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本眾議院選舉制度改革與聯合政府之關係
第一節 戰後日本眾議院選舉制度之變革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眾議院選舉制度從 1947 年以來採用「中選舉區制 度」,意指一個選區可產生一名以上的當選人,而各選區的當選名額則多為 3 名到 5 名。這 項選舉制度在眾議院一直延用到 1993 年,但早在 1956 年的鳩山一郎內閣與 1973 年的田中 角榮內閣時期,就已提出將中選舉區制修改為「小選舉區制度」。這並非日本第一次實施該 制度,二次大戰前的日本就曾兩度採用小選舉區制度,分別是 1890 年到 1898 年,與 1920 年到 1924 年。1鳩山與田中內閣欲導入小選舉區制度的目的都在於,其評估小選舉區制度對 大黨有利,將可確保自民黨在國會的席次維持多數,更甚者,若能進而掌握三分之二的議 席,未來將握有推動修改憲法第九條之主動權。但這樣的改革法案送至議會後,不論鳩山內 閣時期或田中內閣時期都面對到在反對修改憲法的社會黨等政黨與輿論的反對,甚至連自民 黨內部都有著反彈聲浪,導致這兩次選舉制度改革法案都在未及審議前即成廢案。之所以會 引起如此大的反對聲浪,是因為選制改革後選區必定會重新劃分,不論在野黨或執政黨議員 都擔心如此一來將失去自身的既有票源,其後援會組織也必須隨著選區重劃而重新改組,這 些都是極大的政治風險。在內外交迫下,鳩山與田中內閣的選舉制度改革計畫便因此無疾而 終。2由此可知,鳩山與田中內閣推動選舉制度改革之因在於執政的自民黨期望擴大自身在 國會的席次。
直到 1988 年,日本爆發了重大的金權醜聞「瑞克魯特事件」,此案成為日後選舉制度 改革的契機。瑞克魯特事件是泡沫經濟時期,日本最著名的自民黨派閥與企業相互掛勾之案 例,瑞克魯特原來只是一家出版就業情報雜誌的小公司,但是拜政府擴大公共投資之次,讓 瑞克魯特公司能夠利用對政治人物的政治獻金,來取得政府的公共工程,該企業在 1983 年 成立了瑞克魯特宇宙建造公司,使瑞克魯特公司從一家小公司在短短數年內成為日本排名第 五大的建設公司,而瑞克魯特公司所使用的手段為透過選舉的政治獻金拉攏自民黨派閥領 袖,並透過這些政治人物事先獲得政府開法案的情報後以低價收購土地,等到政府的開發案
1 王鼎銘、郭銘峰、黃紀,〈選制轉變過程下杜佛傑心理效應之檢視:從日本眾議院選制變革的經驗來觀 察〉,《問題與研究》,第 47 卷第 3 期,2008 年 9 月,頁 3。
2 宮川隆義,《小選挙区比例代表並立制の魔術》,(東京:政治広報センター,1996),頁 188-190。
後再以高價轉賣,或是利用這些地價飆漲的土地,向銀行貸款以取得更多資金;而瑞克魯特 事件就是這種政商關係下的產物,瑞克魯特公司為了要增加其就業雜誌的銷路,因而收買了 當時的內閣官房長官藤波正孝,將國家公務人員考試規定在就職協定的日期中,以增加其雜 誌的銷路,取而代之的是,瑞克魯特贈與藤波 2 千萬日圓以及一萬股瑞克魯特宇宙建設公司 的未上市股票。3此案於 1988 年被揭發後,先後有多名高階官僚、在野黨議員與自民黨派閥 領袖被指涉及此案,最後被起訴者除了瑞克魯特會長江副浩正外,亦包含官房長官藤波正 孝、文部省與厚生省事務次官等人,在這項政治獻金醜聞餘波盪漾下迫使首相竹下登引咎辭 職,自民黨聲譽也因此一落千丈,也讓民眾對政治人物的操守產生強烈質疑。4而先前被指 涉案的自民黨派閥領袖們,大都以秘書的名義或其他親人的名義低價購買未上市的瑞克魯特 股票,儘管在日本購買未上市股票並不違法,但這種政壇領袖與高階官僚在收受企業所提供 的利益後為其大開方便之門的行為,不僅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使民眾對「派閥與金權政治 之間具有根深蒂固的關係」產生難以抹滅的惡劣印象,也可從其中一窺 1955 年體制下派閥 透過企業等利益團體的政治獻金籌措選舉時的政治資金,再以國會議員的身分與人脈從行政 機關獲取公共工程建設的計劃與預算,回饋利益團體的手段,而藉著這些手段獲取龐大政治 資金的派閥,更能吸引亟需選舉資金的黨內議員加盟,因此成為了選舉運動中實質的主導 者。5
當時學界多認為造成如此重大弊案之因,就在於中選舉區制度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首 先,中選舉區制造成自民黨長年在政壇一黨獨大。依照學者看法,中選舉區制被視為是一種
「準比例代表制」,各選區當選席次在 4 席以下時,仍有利大黨獨佔席次;6對小黨候選人 而言,只需拉攏足以支持其當選的票源就有當選機會。這種選舉制度雖同時對大型與小型政 黨有利,卻也因此導致國會小黨林立,難以形成足以撼動自民黨執政的在野黨。7第二,選 區分配失衡。自民黨能在國會獨大多年,有相當大的因素在於其票倉多在農業縣,這些農業 縣人口少於都會區,所分配到的席次卻多於都會區,使得票源在都會區的社會黨等在野黨難 以與自民黨抗衡,也擴大了自民黨在中選舉區制的優勢。8第三,選舉花費過多。在中選舉
3 蔡增家,《日本轉型:九〇年之後政治經濟體制的轉變》,(臺北:五南,2004),頁 83-84。
4 內田滿原編著,徐興慶、蔡啟清編校,吳明上、楊鈞池譯,《現代日本政治事典》,(臺北:臺大出版中 心,2008),頁 208-209。
5 楊鈞池,〈後冷戰時期日本聯合政府與政治改革〉,《政治科學論叢》,第 16 期,2002 年 6 月,頁 68、75-76。
6 林繼文,〈制度選擇如何可能:論日本之選舉制度改革〉,《台灣政治學刊》,第 2 期,1997 年 12 月,頁 74。
7 許介鱗、楊鈞池編著,《日本政治制度》,(臺北:三民,2006 年),頁 108。
8 村松岐夫、辻中豐、伊藤光利著,吳明上譯,《日本政府與政治》,(臺北:五南,2005),頁 144。
區制度下,由於一個選區會產生出多位當選人,各選區的候選人為了確保當選票源,都必須 要花費巨額成立後援會組織,以方便選舉動員與募集選舉資金。第四,在派閥與金權政治橫 行下,黨紀不彰。以長期執政的自民黨為例,一個自民黨候選人若要在選區中被提名,通常 都需要加入一個派閥,因為根據中選舉區制,每個選區的當選人不只一人,所以在眾多自民 黨候選人中,被提名與否與各選區提名人數皆需要透過自民黨各派閥之間的協商才能決定。
再者,若該候選人被提名,除了倚靠個人的後援會組織動員與募款外,仍尚需要來自派閥與 派閥背後的企業等利益團體的政治獻金,才有足夠的財力投入選戰,並順利當選。如此一 來,在該候選人當選成為議員以後,派閥與利益團體便可透過這些政治獻金來促使該議員為 其推動對自身有利的法案,或是為法案護航,導致議員淪於為所屬派閥與少數利益團體服 務,而非實踐其所屬政黨或個人的政策理念或主張。9在這些因素下,中選舉區制被學界認 為是許多政治弊病的溫床。至此,選舉制度改革在 1980 年代時已不再是為了一黨之私,而 進一步成為改善國內政治弊端的主要手段與目標之一。
1989 年 6 月,宇野宗祐首相召集「第八次選舉制度審議會」,進行選舉制度改革的研 議。在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宇野內閣倒台、海部俊樹內閣取而代之,研議依然持續進行。1990 年 4 月,審議會向海部首相提出成果報告書,書中建議採用「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
將眾議院總席次 501 席中,301 席由小選舉區產生,200 席由比例代表區產生。其中比例代 表區則是將全國劃分為 11 個比例代表區;選民有兩票,一票投給候選人,一票投給比例代 表區的政黨。10此後,1991 年的海部內閣提出「政治改革關聯三法案」,其中的「公職選舉 法改正法案要綱」中提到,應將眾議院選舉制度改為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眾議院席次 改為 471 席,其中 300 人從小選舉區中選出,171 人從比例代表區中選出;1993 年的宮澤喜 一內閣亦曾正式向國會提出選舉制度改革法案,主張將選舉制度改為小選舉區制。11但這兩 份方案先後在自民黨內保守派議員反對比例代表制,以及在野黨知道單純的小選舉區對小黨 不利,故由社會黨與公明黨提出了眾議院總席次 500 席,其中比例代表區 300 席,多於小選 舉區 200 席的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之杯葛下,至終仍成為廢案。12選舉制度改革失敗 後,海部內閣便因其所提出的政治改革法案不為自民黨保守派議員的支持而倒台,宮澤內閣 的失敗結果更因與當時輿論所期待的「實現政治改革」相違背,而直接導致眾議院不信任案 通過、宮澤內閣黯然下台的結局。
9 蔡增家,《日本轉型:九〇年之後政治經濟體制的轉變》,頁 116-122。
10 許介鱗、楊鈞池編著,《日本政治制度》,頁 112。
11 佐佐木毅,《政治改革 1800 日の真実》,(東京:講談社,1999),頁 85-128。
12 佐佐木毅,《政治改革 1800 日の真実》,頁 457-458。
直到 1993 年眾議院大選後,除了日本共產黨以外的 7 個日本在野政黨一同組成聯合政 府,以總和 243 席力壓自民黨的 223 席,導致自民黨下台,中止了自民黨從 1955 年以來共 38 年的長期執政。這 7 個政黨推舉日本新黨的黨魁細川護熙為首相,共組聯合政府。細川 護熙就任日本首相後,為了兌現選舉承諾,而在任內推動了選舉制度改革。在朝野一番折衝 下,最終於 1994 年 1 月 29 日達成協議。這項新的選舉制度有幾項特徵。首先在選舉區制與
直到 1993 年眾議院大選後,除了日本共產黨以外的 7 個日本在野政黨一同組成聯合政 府,以總和 243 席力壓自民黨的 223 席,導致自民黨下台,中止了自民黨從 1955 年以來共 38 年的長期執政。這 7 個政黨推舉日本新黨的黨魁細川護熙為首相,共組聯合政府。細川 護熙就任日本首相後,為了兌現選舉承諾,而在任內推動了選舉制度改革。在朝野一番折衝 下,最終於 1994 年 1 月 29 日達成協議。這項新的選舉制度有幾項特徵。首先在選舉區制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