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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期望在 2020 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體目標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2000 年翻兩番，走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可見中共的目標已從偏重發展，轉為發展和 分配並重，以便達到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
第三節 派系對中共領導權力接班之影響
毛澤東時期，中共的計畫經濟體制和政治極權體制形成相互支持的辯證關 係，而透過這層關係而形成黨政體制下的嚴格的一元化的扈從體制與網絡，而 隨著經濟改革與政治社會的多元化，原本單元式的一元化扈從體制已產生鬆動，
派系與非正式團體所形成的政治力量逐漸多元化，然而並不表示這種扈從關係，
或是裙帶關係的消失，而是這些關係的經營與進行必須更大程度的去配合制度 性的控制，才能發揮其真正的作用。政治人物必須一方面多元管道去擴大非正 式政治的權力基礎，而另一方面則必須學會與別人或派系或非正式政治力量共 存的本領。不過，在這樣的結構中，如果有政治人物企圖不顧結構與制度的制 約，想要一統天下，形成近乎零合式的全勝格局，甚至要再塑造類似毛澤東魅 力型的威權統制或鄧小平的人格化權威，那可能會釀成政局的動盪或災難。89
中共政治體系雖然不容許派系存在，但是派系始終對黨內權力的取得與鞏 固，具有微妙而複雜的決定性力量。在中共成長的過程中，個別的黨軍精英每 每基於政治利益、政策傾向或關係網絡等因素的考量，分別加入不同的派系從 事政治活動，並不斷威脅其領導核心的穩定，派系衝突可說是中共政治變遷的 主要動力。901971 年 8 月中旬，毛澤東在外巡視期間表明共黨五十年的歷史中，
有過十次大的路線鬥爭，無論勢將落敗者冠以「左、右傾機會主會」、「修正主 義」或是「走資派」等罪名，都只是為了掩飾派系間對領導權的爭奪，歸根究
89 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型態的辯證。(臺北：生智文化，2003 年)，頁 169~170。
90 朱新民，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臺北：永然文化出版公司，1984 年)，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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柢中共的派系鬥爭與權力鬥爭幾近是同義辭。91
由於第三代以來的領導人在即位之初缺乏成為強人的基礎，未來中共政治 繼承是一個合縱連橫的過程，而且這種過程至少會在新領導繼任後持續一段時 間。同時，在派系鬥爭尋求盟友的過程中，個別權力競爭者缺乏掌控大局發展 的能力，勢必不願派系的鬥爭演變成自身無力能收拾的局面，導致中共政權崩 潰。儘管派系鬥爭不斷進行，但敵對派系都維持政局相對穩定的共同利益。根 據美國學者巴克曼(David Bachman)的分析，後鄧時期中共權力鬥爭受到三個素 的制約：(1)維持政局穩定和國家統一；(2)將權力競爭侷限為宮廷鬥爭，排除民 眾介入的機會；(3)降低競爭失敗者必須付出的代價，避免權力鬥爭成為生死之 爭。92這些特性使得後鄧時代的權力競爭與過去有所不同。除非獲得其他領導 人的共同支持，未來個別中共領導人不易改變革命元老和其他領導人物重要政 策形成的共識或先例，如果有個別領導人想破壞這些已經形成的規範，很容易 激化權力鬥爭，並給予敵對派系聯手攻訐的藉口，反不利於自身。
派系政治過去、將來也仍會是中共政治運作的關鍵部分，在權力轉移的過 程中，政治體系總是充滿派別角力與動態性。而諸如團派、上海幫、秘書群、
太子黨、清華幫以及海歸派菁英等政治網絡，對領導體制的組成扮演重要的角 色。政治派系的共存意味著影響力的分散與權力的平衡。至於菁英甄選的管道，
如今變得十分多元，提供了新的領導人的政治生涯不同的升遷之路。新領導人 往權位最高點挺進時，過去使他們功成名就的主扈關條如今可能成為一種負債，
因此，他們的合法性就必須建構在這些政治網絡之外才行。第四代領導人似乎 比前任者還要在意自己的表現與成就，這可能使中國加快政治制度化的腳步。
91 王官德，「中共領導人的權力繼承與鞏固」，源遠學報，第 12 卷，2000 年 11 月，頁 78。
92 丁樹範，同前引書，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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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政治網絡間通常有重疊之處。例如，許多著名的清華幫成員同時是 屬於上海幫，例如，許多著名的清華幫成員同時是屬於上海幫，或者是團派的 成員，使得不同的派系問形成一股複雜的互相依賴關係，因而使得政治協商與 妥協更容易達成。從比較廣的角度來看，沒有任何一個人、派系、機構或地區 能主宰整個中國政局，所有人都必須學會妥協，而那些自身精於合縱連橫的人 士通常會受到歡迎。93
中共派系政治之分合與勢力消長，在中共「十七大」後已日益明朗化。隨 著江澤民退出政治舞臺、黃菊病逝與陳良宇遭整肅，皆是以江澤民為領袖的「新 海派」日趨沒落之主因，是可以預期的事，在 80 年代初期曾在共青團中央任重 要職位，並曾與胡錦濤共事者，或是近年在共青團系統歷練要職者，所建構「共 青團派」政治網絡，在胡錦濤的引領下，已在十七大權力分配中扮演要角。在 可預期之未來，在地方諸侯權力分派中，共青團派將自年齡、經歷與人脈網絡 優勢較易獲提拔。
然而，問題在於，此舉是否會引發不同派系政治張力升高？或是年輕氣盛 的團派擔任地方大員。因此，具備黨工背景，但在專業知識與治國能力的局限 下，團派全面接班並不利於中國政治發展。反觀家族中有有黨國元老，或父輩 曾在黨政系統擔任要職，有直系血親或姻親關係者，所形成之政治血源網絡派 系，仍不乏低調、敬業，具備學經歷完整之子弟，且忠誠受黨政元老之信任，
其在胡錦濤權力接班中亦將扮演日益重要之角色。94
1978 年以前，中共爆發數次政治繼承危機，造成政局動盪，為求穩定政局 與延續改革開放政策，中共逐步建立梯隊接班和政治繼承制度化的機制，這些
93 丁樹範，同前引書，頁 46~47。
94 陳德昇，「中共政治繼承轉型與精英甄補變遷」，陳德昇編，中共「十七大」政治菁英甄補與 地方治理。(臺北縣：INK 印刷出版，2008 年 2 月)，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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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經過 20 年的發展，省級以下幹都的離退制度已經確立，但由於權力金字塔 起尖端職務的規範尚不完整，距離建立完整的政治繼承機制仍有段距離要走。
雖然總書記、軍委主席等職務的年齡限制還不夠完整，但由於缺乏獨斷獨行的 強人領袖，未來應該會逐漸形成更多非正式、不成文的慣例，甚至以明文規定 作為處理這些問題的依據。再加上未來中共領導人很難在擔任最高職務前，就 已經在黨政軍各系統建立威望，而在位時間又應該只有約 10 年，除非國內外政 治環境發生重大事件，造成中共高層內部權力關係出現極大變化，否則要出現 一位集大權於一身的強人領袖已不可能，黨和國家領導人及職務的離退議題將 進一步制度化。95
但改革政策的推動，不可避免的會涉及到權力的分配、政策的爭辯與利益 的分配，作為各個派系的領導者深知，只有通過把值得信任的夥伴安置在重要 的職位，並且與其他有權力基礎的派系形成可運作的聯盟，才能一方面具體落 實自己所主張的改革政策，而同時保證自己權力地位的安全與利益的維護。因 此，隨著改革政策的進行，必然會出現權力的重組，作為權利團體派系在中共 政治中的重要性恐怕只會增加部會減少。從江澤民時期的「上海幫」到現在中 國老百姓打趣形容的當權派「青紅幫」(指以胡錦濤和李克強為首的青年團派勢 力以維得以及靠紅色家譜得以平步青雲的「太子幫」勢力)，派系背景在中共高 層政治中仍持續扮演不可忽視的角力與影響力。96
而綜觀中共派系的成因在整個中共黨史中，有以下幾種背景直接或接地促 成了派系的形成與成長：(一)受到國際的影響。其中主要來自蘇俄，俄共中的 列寧派與考茨基派，史達林派與托洛茨基派，都曾被移植中共。97以王明為首
95 丁樹範，同前引書，頁 67~69。
96 楊中美，新紅太陽：中共第五代領袖(臺北：時報文化，2008 年 5 月)，頁 38~54。
97 王健民，「共產主義之移植」，中國共產黨史(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8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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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派，可以說是蘇俄一手塑造；(二)是受到中國歷史地理的影響，其中如 大陸各地的「地方主義」和邊疆的「民族分離運動」；(三)是受到中國社會中行 會，幫派的影響；(四)是受中共長期歷史發展中，各個時期，各個地區的特殊 情況而產生的。如各個大軍系，以及由軍系與地方黨政人員結合起來的「大山 頭」、「白區的黨和解放區的黨」、「老幹部」和「新幹部」等；98(五)是毛澤東等 中共領導幹部，基於個人的政治需求，親身製造出來的，「文革派」便是如此，
或是政策及路線所產生，如鄧小平時期的「改革派」及「保守派」，以及政治組 織或政治血緣關係所產生的派系，如胡錦濤時期的「太子黨」與「共青團」兩 大派系也是如此。
此外，從派系所具有的基本性格和目的來看，其特徵大致上可以包括共同 的政策路線、和意識形態傾向及權力的鞏固和擴張。針對這三大特徵，從派系 衝突的角度來看，其所呈現的鬥爭形式已經具有三種類型。換言之，在這樣的 定義之間的鬥爭可能會表現出在政策上的爭論，在意識形態上的爭奪，以及在 權力上的獲取等三個方向的衝突型式。針對這三個因素的檢討，來詮釋中共內 部派系衝突的根源。
此外，從派系所具有的基本性格和目的來看，其特徵大致上可以包括共同 的政策路線、和意識形態傾向及權力的鞏固和擴張。針對這三大特徵，從派系 衝突的角度來看，其所呈現的鬥爭形式已經具有三種類型。換言之，在這樣的 定義之間的鬥爭可能會表現出在政策上的爭論，在意識形態上的爭奪，以及在 權力上的獲取等三個方向的衝突型式。針對這三個因素的檢討，來詮釋中共內 部派系衝突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