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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觀察過去三十多年中共高層權力更迭發展歷史軌跡，在毛澤東時期藉掌控 意識形態、軍隊與黨內派系掌握實權86而造成的包括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諸 多災難，故後文革時代，鄧小平時期鑒於毛主政時期個人獨裁所造成之災難之 教訓，故提出中共政治菁英甄補標準使政治繼承逐步規範化和制度化，同時也 解決政治路線的紛爭，然仍面臨幹部隊伍老化、文化程度低落、思想與作風保 守僵硬，以及不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求等問題。
因此，鄧小平提出黨政幹部「四化」的要求，而政治菁英年輕化的落實，
也逐步解決幹部隊伍新老交替的問題，並為黨政領導班子注入活力；知識化和 專業化的實現，更明顯提高黨政領導班子和幹部隊伍的素質，有助於改善政治 決策的品質與政策執行的效率。事實上，30 年來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以及社 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成果，已逐步實現「四化」要求的幹部隊伍，鄧小平功不可 沒。
而鄧後時期，隨著中共政治繼承制度化的趨勢，已經讓梯隊接班下的新一 代領導班子，大體上呈現出年輕化、教育水準與專業程度提升、具備跨地方或 部門的豐富執政經驗的樣貌；並讓缺乏革命功績與政治魅力的新一代領導人，
通過制度化所建立起來的領導班子與幹部隊伍，作為執政能力與執政地位的保 證。
換言之，年齡、任期和梯次的規範，讓政治繼承和選拔提任都更具規範性，
也把政治權力的來源從菁英個人權威轉移到制度性領導職務上，有助於降低個
86 「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 報，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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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獨裁的出現，增進政治體系的穩定。同時，也使權力的競逐不致失控，減低 體系崩解的風險。加上政績的要求，不僅保證領導班子的統治能力，也讓人事 的考核與提任必須儘量合乎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納入民意考量，並且有 助於建構菁英穩定流動的社會環境。而交流、迴避制度與任期制度的結合，則 使得具有省級或財經經歷，以及特別是跨部門、跨地區、跨層級經歷的條件日 益重要，不僅有助於菁英擴大幹部視野，培養全域觀念，也有助於防止宗派作 風、山頭意識、地方利益與任私貪腐等現象。尤其，在政治繼承的可預測性上，
這些制度化的甄補標準，已經在「17 大」、以及即將到的「18 大」前，提供吾 人觀察指標，及建立預測模型，進行中共高層領導人事評估與預測。87
不過，中共政治繼承制度化的道路，仍然面臨著諸多難題與限制。尤其，
相對於政治菁英甄補的規範化，在非制度面上，以個人權威、政治關係網絡或 政治血緣背景而進行的政治甄補，若加上制度面，諸如甄補標準的可操作性、
民主滯後和法治不足等問題，很容易形成菁英甄補制度化的阻礙。其實，中共 政治菁英甄補規範的制度化，首先就在非制度面上，面臨著與派系政治競合的 挑戰。88
在中共黨內政治生活上，派系鬥爭原本就一直是領導菁英之間權力互動的 重要內容；即使在後文革時代，中共的政治繼承與菁英甄補，也長期存在著派 系政治與制度規範的競合關係。而派系政治基於領導菁英之間共同背景、立場、
屬性或經歷，所形成或隱或顯的政治關係網絡，不僅決定權力的分配，影響政
87 這類人事預測例如：寇健文、黃霈芝、潘敏，「制度化對中共菁英甄補之影響：評估十七大 政治局的新人選」，東亞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2006 年 7 月），頁 1-38；陳德昇、陳陸輝，
「中共『十七大』政治菁英甄補與地方治理策略」，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57-85。
88 「為了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2007 年 10 月 24 日），2011年3月20日下載，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14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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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執行，也左右著政局的演變。因此，在菁英甄補上，派系政治裡的領導者，
為滿足權力掌握、路線維持或政策推動的需要，對於黨政幹部的選拔與提任，
可能任人唯親唯私，對於領導幹部的考核與監督，也可能循私縱容，最終形成 派系鬥爭的惡性循環。
顯然，菁英甄補的制度性規範，從年齡、學歷、經歷、任期、政績、梯次，
到交流與迴避等等，都會對派系政治發展構成重要的約束。因而，這些制度性 規範的建立與維持，在一定程度上必須獲得主要派系的允諾，或在不同派系間 形成共識；當然，派系也可能基於權力平衡或其他現實考量而妥協，自願或非 自願地接受這些規範的約束。不過，一旦這些制度性規範逐漸具有較大強制力 量、甚或不容挑戰時，對於菁英的甄補，派系也會在既有的政治遊戲規則中運 作和發展。
因此，在菁英甄補標準制度化的過程中，不僅鄧小平時期有所謂「保守派」
和「改革派」在權力與路線上的競逐；到江澤民時期，大量「上海幫」成員的 晉用，也備受外界關注；而胡錦濤時期，崛起的團派菁英與具有政治血緣背景 的「太子幫」之間的權力互動，甚至可能直接影響到「十八大」胡錦濤下臺以 後的政治發展。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江澤民和胡錦濤有意在自己政治關係網絡中 選拔的可靠親信，或者老革命幹部全力支持的紅色後代，都必須大體遵守菁英 甄補制度中包括年齡、學歷、經歷與任期等基本規範的要求。但是這些非正式 制度的運作，仍然可能影響菁英甄補制度的落實與發展；甚至當派系領袖為因 應或利用菁英甄補規範的要求，而提早部署，拉長佈局，也可能讓其非制度性 的影響力往後延伸。至於在制度面上，中共的政治菁英甄補，也面臨著諸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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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例如，就可操作性而言，考察中共幹部標準和幹部路線的歷史發展，89從 毛澤東曾提的「才德兼備」「任人唯賢」「又紅又專」，到鄧小平的幹部「四 化」，首先是要革命化；再到江澤民所說「以德治國」，更到胡錦濤的「德才 兼備、以德為先」，都是相當抽象化和形象化的標準，很難想像年齡、任期等 甄補標準具有客觀評量的依據，因而可能最終仍以上層領導的個人意志或領導 集體的妥協或共識為依歸。
此外，民主化進程滯後，民意基礎不足，使得菁英甄補與菁英統治的政治 繼承之正當性易受挑戰；在黨國體制下，領導幹部也面臨著黨政分際薄弱，權 責不明的難題，以及黨政體系甄補制度化程度不一的矛盾；同時，在人治有餘、
法治不足的環境下，菁英甄補標準的規範能力，還很難完整形塑具有全面約束 力量的制度性權威。甚至，在考核不實與監督不足下，政治菁英甄補制度的若 干標準，也可能造成制度性的災難。例如，片面強調年齡和文憑的偏向，只會 造成手高眼低、脫離群眾、脫離現實的結果；以「生產力標準」取代「德才兼 備」原則，也很容易因重才輕德而滋生貪腐；對於幹部政績表現的要求，也會 因為評比氾濫，而出現近日習近平所撰文批評的，一些領導幹部追求表面政績，
為升遷鋪路，大搞華而不實、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嚴重 損害黨和政府威信。90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瞭解從鄧小平時期、江澤民時期到胡錦濤時期，中共 政治菁英甄補標準的演變，明顯呈現出規範化和制度化的趨勢。鄧小平一方面 要排除文革餘孽勢力，二方面要解決新老交替的問題，三方面要貫徹黨的路線 的轉換和工作重心的轉移，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自 80 年代開始，
89 參考「李源潮『求是』撰文：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用人標準」（2008 年 10 月 16 日），
《新華網》；以及羅忠勝，「黨的幹部選拔任用標準歷史流變」，理論界（電子雜誌版），
（第 11 期，2010 年），頁 6-9。http://wuxizazhi.cnki.net/Article/LLJJ201011002.html.
90 賴錦宏，「習近平批形象工程意在言外？」，聯合報，2011 年 3 月 17 日，第 A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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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幹部「四化」，建立接班梯隊為目標，進行一系列黨政幹部選拔任用的制度 建設；到 90 年代初期，從年齡界限、任期限制、學歷條件、政績表現、梯次配 備、逐級提拔、幹部交流、迴避制度等菁英甄補標準的制度性規範，已經逐步 確立，只是這些規範尚未及於黨的領導核心的層級。
換言之，江澤民和胡錦濤，則是在鄧小平時期已經粗具規模的幹部制度基 礎上，從國家機關到黨的組織，繼續擴大與落實；並且通過實踐累積慣例，補 充制度規範的空白。不過，在菁英甄補制度所確立的政治遊戲規則下，江澤民 和胡錦濤為了權力或政策的考量，仍然分別大量引用與自己政治關係網絡密切 的親信，先後進入黨政領導班子；而具有與老革命幹部政治血緣關係的紅色後 代，也已經儼然成幫，並取得入主黨政領導核心的優勢。當然，中共政治繼承 及菁英甄補標準制度化趨勢，還會持續深化，影響「18 大」的人事進程，以及 後胡錦濤時代的黨與國家的政治生活。只是，在政治菁英甄補制度化的道路上，
還面臨著制度面與非制度面上的諸多難題。
政治繼承之菁英甄補制度的完善，在非制度面上，必須妥善解決與派系政 治的競合問題；在制度面上，除了甄補標準的可操作性問題外，還必須克服民 主化進程滯後，民意基礎與統治正當性不足的問題；以及克服黨國體制下，黨 政分際薄弱、權責難明、制度化程度不一的缺失；另外由於政治繼承的法制化
政治繼承之菁英甄補制度的完善，在非制度面上，必須妥善解決與派系政 治的競合問題；在制度面上，除了甄補標準的可操作性問題外，還必須克服民 主化進程滯後，民意基礎與統治正當性不足的問題；以及克服黨國體制下，黨 政分際薄弱、權責難明、制度化程度不一的缺失；另外由於政治繼承的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