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成玄英與《道德經義疏》
第一節 成玄英生平與著作
第一節 成玄英生平與著作
研究古人思想，除了以文本為中心進行精密的剖析是影響研究深度的關鍵，
對思想家身世相關的縱橫網絡進行追根式的探索，並將其結果與文本自身互參互 證，也是決定研究品質的要素。近來隨著重玄學成為研究的熱門焦點，《道德經 義疏》的作者－成玄英，頓時變成學術界熱切關注的研究對象。本文既然以《道 德經義疏》作為研究的文本，自然要對其作者－成玄英做一番考究。而一個人的 生活經歷不可能與他所處的時代脫節，不管是想法或是作為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大 環境的牽制與影響，所以研究一個人的生平當然得要先了解他的時代背景，因此 初唐的環境氛圍必是需要探討的對象。除了《道德經義疏》，對成玄英的其他著 作做一番瀏覽，因是出於同一個作者，作品之間或深或淺有些關聯，經由互相的 參考應有助於更全面的去認識成玄英的思想廣度與深度，對《道德經義疏》本身 了解應也會有一定的助益。
一、時代背景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經由長期分裂紛亂而趨於一統的繁榮盛世，李氏王朝統一 了中國全境。李唐政權對宗教基本上採行的是開放的態度，這段期間佛教與道教 既各自循著自身的體系進行系統的整合，又在交流之中進行理論體系的建構與鎔 鑄。政治與宗教兩者看似獨立運作，實則互有影響，而且都達到了很好的效果。
根據任繼愈先生的研究，初唐是唐代崇奉道教的高峰之一，究其最重要的原因，
任先生總結為二，即政治的需要與帝王個人的需求1。政治的需要涉及統治權力 的穩固，個人的需求則與帝王生命的延續相關，不管是基於哪一個原因，唐皇室 對道教的拉抬都要不遺餘力，若是基於兩個原因的加總，那對道教的關愛就更無 以復加。初唐是成玄英的活動年代，而初唐與成玄英密切相關的社會脈動最主要 有兩個部分，一是朝廷的宗教政策，二是佛道的義理辯難。成玄英為什麼要投身 於道士的行列？眾多書籍之中為什麼要選注《道德經》？他所精專的重玄之學又 是由何而來？這些問題的答案從成玄英所處的時代背景，或許可以發現與之相關
1參見任繼愈：《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7 月），頁 26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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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蛛絲馬跡。
就政治手段而言，以宗教為門面遂行政治意圖的事例歷朝歷代屢見不鮮。政 治目的是實，宗教幌子是虛。宗教一開始只是被政治利用的工具，但最終常基於 唯有二者共生共榮才能互蒙其利的現實考量，主從的分際難免，但可以見到更多 的合作關係。各取所需的結果不僅達成政治目的，連帶也常使宗教因而壯大。
「君權神授」是中國一般百姓的認知，政權的轉換為取得正當性以獲取廣大 民眾的認可，常會製造各式各樣的藉口以符合百姓對君權的支持。李唐皇室為提 高聲望、鞏固政權，攀附同為李姓的老子為其先祖。李唐既奉老子為先祖以從中 獲取政治利益，就宗教而論，老子是道教的教主，所以全力扶植道教，使其地位 能冠於三教乃是必然的舉措。唯有政治與宗教的結合，先祖和教主的對應，才能 使政治效應發揮到最大的極限。唐高祖深諳此理，所以於武德八年（625）頒下
〈先老後釋詔〉2，以政治命令指定宗教的排序，硬是把道教的地位提高到當時 盛行的佛教之前。太宗繼位之後，道先釋後的宗教政策並沒有改變，他於貞觀十 一年（637）也頒下〈令道士在僧前詔〉3，如其父親一般給予道教優渥的待遇。
此二詔雖是基於政治的考量，但皇命仍是皇命。道教在政治勢力的加持之下，獲 得了加速發展的有利條件。
佛、道的競爭一直是個進行式，唐初的狀況也是如此。高祖、太宗道先佛後 的宗教政策使佛教產生危機意識，為了自身的生存與壯大，不得不正面與道教在 義理上進行激烈的攻防。這看似可能彼此傷害的作為，尤其對義理基礎本就較為 薄弱的道教而言更是崩解之危如在旦夕，但危機也是轉機，在教徒臨淵履薄的意 識作用之下，反倒促使道教義理學者不得不從內鑽研道經，從外吸取養分，以期 在義理之上有所突破與提高，取得與佛教相互抗衡之力。因李氏王朝崇隆老子的 政治效應，道教義理學者對道經研究的注意力，大部分傾注於老子的《道德經》
之上。大批的道士及道教義理學者透過注解《道德經》，藉由與經典的對話闡發 自己的哲學思想，這些思想的結晶對道教義學的建構產生積極的影響。經過眾人 的努力，逐步墊高了道教宗教哲學的水平。政治的動機或許單純，但連鎖效應之 下，它造成的影響卻非單一。
老子地位受到同為李姓皇室的加持，尊隆的程度扶搖直上，連帶的使在道教 內部因各教派自創經典而一度稍顯失勢的《道德經》又再度獲得廣大的關注。唐 高宗詔令王公百官研習《道德經》，官方後來甚至將該書與科舉考試掛鉤，皇家 的提倡與科舉的誘發，使得《道德經》的相關研究因此成為當時的顯學。此一政 策不僅對道教的發展影響深遠，也使得《道德經》的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高峰。不 只是許多學術精英投身其中，從道教的角度替《道德經》疏解，甚至連唐玄宗也 為其作注。另外道教既然取得相近於國教的位置，獲得了政府力量的用力推動，
道教的傳播不再止於下階層的一般民眾，其信仰者擴展至上流文人士子階層，甚
2 〈先老後釋詔〉：「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令老先、孔次、末後釋。」見 楊家駱主編：《唐大詔令集》（台北：鼎文，1972 年 9 月），頁 586。
3 〈令道士在僧前詔〉：「自今以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見楊 家駱主編：《唐大詔令集》（台北：鼎文，1972 年 9 月），頁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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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進入了王公貴族的精神生活。許多帝王崇尚道教，著迷於煉丹養生，與道士往 來密切，皇室公主甚至居身道觀，實際經歷了道士生活。在此皇族與道士交通往 來的情形之下，道教徒的社會地位因而提高，道士也常受到皇家的禮遇。成玄英 以道士身分於貞觀五年受詔進京，他的著作完成之時，道王派人前去就授大義，
這些看似不可思議的事情，如果擺在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下，就會變得理所當然而 無足為奇了。再者成玄英從道教的角度去詮解《道德經》，與當局者的宗教政策 所形塑的社會風氣或也有所關聯。雖然南北朝時期各教派的造經運動曾使《道德 經》受到冷落，但《道德經》是道教的母經，其代表性無須爭論，加上李唐政策 利多所鼓動的風潮，成玄英選擇透過《道德經》的疏解，作為闡發、革新、精緻 道教義理的媒介，應該有相當的合理性。
如果仔細觀察成玄英的《道德經義疏》，跟早期的《老子想爾注》相較，會 發現二者雖同屬以注解《道德經》為手段，從中發揮道教理論的道書，但走向卻 不盡相同。《道德經義疏》重在哲理思辨，就理論的精緻度而言遠遠超越《老子 想爾注》。當然因為成書年代的差異，理論的發展本就會與時俱進，但如果目標 不同，或者可以說預設的傳播對象是屬於不同族群，為適應閱聽的需要，內容的 選擇與難易程度當然要能投所欲傳播對象之所好。既然道教的傳播趨勢是往士子 階層發展，相應於知識份子對信仰的需求應不止於科儀、戒律，而是要有一套足 以令其信服的說法。《道德經義疏》在道教義理哲理思辨方面的提高，成玄英一 方面是踩著前人的基礎而向上墊高，一方面也是主動去因應時代的需要。《道德 經義疏》就因其在義理方面的優越性，所以特別受到重視。
佛、道因競爭而產生的論爭不是始自唐代，早在南北朝之際兩方已經是煙硝 瀰漫，南朝顧歡的《夷夏論》可以算是道教發動攻擊的代表性篇章。他站在道教 的立場，從尊夏鄙夷的論點對佛教提出批判，此舉當然也引來佛教的強烈反彈。
此後佛、道的論爭一直是個進行式。到唐代，道教獲得了朝廷的支持，聲勢逐漸 壯大，佛教也適應中土的環境，信眾蓬勃發展。兩個宗教團體為了擴展勢力範圍，
領導權的競爭態勢越形激烈。相較於道教，佛教在政權協助的區塊屬於相對的弱 勢，一道、二儒、三佛是唐高祖李淵對三教的排序，從此不難看出李唐雖持開放 的宗教政策，實質上卻是獨厚道教。在此不利的條件之下，佛教為了生存主動出 擊，攻訐道教理論的弱點以提高自身的優越，藉以獲取信眾的支持應屬必要的舉 措。而道教雖有官方的扶植與護持，但長久以來相較於佛教，理論的薄弱以致禁 不起詰難是不爭的事實。一方面是要回應朝廷的支持，另一方面是需反擊佛教的 挑戰，都迫使道教不得不在理論水平做大幅的提升，以達作為準國教該有的理論 水平，以與佛教在語言與思想上的交鋒有相互抗衡的能力。為此因素，道教開始 深入佛教哲理與哲學思辨的探究，尤其是對佛學複雜的論證方式的吸收，以期取 有餘補不足，甚至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段期間雙方為了取得傳播宗教信仰的 優勢，在理論主導權的爭奪上誰也不願屈居下風，是非、優劣的攻防之間更是互 不相讓。
領導權的競爭態勢越形激烈。相較於道教，佛教在政權協助的區塊屬於相對的弱 勢，一道、二儒、三佛是唐高祖李淵對三教的排序，從此不難看出李唐雖持開放 的宗教政策，實質上卻是獨厚道教。在此不利的條件之下，佛教為了生存主動出 擊，攻訐道教理論的弱點以提高自身的優越，藉以獲取信眾的支持應屬必要的舉 措。而道教雖有官方的扶植與護持，但長久以來相較於佛教，理論的薄弱以致禁 不起詰難是不爭的事實。一方面是要回應朝廷的支持，另一方面是需反擊佛教的 挑戰，都迫使道教不得不在理論水平做大幅的提升，以達作為準國教該有的理論 水平，以與佛教在語言與思想上的交鋒有相互抗衡的能力。為此因素，道教開始 深入佛教哲理與哲學思辨的探究，尤其是對佛學複雜的論證方式的吸收，以期取 有餘補不足，甚至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段期間雙方為了取得傳播宗教信仰的 優勢，在理論主導權的爭奪上誰也不願屈居下風，是非、優劣的攻防之間更是互 不相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