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詞派的評論

以常州詞派為主

第一節常州詞派的評論

本節所要討論的是嘉慶初期至道光中期常州詞派詞家的評論，主要有張惠言、周濟、宋翔鳳等詞人。他們在「比興寄託」觀點下的批評，或是因柳詞中的特質所形成的評論，都是於此討論的重點。

一、主要觀點

張惠言(1761–1802)所持「比興寄託」之說論詞有一定的文化淵源，這種詩學的創作方式與批評觀點自宋朝便已滲透至詞學中：在評論與闡釋詞作上，南宋鮦陽居士的《復雅歌詞》中即有一些解說中常常取漢儒解經的方法，肆意比附，

如分析蘇軾〈卜算子〉等詞，⁵易失於牽強穿鑿，但卻可反映出鮦陽居士對詞的關注已非僅停留在表層，他努力追尋作者內在生命的體驗，特別著重挖掘作品中關於政治性的情感意涵，為詞找到了擺脫「小道」地位的途徑；在創作上宋人劉克莊即曾倡言：「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托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運用

「寄託」之法於詞作中；而辛棄疾有寄寓壯志難伸之慨的作品、又身經南宋敗亡如王沂孫諸人的寄託之作，皆能證明詩學「比興」之技的滲入，成為詞學的「寄託」之法。到了清代，雲間詞人宋徵璧評論柳詞曾云：「哀感頑艷，而少寄託」，

已強調此法的重要，又浙西詞人朱彝尊的託喻及尊體之言，這些對常州詞派的深文周納的評論有所影響，可見張氏之論正是在這些基礎上加以發展的。此外，張惠言本人又是一位對《周易》研究頗多的經學家，他將讀《易》之法用於讀詞，

故特別重視「象」背後的意義存在，再加上當時令人些許不安的時局與壓抑的環境，以「曼麗之辭」來包裹「忠愛之旨」就順其自然的產生了。

詞要曲寫人情，表現方式比較委婉，倘若再加深一層含義就更顯得「低徊要渺」、易於動人了，並符合當時的期待與需求。張惠言於〈詞選序〉云：

認為：此書在嘉慶年間的影響力不大，直至道光十年(1830)重刻之後，與周濟在道光十二年完成的《宋四家詞選》相互輝映之下，才逐漸發揮其效力。見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年 8 月，2 版 2 刷)，頁 470、472。

5 張惠言在《詞選》中評蘇軾〈卜算子〉(缺月掛疏桐)一詞時，曾引述鮦陽居士的詞評：「『缺月』，

刺明微也。『漏斷』，暗時也。『幽人』，不得志也。『獨往來』，無助也。驚鴻，賢人不安也。『無人省』，君不察也。『揀盡寒枝不肯棲』，不偷安於高位也。『寂寞沙洲冷』，非所安也。」見《詞話叢編》，册2，頁 1614。

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

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茍為雕琢曼辭而已。(《詞話叢編》頁1617)

東漢許慎《說文解字》對「詞」的解釋是「意內言外」，是指語言上的「詞」，

與文學上的「詞體」本是不相干的。⁶而張惠言刻意將前者之義來闡釋後者，其目的是希望藉「意內言外」的定義，來要求詞人運用「比興」的詩法，讓詞能寄託深沉的意蘊，非僅止於雕琢的曼辭而已，以雅化詞來向詩靠攏，進而推尊的詞體的地位。葉嘉瑩認為張氏：「對詞之意所提出的『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及『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的說法，就詞之本為歌詞的性質而言，自然乃是一種牽強比附之說；然而若就詞之貴在有一種曲折含蘊之美，而且足以引起讀者的聯想及尋味的特質來看，則張氏所說便也未嘗不是對詞之此種特質的一種有見之言。」⁷客觀地指出詩詞本是不同的文體，不能一味以詩體的創作方式、功能價值、審美標準來訴求於詞體；然而，若就詞體「曲折含蘊之美」的形象特質而言，詩的「比興」之意，真可化為詞的「寄託」之法，以達至「意內言外」曲折含蘊的美感與境界，既兼顧到詞的「緣情」的特性，而又在此基礎上納進了「言志」的實用概念。張氏於〈詞選序〉中更進一步指出他編選的用意，認為：「義有幽隱，並為指發。幾以塞其下流，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於鄙俗之音，不敢與詩賦之流同類而風誦之也」(《詞話叢編》頁1617–1618)，藉以扭轉當時詞壇的風氣，使詞也可以與詩賦一樣為人所「風誦」。

張惠言即以崇比興、尊詞體的思想與「意內言外」的訴求來評論歷代詞人的詞作，當然也包含了柳詞，他於〈詞選序〉云：

自唐之詞人李白為首，後有韋應物、王建、韓翃、白居易、劉禹錫、皇甫淞、司空圖、韓偓並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五代之際，

孟氏、李氏君臣為謔，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托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為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盪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

6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台北：黎明，1996 年 9 月，初版 12 刷)，頁 343。

7 葉嘉瑩：《中國詞學的現代觀》，頁 16–17。

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於當世。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於其間。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破析乖刺，壞亂而不可紀。

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以至於今，四百餘年，作者十數，

諒其所是，互有繁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詞話叢編》，

頁1617)

在上述張惠言對歷代詞家與詞體發展演變所作的評論中，我們可以發現：第一，

對詞體歷代發展的總評上，張惠言認為唐宋兩代詞屬於「正聲」，元以後就變而失其正。第二，在唐五代詞人中，他以溫庭筠為「最高」，用「深美閎約」四字來稱許之，認為溫詞蘊有比興之深和格調之雅的優點。第三，張惠言論兩宋人詞，

則以張先以下八家為正，因其「淵淵乎文有其質」，認為是有雅正的語言搭配上了深厚的內容，形成了文質相稱傳統儒家詩學的美感。以柳永、黃庭堅、劉過、

吳文英四家為變，作為宋代正聲的對立面：覺得柳、黃詞側艷俚俗，斥之「蕩而不反」；又說劉過的詞難脫狂豪粗疏之習，所以是「傲而不理」，不論是俚俗和豪放都是不合「雅正」的標準；至於吳文英詞，張惠言評為「枝而不物」，顯然與張炎「七寶樓台」之譏意思相近，凡此四家之作，《詞選》一首不錄，可見其門檻之嚴。不惟如此，張惠言認為，被稱作正聲的八家中，「又不免有一時放浪通脫之言出於其間」，亦並非盡善盡美，大概是指八家中也有俚俗或豪放的作品，

因此在《詞選》裡，所選秦、周詞，皆屬渾厚優雅之作，蘇、辛詞則僅錄其婉約風格的作品，豪放之作一概排斥在外。可見張惠言論諸家詞時，乃看重雅正婉約而輕俚俗豪放。而他的這種「正變」觀顯然與傳統以婉約為正、豪放為變不同，

在思想內容上須合於「比興變風之義」，承諷諭美刺的文學傳統，在語言韻味方面，則要歸於「雅正」，不合者皆為「變」，其「正變」觀是完全服務於「意內言外」的詞論核心。

張惠言「意內言外」的「意」，在內涵上是援引儒家詩教入詞學來制約之；

在表現的方法上則用寄託之法來呈現之。他雖然想要淨化浮滑膚淺、搖筆即來的陋習，然而保守的他卻只給後人僅一條路線、一種方式，遂而顯得有些矯枉過正了。

另一位常州詞派詞人周濟(1781–1839)其「寄託」說，可說是在張惠言的「比興」主張上發展而成的，他在《介存齋論詞雜著》中曾提出說：「初學詞者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裏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類情，仁者見仁，知者見知。」(《詞話叢編》頁1630)從創作的角度強調寄託的

「有」、「無」，並又在〈宋四家詞選目錄序論〉中言寄託的「出」、「入」：

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遊絲之罥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

假類畢達，閱載千百，謦欬弗達，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醞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敘平淡，摹繢淺近，而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為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余所望於世之為詞人者，蓋如此。(〈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詞話叢編》

頁1643)

試著闡說周濟「有、無」、「出、入」的寄託論，當是指詞人在寫詞時可用寄託的「入」與「有」來避免浮靡空率之病；又可由寄託「出」與「無」以擺脫詞意被過度窄化所拘限。於是從讀者的角度而言，詞變得不僅內含深厚的意蘊可讓人探求，其意境的渾成與不露斧鑿之痕，又令人覺得自然不做作，並且讀者更可因其「臨淵窺魚，意為魴鋰，中宵驚電，罔識東西」的感發和聯想，對作品做出「仁者見仁，知者見知」的各種不同的解說。這樣的論述與觀點較之張惠言的「比興」

之言要寬闊和高明得多，也替往後以比興寄託說詞者，開啟了一個更廣大揮灑的空間。

正因為周濟以「寄託」的「出入有無」說詞，所以比較欣賞北宋詞的渾涵、

無門逕，勝過南宋詞人的弄筆，認為北宋優秀的作品往往勝過南宋，但拙率者又較南宋詞鄙俗。⁸另外，在《宋四家詞選》中周濟特別標舉王沂孫、吳文英、辛棄疾、周邦彥之詞，他推出宋四家詞的源流發展系統，為詞壇指示出具體而為的入門途徑。尤其他特別推崇周邦彥的詞作，因為無論從內容到形式，清真詞最合他的「無寄託出」、「沉痛至極，仍能含蓄」的「渾化」的審美標準。正因為他注意到周邦彥的作品，所以也能欣賞影響周詞頗深的柳詞。在周濟的《宋四家詞

在文檔中柳永詞清代評論之研究 (頁 109-118)

以常州詞派為主

第一節 常州詞派的評論

一、主要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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