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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在 2002 年十六大之前，許多學者承認權力運作的法規與慣例不斷出現，但 對於中共政治繼承是否可以完全制度化的問題卻還沒有共識。然在十六大結束 之後，學界普遍認為政治繼承雖面臨許多挑戰，但願意採取肯定的態度看待這 樣的發展。這些探討中共政治繼承的制度化的文獻大致有兩個焦點。第一個焦 點是領導人的更替的正式規則、非正式慣例，如年齡限制、任期限制、地方資 歷等。第二個焦點則是決策模式逐漸明朗，如集體領導逐漸確立，領導機關間 的權責劃分也越來越清楚，並走向法制化。
自從十五大以來人事佈局，中共已形成政治局常委屆齡不尋求連任的慣例，
退休年齡也從十五大的 70 歲降到十七大的 68 歲，此將對派系政治產生深遠的 影響。此外，中共亦透過「梯隊接班」模式來長期培養中青年幹部的方法，避 免現任領導人死亡或解職後出現權力真空的狀態，並有效降低派系使用暴力手 段解決政治繼承問題，有助於政局穩定。
因此，本文主要目的在探討 1990 年以後政治局常委之政治繼承，並就其年 齡限制、任期制、梯隊接班與集體領導等制度面向觀察，以及分析影響中共政 治繼承制度化之因素，來評估中共政治繼承是否進一步深化與制度化，並希望 透過本論文的探討，據以窺測中共領導階層之政治繼承未來可能之走向與發展 趨勢。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文主要分析 1990 來以來，中共政治局常委之政治繼承研究，主要以兩岸 與美國學者為主，早期中共政治繼承經常透過派系政治瞭解中共政治繼承運作 方式，惟自 1990 年以來，開始有學者思考老人政治衰退後對中共政治繼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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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真思考中共政治繼承制度化問題。在此同時，中共也遂行一連串制度化改 革，包括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推動幹部年輕化，著手改善國家領導體制與黨 內政治生活，並逐步落實任期制、年齡限制、梯隊接班及集體領導。此外，從 江澤民政權於十六大平順的轉移至胡錦濤政權也證明出派系政治途徑的妥協與 侷限性，而制度化研究正可填補派系政治研究的不足。因此，筆者將相關文獻 回顧歸納為制度研究途徑及派系研究途徑二大途徑，茲分述如下：
一、制度研究途徑
隨著中共革命元老不斷凋零，自 1990 年代初期起，已有學者開始思考老人 政治衰退對中共政治繼承之影響，巴克曼(David Bachman)可說是注意中共權力 轉移過程出現制度化趨勢的先驅者。他認為 1978 年後逐漸形成的規範（norms）
或其他結構因素將會制約中共權力鬥爭的激烈程度。根據他的分析，後鄧時期 政治菁英間的權力鬥爭受到三個因素制約：第一、維持政局穩定和國家統一；
第二、將權力競爭侷限為宮廷政爭，排除一般民眾介入的機會；第三、降低競 爭失敗者必須付出的代價，避免權力鬥爭成為生死之爭。6
巴克曼(David Bachman)的觀點受到羅德明(Lowell Dittmer)和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支持，羅德明指出，中共尚未步入集體領導和理性選擇的穩定時代，
但在江澤民時代中共政治確實出現制度化的趨勢。許多鄧小平時代開始進行的 幹部制度改革，如任期制與退休制，都已經確立發展方向。7沈大偉認為中共高 層運作的制度化展現在兩方面：第一、決策過程必須經過諮詢機構和不同決策 者的共同研議。8第二、在 1980 年代時，退休制度只是原則性規範，但在 1990
6 David Bachman, “The Limits on Leadership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32, No.11(November 1992), pp.1051~1053.
7 Lowell Dittmer, “The Changing of Shape of Elite Power Politics,”China Journal, No.45(January 2001), p.58.
8 David Shambaugh, “The Dynamics of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Jiang Era, ”China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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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期已經落實在高層幹部身上，現在已經沒有永遠的領袖以及老人政治。中 共政治繼承已經不是零合遊戲，權力不再屬於個人，而是屬於整個制度。9從羅 德明(Lowell Dittmer)的論述觀察近年的中共政治繼承確實也出現許多制度化的 新成分，包括年齡限制與任期限制，甚至還包含相關職務的歷練等因素，顯示 出這些規範都降低「人治色彩」，使得制度化成為政治繼承中的重要因素。
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也承認制度因素在中共政治中的重要性已經增 加。10他認為過度強調權力鬥爭的分析方式忽略政治繼承制度化的趨勢，並低 估毛死後政治菁英非常重視穩定與團結的心態。11由於中共領導人已經發展出 一些鬆散、準制度性的標準，因此江澤民時代的權力轉移是一種「受駕馭的制 度主義」(managed institutionalism)─意指繼承程式已經部份制度化，這些標準 包括年滿 70 歲者必須從政治局或其他領導人職務退休；總書記、國家主席、總 理兩任十年的任期限制；每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都會甄補一些年輕、受過良好 教育的幹部進入政治局，預先培養下一世代接班人；政治局成員代表不同機構、
不同專業與不同地方利益；政治局成員連任制退休年齡為止；在接班前一屆(五 年)就確定接班人選，以減少權力轉移過程中的不確定性。12因此，根據泰偉斯 的論述，筆者也認為中共政治繼承制度化尚未完成，但制度化確實是發展中的 趨勢。
香港資深專欄作家丁望「北京跨世紀接班人」一書中，歸納出中共選拔任 用幹部規範，主要內容包括「年齡邊界」（各領導幹部離退年齡規定）、「任
no.45(January 2001), pp.104~105.
9 Ibid., pp.106~107.
10 Frederick C. Teiwes, “The Paradoxical Post-Mao Transition: From Obeying the Leader to ‘Normal Politics’,”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pp. 55~94.
11 Frederick C. Teiwes, “The Process of Succession：Previous Patterns and New Process,”in John Wong and Yongnian Zeng eds., China’s Post-Jiang Leadership Succession: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3), pp. 21~58.
12 Ibid., pp.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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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邊界」（國家重要職務之任期與連任次數）、「十五大模式」（年滿 70 歲者 不能進中委會之共識）。其他還包括「權威確認」（有上級領導鼎力支持）、
「資歷優勢」（職務歷練）、「順位優勢」（領導層級高）、「政見與政績優 勢」（與最高當權者理念相符）、「群體代表性優勢」（少數族群或婦女幹部），
13他的作品以年齡限制及任期限制、少數族群等作為任用選拔之標準，丁望歸 納出這些任用標準，相當貼切當前中共政治繼承之現狀，此可作為我們檢視中 共政治繼承制度化之標準。
鄭世平認為現今中共政治繼承已非強人政治，沒有激烈意識形態鬥爭，退 休成為政治退場(political exit)的機制，軍方也不再介入政治繼承的過程。14他認 為仕途資歷的完整性(在中央和地方都擔任過黨務和政府要職)、年齡限制等組 織規範越來越重要，在權力轉移過程中制約非正式關係的濫用。15在鄭世平的 論述我們可以瞭解到中共政治繼承雖然已朝向制度化方向發展，但並不代表非 制度化因素就消失，中共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然看得出非制度化因素的痕跡，
因為儘管中共人事運作制度化、法制化之規範日益嚴謹，但是握有實權領袖對 於權力之掌控、遊戲規則之界定、政治忠誠之認知、政治菁英年齡的擢拔標準、
權力分派與重組，仍握有解釋權與操控能力。因此，與其表面認為中共人事運 作已全面制度化，恐與現實有差距。
寇建文也注意中共選拔任用幹部逐漸制度化的趨勢，並且指出中共十六大 是決定權力繼承是否會進一步制度化的重要關鍵。16他認為中共推動「幹部年
13 丁望，北京跨世紀接班人（香港：當代名家出版社，1997 年），頁 164-167。
14 Shiping Zheng, “The New Era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Issues & Studies, Vol.41, No.1(March 2005), pp.190~203.
15 Shiping Zheng, “Crossing the Political Minefields of Succession”in John Wong and Yongnian Zeng eds., China’s Post-Jiang Leadership Succession, pp.59~85.
16 寇建文，「中共『幹部年輕化』與政治繼承」，中國大陸，第 44 卷第 5 期(2001 年 5 月)，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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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化」後出現的規範，如離退年齡與任期限制，已成為重要的遊戲規則，並影 響不同派系間與不同世代政治菁英間的互動，同時也提供寶貴分析線索17。寇 健文所觀察這些變化，將可減少本文在分析上產生盲點。
此外，寇健文在其發表「邁向權力核心之路─1987 年以後中共文人領袖的 政治流動」一文中，從制度化觀點以十七大為例行測試，推估 2012 年十八大可 能擔任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之人選。寇氏於文中表示，早期外界大都從非 正式關係的角度探討中共政治繼承的議題，然自 1990 年以代中期以後，制度因 素對中共領導人新老交替的重要性越來越大，非制度因素仍具有影響力，但只 能從制度因素的框架下產生作用。因此，寇氏認為中共高層的政治甄補出現固 定模式和發展趨勢，實際上反映出統治菁英內部對權力分配的遊戲規則已形成 共識，致使政治繼承制度化帶來高層人事更替的可預測性。18
雖然許多學者認為制度化是江澤民時代中共政治繼承的一大特徵，對於制 度化是否持續下去的看法並不一致，巴克曼、李成(David Bachman、Cheng Li ) 等人強調中共政治繼承制度化中已經制度化的部分，這些新發展正好襯托出鄧 小平時代和江澤民時代的最大差別。不過其他學者抱持保留的態度。羅德明 (Lowell Dittmer)雖承認制度化確實存在，但尚未發展到穩定的狀態。19謝淑麗 (Susan L. Shirk)認為中共最高領導階層的制度化，如總書記以外的政治局常委 年滿 70 歲時就必須退休，可以減少政治上的不可預測性。不過，她也指出，這 些遊戲規則儘管有助於規範權力競爭與提升決策品質，但還沒有完全改變中共 政治的品質。20她甚至引用杭廷頓(SamuelHuntington)的觀點指出，在位者會為
17 寇建文，「權力轉移與『梯隊接班』機制的發展」，同前引書，頁 68~69。
18 寇健文，「邁向權力核心之路-1978 年以後中共文人領袖的政治流動」，政治科學論叢，第 45 期（2010 年 9 月），頁 1-36。
19 Lowell Dittmer, “The Changing Shape of Elite Power Politics”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 53~67.
20 Susan L.Shirk, “Will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arty Leadership Survive the 2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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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維持本身權力而設計制度，因此制度化是可逆轉的過程。即使第三代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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