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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後可分為集體領導經歷幾個重要發展時期：鄧小平時期，基本上 屬於元老集體安定局面，鄧掌軍委，李先念等掌全國人大，黨及國務院交給較 年輕的胡耀邦、趙紫陽，基本上是三權分立局面，係以元老做為集體領導核心。
江澤民時期，國家主席與總書記集於江一人，黨政一把抓，但鄧仍掌握軍委迄 至死亡。胡錦濤時期，中央政治局的地位突顯，九人小組實際掌握了國家機器 的運作，逐漸回復中央政治局集體領導局面。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1990 年中期以後，革命元老陸續凋零，江澤民等第三代領導人逐漸擺脫革 命元老的牽制，逐步落實集體領導、任期制和屆齡退休制、最高領導人「三位 一體」制和「梯隊接班」制，為鄧後時代權力繼承奠立良好基礎。本文研究範 圍包括有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江澤民時期及胡錦濤時期之政治繼承之沿 革外，並就 1990 年十四大以來政治局常委之任期制、年齡限制、梯隊接班、集 體領導等情況加以分析與研究，以瞭解中共自 1990 年以來政治局常委之政治繼 承情形，並作為中共政治繼承制度化之觀察指標。
二、研究限制
外界對於中共政治體制的研究與觀察，多受於資料取得與考證的困難，因 而往往總是消息密聞滿天，但無一中的，或是偶有言中，但卻又無從考據出處 來源。每五年舉行一次的中共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雖然會議的進行過程與結果，
可能早就已經在會議正式召開以前，就經過多次私下的醞釀與協商拍板定案，
加上會議的公報與對外新聞發佈稿，多是幾經潤飾的官樣版本，但是這些經過 協商妥協後發佈的官方版消息資訊，卻仍是對進行中共政治體制研究者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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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最為明確可靠的研究資料。
在人治的集權主義國家，政策的不透明化與政策執行上的彈性向來是研究 者最難克服的難題。研究中國大陸更是如此，尤其是領導權力繼承問題，這是 變數最大的「人」的問題，增添過多的不確定因素，除毛澤東立林彪為指定接 班人破天荒列入憲法外，中共權力繼承無具體的法條可循。再者，隨著中國大 陸與世界交往日愈密切，其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的相互交錯所產生的影響，以 及相關問題的複雜性，亦益增添研究脈絡上梳理的困難度。
此外，影響中共中央領導階層之政治繼承因素除有制度性因素外，還有非 制度性因素。非制度性因素包括派系、彼此之間私人情誼、利害關係、各自政 治立場等不同的社會網絡表現形式。這些影響政治繼承的因素並非基於明文的 規定運作，而是依循幹部與幹部間權力角力與服務的交換來展現。由於這些非 制度性因素缺乏制度化的的運作規則，下列幾點研究限制分述如次：
(一)核心資料缺乏
國內關於中共政治繼承領域的研究多偏重權力運作及菁英政治之層面研究，
本篇論文受到核心資料取得不易的侷限，故在相關議題的論述上，便無法做一 全面且廣泛的討論，只能針對重點式的議題進行研究。其次，中共本身對人事 安排、組織定位仍屬敏感問題，導致研究結果理論基礎與缺乏經驗性與持續性。
另外，中共以黨領政，屬於黨的權力行政機關職權永遠無法取代，最大極限也 許就是以「內部檢討」、「內部交代」手段逼迫個人去留，故相關領導階層人 事作業，除既有規章之外，實難有較制度化規則可循。本文採用不少中共官方 資料，如何正確檢視資料的可靠性是非常困難的。另外，許多資料亦帶有強烈 的政治立場，皆為研究上之限制。本論文據以引用的資料有上揭限制，對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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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分析及相關推論不足之處難以避免。
(二)中共黨內資料不易取得
中共政治繼承相關原始資料而言，除了有不易蒐集的難度之外，也由於政 治繼承是中共黨政內部相當敏感的政治問題，幾乎所有涉及權力鬥爭的資料都 是隠晦不明，甚至是在刻意修飾過後才對外發表的。中共對於黨、軍部門內部 的運作均採取嚴格的保密措施，不易獲得最新資料，尤其是本文涉及中共黨內 中央領導人甄選制度，其非制度化因素，諸如派系政治、意識形態掌握、軍權 領導等，人為的政治妥協情形甚至高於法令規章，造成層次愈高的資料，愈難 取得，故資料取得不易與驗證困難的事實，也都成為本文研究上不易克服的限 制；再者，研究中共問題，在主觀上發生「人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的現象 非常普遍。
(三)人為因素仍可能影響未來趨勢預測
筆者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上對未來局勢預測，能力尚屬有限，尤其面對的是 高深莫測的中南海，有關中共高層政治的研究，在資料來源的取得上少有中共 的第一手資料，且趨勢的探討只能靠研究者做歷史資料及檔的比對分析，從中 找出相互的關連性，尤其面對中共領導階層選拔向來無法透明化的例子，使得 對於中共政治繼承制度化趨向的研究，受到相關極大的人為因素限制。
(四)接班體制缺乏透明化機制
中共最高領導階層的產生過程，因為缺乏一套透明化機制，所謂指定接班、
隔代接班及協商接班說法籠罩著未來可能的國家領導人，造成人云亦云產生茶 壺裡的風暴，由於不確定性，激烈的競爭不亞於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而這樣 由上而下的接班模式，決定權集中在少數幾個人的身上，甚至由領導核心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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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案，自然形成派系政治。毛澤東係創黨人之一，又是開國先鋒，權力至高無 上，縱使在文革之後仍是屹立不搖，已被神格化；而鄧小平三度復出，審時度 勢，提出改革開放政策，提升中國經濟，權威鞏固，都屬強人型政治領袖。
綜上所述，吾人觀察第三代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領導集體，最高領導人的權 威已不似毛、鄧時期，而進入第四代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在江澤民仍 把持中央軍委主席的時期，也使得胡錦濤的權力被分割，55即將接班之第五代 將以習近平為核心之領導體制，也將面臨胡錦濤是否仍將軍權交給習近平，以 避免類似窘境再度發生。由上述可知「上代壓力」與「世代變遷」在中共政治 繼承上扮演著極重要的關鍵因素，觀察江、胡權力接班的中共「十六大」，也 是在充滿妥協色彩之下所完成，相對客觀性自)然受影響，此為「人治」體制社 會無法避免之限制因素。另外，面對第五代接班體制之安排，習近平於前(2010) 年 10 月十七屆五中全會增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並進入中央軍委歷練，顯示習 近平接班地位逐漸穩固，應可順利於「十八大」接任總書記一職，至於軍委主 席職務接任時機，是否將循胡錦濤模式或有創新舉措一步到位，尚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