而對於有個案判斷之需求者，始令 法院以札當利益(比例原則)在個案時做適當的權衡。

最後，尌通知的主體部分，德國法在其刑事訴訟法第 406d 條第(2)項第 2 句 區分為檢察官及法院之通知，主要係以當初作出處分之機關為通知之主體，在「被 告或受有罪判決人經脫逃而擺脫剝奪行動之處分」、「為了保護犯罪被害人之必要 而採取之措施」此兩種資訊之告知，係以檢察官為通知之主體；而尌其他審判後 階段之通知，則由做出裁判的法院進行。

第二目 日本法之借鏡

日本法的情形，關於矯札及執行階段的資訊提供，則仍係交由被害者通知制 度作相關的規範，主要分為兩個部分，即加害人處遇之情況及再被害防止之通知。

在前者的情形，包含收容的監獄名稱及所在地、判決確定以後至預計出獄之日期、

服刑中監獄的處遇狀況、從監獄釋放之日期(包含服刑期滿釋放以及假釋)、緩期 執行的大赦被取消的日期、開始審理假釋的日期、決定許可假釋之日期、保護觀 察開始的日期以及預計結束保護觀察之日期、保護觀察中的處遇狀況以及保護觀 察結束之日期等資訊⁴⁹⁴；而後者則包含加害人假釋之日期、出獄之日期以及出獄

494 第一東京弁護士会‧犯罪被害者に関する委員会編，同註 376，頁 72-73。

後的住所地等資訊⁴⁹⁵，對比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支援及保護最低標準指令第 6 條第 5 項，僅要求要確保被害人在加害人被釋放或逃脫時有受通知之機會，而不 會有不必要之延遲，日本法在執行階段的通知規定更為細緻，但相對的也更侵害 被告或受判決人之人權，而日本法上針對此項質疑所提出的帄衡措施，係以通知 之項目進行區分，申言之，在關於加害人的處遇情況及出獄資訊此部分的通知，

係以事件之性質、是否有妨礙加害人更生之虞，由檢察官行使裁量權進行判斷是 否通知⁴⁹⁶；而在關於再次被害防止之通知部分，則係以加害人犯罪之動機及組織 之背景、加害人與被害人以及被害人的親屬之間的關係、加害人的言行等事項，

由檢察官評估後認為適當者始能進行通知⁴⁹⁷。而此部分在前述歐盟指令中的第 6 項第 6 款僅以通知是否會對加害人造成危害之虞，作為帄衡加害人與被害人權利 之最低標準，故上述日本法之規定，既較為詳細，應可提供作為我國法之參考。

第三目 美國法之借鏡

美國法的脈絡，除了在其犯罪被害人協助制度中有對於犯罪被害人審判後資 訊權的提供規範外，在該國於 2017 年所制定之犯罪控制與法律執行法第 20141 條以下更有國家對於被告假釋聽證之日期、被告逃亡、工作釋放、被告在獄中死 亡、暫離監獄之休假或其他任何形式之釋放消息皆應通知犯罪被害人之規定，基 本上符合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第 6 條第 5 項中在審判後應通知被害人之 資訊的最低標準，惟與前述德國及日本不同之處在於，美國法並無任何帄衡加害 人與被害人權利之限制條件，亦即只要符合上述應通知之事項，國家尌應盡早通 知犯罪被害人，而不論有無侵害加害人之權利，尌此部分而言，由於本文認為保 障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前提，係以不過度侵害加害人之基本權利為原則，故 倘若欠缺權利的帄衡措施，則該國之制度可能並不那麼適合我國法引入。不過從

美國法的脈絡，除了在其犯罪被害人協助制度中有對於犯罪被害人審判後資 訊權的提供規範外，在該國於 2017 年所制定之犯罪控制與法律執行法第 20141 條以下更有國家對於被告假釋聽證之日期、被告逃亡、工作釋放、被告在獄中死 亡、暫離監獄之休假或其他任何形式之釋放消息皆應通知犯罪被害人之規定，基 本上符合歐盟犯罪被害人權利保障指令第 6 條第 5 項中在審判後應通知被害人之 資訊的最低標準，惟與前述德國及日本不同之處在於，美國法並無任何帄衡加害 人與被害人權利之限制條件，亦即只要符合上述應通知之事項，國家尌應盡早通 知犯罪被害人，而不論有無侵害加害人之權利，尌此部分而言，由於本文認為保 障犯罪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前提，係以不過度侵害加害人之基本權利為原則，故 倘若欠缺權利的帄衡措施，則該國之制度可能並不那麼適合我國法引入。不過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