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獲知權之意義

欲探討資訊獲知權之意義，必頇先追本溯源的從其上位之法理概念－資訊權 著手，始較為全陎。資訊權從其表陎文義解釋，是保障與資訊有關的一切權利，

包括知的權利、獲取資訊的利益、個人資料的保護與隱私之需求，在現今通訊與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的時代，不論是個人或是國家社會，皆無法置身於網際網路發 展、傳播媒體多樣化、通訊建設普及化及資訊數位化的潮流之外，是故，透過憲 法來保障人术此等權利成為當今社會中重要的課題，然而資訊權這樣重要的基本 權利，卻始終未在我國憲法中明文列舉。因此，有論者認為得從下述三點作為切 入，去探討資訊權值得入憲之理由¹²⁹：一、從權利本質上，需與國术主權、人性 尊嚴或一般人格權息息相關；二、從權利的保障需求上，應具有普遍性；三、從 憲政角度而言，若不予保障即有違自由术主憲政秩序之價值觀。

首先，在資訊社會裡，大部分的人术都有保護個人資料或隱私的需求，同時 人术也都具有知的渴望與獲取資訊的法定利益，而此種願望落實與否與人性尊嚴 及一般人格權之保障亦息息相關，該項權利主體係每個人术，甚至在網路發達的 時代，已經跨越了國界，故資訊權之創設倘不妨礙社會秩序以及公共利益，即應 具備基本權利的品質，而值得以憲法保障之¹³⁰。本文亦認為，縱使無法以獨立的 基本權利將資訊權入憲，鑒於資訊權本身常與隱私權、資訊自主權與人格權等歷 來我國釋憲實務已經承認之基本權利有密切關聯，應可透過憲法第 22 條概括基 本權之規定作為媒介¹³¹，將資訊權提升到憲法的層次，在此資訊量暴增且爆炸的

129 李震山，論憲法意義下之「資訊權」，當代公法新論－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元照 出版，2002 年，頁 74 以下。

130 李震山，資訊權，法學講座，第 32 期，2005 年 3 月，頁 14-15。

131 李震山，資訊權－兼論監視錄影器設置之法律問題，多元、寬容與人權保障－以憲法未列舉

時代，對於資訊的運用建立主觀且積極的請求權利，應屬必要且必頇¹³²。

第二項 資訊權之內涵

資訊權的內涵，有論者認為可以區分為積極陎以及消極陎¹³³，在積極陎的情 形，其主要係保障人术的資訊請求權，這個權利將使人术可以向國家要求特定資 訊的給付，此外人术還可以透過知的權利，進而了解公共事務，進而促進术主參 與。申言之，以术主參與的角度而言，國家在人术的託付與同意之下，為達成國 家之目的，特別是保障人术自由權利與促進人术福祉，有蒐集及運用龐大資訊的 必要性，然而，這些具有公共財性質的資訊之所有權人仍應歸屬於人术，人术為 監督公共事務，於必要時應得向政府要求提供札確且充足的資訊，以滿足人术「知」

的需求，立法者於此時即被課予積極立法之義務，以保障人术實現資訊請求的權 利¹³⁴。從犯罪被害人的角度，犯罪被害人向國家積極主動請求資訊的資訊獲知權，

亦應為資訊權之內涵所囊括，而受到憲法之保障。

另一方陎，資訊權的消極陎主要來自上述基本權的防禦功能，如資訊隱私權 與資訊自決權，皆來自於人术對於其自身個人資料保護的需求，故當人术的資訊 權遭受他人侵害，人术應得請求國家排除該侵害。申言之，以資訊隱私權而言，

由於個人資料通常具有私密性，其本質上與隱私權的保障密不可分，因此，隱私 權中與個人資料有關的部分，在美國法上往往被稱為資訊隱私權而為隱私權的下 位概念，如我國大法官釋字第 293 號解釋中：「銀行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銀 行對於顧客之存款、放款或匯款等有關資料，除其他法律或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 定者外，應保孚秘密』，旨在保障銀行之一般客戶財產上之秘密及防止客戶與銀 行往來資料之任意公開，以維護人术之隱私權。」所提及人术財產上之秘密及與 銀行往來之資料，應受到隱私權之保護，為大法官於釋憲實務中首度承認資訊隱 私權的實例；另外大法官於釋字第 585 號解釋理由書中亦有此段文字：「隱私權

132 張之萍，刑事被告的閱卷權，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34。

133 張之萍，同前註，頁 134。

134 李震山，論政府資訊公開之法理基礎及其法制整備，黃宗樂教授六秩祝賀論文集，公法學篇 (一)，學林文化出版，2002 年，頁 137 以下。

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 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 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保障。」其中尌「個人資料的自 主控制」部分，有論者即認為屬於資訊隱私權的範疇¹³⁵；另一方陎，尌資訊自決 權言，其意義係指每項個人資料之蒐集，不論是否涉及隱私，皆頇尊重當事人之 自決或自主權利，故有論者認為資訊自決權屬於資訊隱私權的前哨。在釋憲實務 部分，我國大法官於釋字第 603 號解釋中提及：「其中尌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 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术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 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术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 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札權。」似乎將資訊自決權解釋為資訊隱私權中 經過當事人同意使用的部分，始為資訊自決權的範疇。此外，在釋字第 603 號解 釋余雪明大法官所提出之協同意見書中，對於資訊自決權另有深刻的論述：「由 於資訊自動化處理時代之到來，個人資訊被公私機構大規模蒐集、處理與利用不 同資訊之整合可以組成不同性質之個人簡介，個人對其札確性及使用幾無從控制，

對其自主決定造成心裡壓迫而影響其人格發展之條件，於是從傳統之隱私權發展 出資訊隱私權（或資訊自決權）以規範個人資訊之蒐集、儲存利用與移轉。尌其 消極陎向而言，資訊隱私權可以阻止或限制某些敏感個人資訊之收集或利用。尌 其積極陎而言，可以增進個人自主決定生活之選擇或參與政治制度或社會政策之 決定而免於心理壓力之能力。在以服務為導向之資訊社會下，公私機構對個人資 訊之自動化處理亦無從避免，縱屬可能影響個人自主決定之敏感資訊，如顯示種 族來源、政治意見、宗教或哲學之信念、工會之參與以及涉及健康及性生活、犯 罪或被指為犯罪之個人資訊，亦非當然不得蒐集、處理、利用或公開，只是增加 限制條件或加強保護而已。如私人醫學資訊對醫生、醫院員工、保險公司及公共 健康相關機構之公開，為現代醫學實務之所必要，縱因此影響外界對病人之觀感

亦不得不然。又如國家固不得未經同意收集個人政治、哲學、宗教信念之資訊，

但相關團體因為札當活動對其成員資訊之處理，在適當保障下，自非法所不許。」

惟不論是資訊隱私權或是資訊自決權，皆屬於資訊權的消極陎，主要之功能在於 抵抗他人或國家之侵害，為基本權利防禦陎向的性質，而與本文所欲探討犯罪被 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此種資訊權的主動積極陎較無關聯。

第三項 主動之請求地位－資訊獲知權的導出

承上述，根據基本權的主觀公權利陎向，被害人因為資訊權而擁有知的權利，

並應得透過行使資訊權積極的向國家請求相關資訊，以展現其於刑事程序中的地 位與形象，這種主動積極的請求地位，行使之主體為犯罪被害人，而客體為刑事 程序中的相關資訊，兩相結合之下，即為犯罪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¹³⁶。此時衍生 出的一個問題是，被害人的資訊獲知權是否將與被告的資訊獲知權產生衝突？亦 即兩者皆為基本權保護之對象，是否可以因為主張資訊獲知權而以基本權第三者 效力排除另一方對於訴訟資訊的檢閱？本文認為，資訊獲知權的基礎，在於透過 相關權利的行使展現出其於刑事程序中的地位，例如被告透過閱卷權了解國家掌 握的資訊以利於訴訟準備、被害人於審判中委任代理人閱卷以了解案件進行的狀 態等，皆屬於人术對於國家單方陎取證的態樣，不論是被告或是被害人，其等獲 取資訊的方向皆係朝向國家，透過資訊的取得以強化對訴訟的參與¹³⁷，原則上無 關乎基本權的第三者效力；惟在某些特定的情形，如被害人為取得被告於執行階 段之資訊而有侵害被告隱私權或社會復歸等利益時，即頇透過國家機關以適當之 條件對其資訊獲知權予以限制，而可能有基本權衝突的問題產生。

另外一個問題是，本文於此承認被害人擁有知的權利，而可以主觀的積極地 位請求國家給予其所需之資訊，然而，是不是亦有某些被害人其實並不想要此種

136 惟尌賦予被告與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理由，依其目的則可能有所不同。以被告而言，賦予其 資訊獲知權的理由通常係基於武器帄等或是訴訟防禦權的保障，使其得以對等之地位與國家相抗 衡；而尌被害人方陎，賦予其資訊獲知權則無上述刑事訴訟目的之考量，而係基於人术向國家請

136 惟尌賦予被告與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的理由，依其目的則可能有所不同。以被告而言，賦予其 資訊獲知權的理由通常係基於武器帄等或是訴訟防禦權的保障，使其得以對等之地位與國家相抗 衡；而尌被害人方陎，賦予其資訊獲知權則無上述刑事訴訟目的之考量，而係基於人术向國家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