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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佔有決定性因素。毛澤東過世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是一個經改有成,綜合國 力提升,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逐漸增強,亦不再以意識形態或是歷史因素作為考 量,而是以國家利益為優先,尋求一個和平與穩定的朝鮮半島,避免危及中國現 代化的持續開展成為主要目標。1992 年與南韓建交後,在「經濟南韓、政治北韓」

原則下,仍與北韓維持密切關係,並與南韓開展熱絡的經貿往來。不僅同時與南、

北韓維持緊密的政經關係,建立其在朝鮮半島獨有的權力平衡,其影響力甚至凌 駕美國之上,也取代了蘇聯在此的權力空白;而美國自然的將這套圍堵攻勢轉用 來對付中國。如同日本學者添谷芳秀所言:「美國的東亞戰略係建立在圍堵中國的 疑慮上,而中國所主導的東亞合作則是企圖打破美國的圍堵政策」。87從另一角度 來看,冷戰時期的南、北韓在某種程度上也隱約扮演了中國與美國在國際體系中 的代理人角色,同時也是中、美兩國在東北亞戰略布局中的緩衝機制與試金石,

南、北韓的分裂狀態更是中美相互制約的戰略意義所在,也隱含權力平衡的的意 味。雖然冷戰後期因中、美關係好轉,雙方開始協助南、北韓和平對話與推動南、

北韓交叉承認政策,但是在朝鮮半島的互動模式已無法脫離美國加南韓抗衡中國 加北韓的權力結構,朝鮮半島的戰略四邊形儼然成形。如同前述幾位學者所言,

冷戰時期中、美在朝鮮半島的行為也大致符合權力平衡理論主張的狀態,間接穩 定了局勢。

第四節 小結

由於韓戰的發生,造成中國與美國在冷戰期間東亞長達 20 幾年的敵對態勢,

為防範共產勢力擴張,美國與日、韓聯結建立「圍堵戰略」以對抗中國、蘇聯與 北韓的同盟,形成南、北三角的國家聯盟對峙。如同第三節所述,從權力平衡理 論而言,國際體系的安全與穩定是建立在該體系中國家之間的「力量平均分佈」

87 添谷芳秀著,「新亞洲情勢及其因應,試從政治、安保領域探討之」,亞洲新情勢及因應對策:

台日論壇 2005 年東京會議論文集,(2005 年),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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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因為國際社會為無政府狀態,在權力平均分佈與平等對稱的情況下,沒有 單一國家或國家聯盟擁有更大的力量足以攻擊或戰勝另一個單一國家或國家聯 盟,最有可能達到和平與穩定的狀態。上述論點應可支持冷戰期間中美在朝鮮半 島未進一步爆發衝突的理由。即使日後中美關係恢復正常化,在朝鮮半島上仍有 各自的戰略利益考量。

誠如美國學者肯特‧卡德爾(Kent E. Calder)所言「朝鮮半島具有東北亞危機 弧線的樞紐地位」,88不論韓戰結束抑或冷戰終結,仍然發揮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

布里辛斯基在「大棋盤」中提到朝鮮半島會再次成為中美兩國敵對的源頭其統一 或分裂也將持續影響美、中、日三邊關係。89說明了不只是冷戰時期,即使進入 21 世紀後,朝鮮半島的和平發展仍是影響東北亞區域穩定的關鍵因素,其本身並不 具有決定中、美兩國整體戰略平衡的能力,在強權間的利益考量下,朝鮮半島仍 為極具戰略價值的戰略緩衝區。因此,中國加北韓、美國加南韓所組成的對抗平 衡結構則是時勢所趨,必然的戰略合作選擇,這樣的合作關係維持了 40 餘年,橫 亙整個冷戰時期仍無法打破這模式,因為南、北韓仍處心積慮運用各種方式想併 吞對方,如:北韓在 38 度停戰區與領海邊界週邊製造不少衝突事端,南韓在和談 初期甚至公開反對停火談判等,而朝鮮半島的衝突並未如雙方領導人所算計的,

進一步擴大為全面戰爭演變成二次甚至第三次韓戰,其主要原因為何?筆者試從 三方面探究。

一、中國方面的考量因素

(一)毛澤東時期的政治運動治國;中共建政初期,為鞏固共產黨統治基礎,進行 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營造對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利環境,對政治、社會、經濟、

文化甚至人性進行改造,在 1950 年至 1960 年間完成「五大運動」與「三大改造」

後,又推動「三面紅旗」等運動,90上述運動因政策路線錯誤與人謀不臧,使國家

88 Kent E. Calder 著,戴保羅譯,亞洲致命危機,(台北:經典傳訊文化,1998 年),頁 45。

89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林添貴譯,大棋盤(TheGrand Chessboard),頁 247

90 1950 年推行的五大運動為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 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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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面臨嚴重衰退甚至崩解。後續又推動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的風 暴下,國民經濟再度面臨崩潰,將中國帶上浩劫之路,至 1976 年毛過世後才結束 這「十年浩劫」。總結毛 27 年的統治時間裡,在毛澤東對權力欲望的渴求與左傾 意識形態的引導下,造成政治掛帥與口號治國,忽略了政治鬥爭外的其他面向,

使人力、物力、財力的嚴重浪費、生產力衰退更造成連年饑荒,大量人民餓死,

使國家經濟元氣大傷。再加上建國初期「抗美援朝」戰爭,造成民生經濟在經歷 國、共內戰後仍無法獲得休養,在此嚴峻的態勢下,雖然金日成南侵的企圖未滅,

但要實際支援其行動卻已有力不從心之感。

(二)鄧小平時期的改革開放影響對外政策;經過毛澤東主政時期的政治動盪 後,鄧小平決心力行「改革開放」路線。因為鄧深知堅持改革開放,改善人民生 活才能確保共產黨繼續執政的正當性。因此,以鄧的「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

為核心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必須服膺於經濟建設的大局。91一改毛時期對抗激烈的外 交與安全戰略,改行穩定週邊環境以維持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為主要政策,確保國 內改革開放進程不受週邊局勢不穩影響。在經濟發展的最高原則下,在冷戰後期,

中國對朝鮮半島戰略為:1.維持朝鮮半島和平穩定(包括支援金氏政權),2.協助 推戰南、北韓對話及合作關係,3.加強中國與南、北韓政經關係。基於以上的政 策演進,說明中國不願再為朝鮮半島爭端而與美國再次衝突的原因,維持了朝鮮 半島的和平態勢。

二、美國方面的考量因素

韓戰爆發初期,美國對朝鮮半島採取「有限戰爭」策略,計劃以最少的時間 結束戰爭,避免陷入長期抗戰或爆發另一個全面性的戰爭,因此,杜魯門總統把 在亞洲最有作戰經驗的麥克亞瑟將軍調往朝鮮戰場,仍無法阻止北韓攻勢後,便

運動、思想改造運動、抗美援朝運動等。「三大改造」的推行時間為 1953 年,在「過渡時期總 路線」的指揮下,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將生產資料私有制改 為社會主義極體所有制。以上兩項政策實際執行時間為 1950 至 1956 年。「三面紅旗」運動的起 始時間為 1957 年底至 1960 年中,運動內容為「總路線」、「大躍進」與「人民公社」

91 1980 年代,中共在外交政策的主旋律為,一、確定反霸原則;二、確定「獨立自主」外交原則;

三、緩和與蘇聯對抗的關係;四、調整與美國關係;五、加強與第三世界關係。鄧小平時期的 外交特性以配合經濟發展需要為優先並減少意識形態的干擾,相較於毛澤東差異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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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思考應該如何結束戰爭。1950 年 8 月時,聯軍部隊已被北韓合圍於半島最南 端的釜山,直至麥克亞瑟將軍在仁川成功登陸並收復南韓原有失地後,美國遠本 可以選擇結束戰爭,卻又因杜魯門的誤判局勢(有一說是麥克亞瑟對戰局的過度樂 觀,給了杜魯門總統錯誤訊息而導致誤判)引發中國出兵朝鮮,演變成後續長達三 年多的燙手山芋,直至艾森豪總統接手才著手結束戰爭。

事實上,美國對朝鮮半島的重視程度遠低於歐洲,甚至根本不想為朝鮮半島 參戰,從杜魯門與艾奇遜將朝鮮半島設為「東亞防禦線外」政策即是明證,若非 韓戰啟發美國對朝鮮半島的重視,圍堵戰略的前線陣地必不會設在朝鮮半島。後 續歷任的執政者也大都記取韓戰的教訓,以不使朝鮮半島再度發生戰爭為首要目 標。1960 年代末期當美國陷入越戰泥淖造成國力衰退之際,另一方面,蘇聯卻在 東歐迅速擴張勢力,也促使美國萌生將戰略重心轉向歐洲並從南韓撤軍的念頭,

再加上國內日益高漲的反戰聲浪也是考量因素之一。總之,冷戰期間美國在政治 與經濟方面雖仍援助南韓,但在主、客觀情勢的考量下,也絕不願意再度因為朝 鮮半島而捲入紛爭。

三、中美相互採取嚇阻戰略

韓戰結束後有一段時間中、美雙方均保持緊張的對抗態勢,產生這種對抗態 勢的原因為美國認為北韓可能再次發動南侵,中國仍會再度支持北韓;中國也認 為美國在南韓的各種政治、軍事與經濟支援等行為都是為了協助南韓來進攻北韓 作準備,為了防止對方先發動戰爭,不使自己處於被動狀態,中、美雙方在朝鮮 半島各自建立軍事同盟,中國透過各種政治途徑警告美、韓不要輕越雷池一步,

美國在南韓境內也駐紮了軍隊並部署核武器以加強嚇阻力量。鑒於韓戰結束後 中、美都付出慘重代價,且各自盱衡當時所處國際局勢與國內政情均認為不適合 再重蹈韓戰覆轍,在缺乏溝通管道與充滿敵對意識的狀況下,卻巧合的同時實施 嚇阻戰略,間接維持了朝鮮半島的和平。然相互嚇阻策略能夠成功的主要原因在 於兩國在相互對抗的情況下仍存「維持朝鮮半島和平局面」的共同利益,在這個

美國在南韓境內也駐紮了軍隊並部署核武器以加強嚇阻力量。鑒於韓戰結束後 中、美都付出慘重代價,且各自盱衡當時所處國際局勢與國內政情均認為不適合 再重蹈韓戰覆轍,在缺乏溝通管道與充滿敵對意識的狀況下,卻巧合的同時實施 嚇阻戰略,間接維持了朝鮮半島的和平。然相互嚇阻策略能夠成功的主要原因在 於兩國在相互對抗的情況下仍存「維持朝鮮半島和平局面」的共同利益,在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