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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其後分別在 2003 年、2004 年將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職位交予「十六大」
時接任總書記的胡錦濤，使最高領導人權力交班制度化，不但對未來高層權力 交接的規範化產生深遠影響，且可防止激烈權鬥再現。儘管外界仍習於從派系 鬥爭角度觀察中共政治運作，且普遍認為總書記、軍委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等關 鍵職位未有明確任期限制，將影響中共高層權力的有序移轉，並導致權鬥。然 本文認為歷經 30 餘年的建章立制，加上二次最高權力平和移轉探索，已形成諸 多不成文規範和共識，此有助吾人研判未來權力繼承情況。而權力鬥爭雖仍難 免，但已非蘇共和毛共時期你死我活的「零和式」較量，應將其置於制度框架 下來討論。4本文將回顧毛澤東時期以來中共高層領導人及政治局常委之政治繼 承概況，歸納當年已形成的制度規範，藉以展望未來。
第一節 毛澤東時期
1949 年中共建政時，以毛澤東為首的 13 位高層領導適值壯年，平均年齡 52 歲，5且正待享受「革命成果」，未出現繼承問題。1953 年，蘇共總書記史 達林在臨死前倉促指定馬林科夫為接班人，但後者因權力基礎薄弱，引發嚴重 鬥爭，使毛澤東開始思考接班問題，並提出由預定接班人選擔任一線工作、自 己退居二線主張。61956 年「八大」時修改黨章納入「必要時可設立中央委員 會名譽主席一人」規定，7即是為毛澤東在適當時機卸下黨主席預作準備，其後 雖未辭去該職，但委由接班人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且在 1959 年辭去國家
4 寇建文，「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徑與發展」，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 47 卷第 3 期，2004 年 9 月，頁 21。
5 斯時中共權力核心為 1945 年「七大」選出的政治局，未設常委，13 位委員依排名為：毛澤 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
彭德懷。參見：丁望，北京跨世紀接班人（香港：當代名家出版社），1997 年 1 月，頁 18。
6 任大立，「黨的領導核心新老交替的歷程和經驗」，中國共產黨（北京），2003 年 6 月第 6 期，
頁 61～65。
7 中共「八大」黨章第 37 條，參見：中國共產黨黨章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年 6 月，
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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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大
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中共在北京召開「八大」，針對「三大改造」
冒進現象，提出反冒進的路線。會中選出中央委員 97 人，候補中央委員 73 人；
政治局委員 17 人，政治局候補委員 6 人；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劉少 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總書記鄧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由中央委員 會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共 6 人，分別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
陳雲、鄧小平。從此可以看出，八大的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為建國初期的中 央書記處的五位書記，八大的基本上是中共七大中央書記處的延續。當時政治 局常務委員仍兼任其他軍政職務，如毛澤東身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 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及國防委員會主席職務；劉少奇兼全國人大會委員長；周恩 來兼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及中國人民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三項職務；朱 德兼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三 項職務；陳雲兼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兼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 委員及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職務。
「八大」由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做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八大」
重點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的黨的立場，由於目標針對毛澤東在前一段時間，在 經濟上的主觀主義與冒進做法，致使毛澤東深信，他的指定接班人劉少奇已經 確定威脅他的權力與地位。同時在「八大」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中，鄧小平作為 中共黨內急速冒起的政治人物，在中央委員中排名第四，僅次於毛澤東、劉少 奇、林柏渠。此後，鄧小平在中共政治上，展開了他做為一個主導中共政治變 遷的關鍵人物。「八大」結果對毛澤東個人聲望、政治地位與權威的打擊相當 大。毛澤東也開始思考反撲，一方面毛決心打倒劉少奇對政治權威的威脅，另 一方面，他也要以政策上的成就，向黨內領導層證明，他仍然是偉大與不容否 認的最高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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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毛又發動整風運動與反右派鬥爭，並嚴厲批判「反冒進」的路線，
1957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9 日在北京召開八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作關於《整風 運動的報告》。毛澤東做了題為《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會議重點討論整 風及反右派鬥爭問題，肯定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形式。在會中黨內發 生對於大陸社會主要矛盾為何的爭論。ㄧ種意見認為，社會主要矛盾為階級矛 盾，另一種意見承襲「八大」觀點，認為階級矛盾只是暫時性的現象，社會矛 盾基本上已經成為人民內部矛盾。12毛澤東利用黨內路線爭論時機，並發動「大 躍進」。在「八大二次會議」後，「大躍進運動」由毛澤東醞釀發動階級鬥爭 進入全面開展階段。
1958 年 5 月 25 日在北京召開八屆五中全會，全會增選林彪為中共中央委 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選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為政治局委員；增選 李富春、李先念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遞補楊獻珍、王恩茂為中共中央委員。
林彪作為黨的第五位副主席，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六，在鄧小平之前。
此後，一直到“文革”前，政治局常委的人員和排位都沒有變動。
毛澤東自 1958 年 11 月「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起，開始扭轉過去在 經濟上急於求成的錯誤，並於 11 月底召開「八屆六中全會」中，毛澤東提出不 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建議，並獲得會議一致通過。1959 年 4 月「第二 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選舉劉少奇取代毛澤東為國家主席，毛澤東地位也 急遽下降，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1966 年 8 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基本 上打倒劉少奇後改組領導班子，劉少奇雖保留政治局常委職位，但黨內排名已 由第二退居第八，並喪失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職位。1969 年 11 月劉少奇被
12 「八大」時在劉少奇主導下，會議提出的形勢分析指出，「黨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 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素迅速發展的須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 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參見，「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劉少奇 選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202~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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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磨致死，死時仍具有共和國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身分。換言之，他在未經任 何國家或黨內法定程式罷免職務以前，就死於非命，劉少奇失勢後，林彪成為 新的接班人選。
1966 年 8 月 1 日至 12 日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林彪當選為唯一的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的排名緊跟在毛澤東之後，顯 見林彪地位高於其他領導人，13並調整中央領導成員，中央委員會主席仍為毛 澤東，副主席只留林彪 1 人，對劉、周、朱、陳的副主席職務不再提及；政治 局常委增加了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 4 人；新的排序為：毛澤東、林彪、
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新的 常委最顯著的特點，一是身為“副統帥”的林彪地位急劇上升，從原來的第六位 一下升到第二位；二是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國家主席)、朱德(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的排名大幅度下降，分別從原來的第二、第四位降為第八、第九位；三是常委 人數增至兩位數，達到 11 人。這是中共黨史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人數最多的一次。
新增加的政治局常委其他主要任職為：陶鑄-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 部長，中央文革小組顧問(1966 年 12 月停職)；陳伯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中 宣部顧問；康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富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 院副總理，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1967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劉、鄧、陶均 被打倒，朱、陳、李也靠邊站，實際只剩下毛、林、周、陳(伯達)、康 5 人。
1968 年 10 月，八屆十二中全會錯誤地決定永遠開除劉少奇黨籍，並撤銷其黨 內外一切職務。
二、九大
毛澤東繼承馬克思、列寧「暴力革命」的學說，認為槍桿子出政權，當劉
13 萬福義主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大辭典(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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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勢力危害毛澤東時，毛便拉攏林彪，並在林彪支持下，發動文化大革命，
但在毛整肅劉少奇之後，即以林彪為其第二任接班人，14才能確保林彪在「文 革」期間對他的忠誠。1969 年 4 月 1 日至 24 日，中共在北京召開「九大」，
大會選出中央委員 170 人，候補中央委員 109 人；政治局委員 21 人，政治局候 補委員 4 人；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林 彪、陳伯達、周恩來、康生。
本屆政治局常委沒有新增委員，所當選的 5 人均為八屆十一中全會常委；
毛澤東是中央主席，林彪是副主席，理所當然地排在第一、二位。林彪“副統帥”
的地位進一步鞏固；後三位是按姓氏筆劃排列，周恩來當時是黨內第三號人物。
政治局常委的其他職務：毛澤東─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林彪─中共中央軍委副 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陳伯達─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周恩來
─國務院總理，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康生─中共中央文革小組顧問。
「九大」後中共中央的權利配置，即為林彪派(武鬥派)與四人幫派(文鬥派)，
15若從中共中央政治局，或是軍隊的掌握上來看，林彪派都掌握了確實的優勢，
林彪雖在「九大」被賦予毛澤東接班人的身分，但在林彪心裡也有本身力量膨 脹而懼怕毛對其下手的恐懼感，16因為毛澤東曾對林彪說過：「你也老了，也
林彪雖在「九大」被賦予毛澤東接班人的身分，但在林彪心裡也有本身力量膨 脹而懼怕毛對其下手的恐懼感，16因為毛澤東曾對林彪說過：「你也老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