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登山探險萌芽時期(1931~1955)
第一節 戰後沈寂的登山年代
在進入論述楊南郡的生命歷程之前，先對當時臺灣的登山環境和背景做一 回顧，以了解當時登山環境對他的登山學術研究歷程可能產生的影響。
楊南郡出生於日治昭和六年（1931），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小學畢業時 已進入太平洋戰爭時期，畢業後即到日本當少年海軍工員，二年後日本戰敗，他 自日本回到臺灣，臺灣此時即進入戰後的國民政府時代，楊南郡的生命史即從戰 後的1945年開始談起。他年輕時即開始登山生涯，無心下完成了百岳的攀登，一 連串的意外和巧合帶他走上古道的探查，又走上了日治時期重要田野學術調查作 品的蒐集和譯注，又因不忍見長期田調的原住民歷史、臺灣古道的故事湮沒，決 定撰寫長篇報導文學，出版《最後的拉比勇》後不久，接著出版《能高越嶺道：
穿越時空之旅》。楊南郡的寫作，不管是踏查報告或是譯著，還是報導文學，都 是發生在臺灣的高山、古道上，與登山活動關係密切，因此要了解楊南郡的生命 史，必須先對臺灣的登山史做一概略的回顧。
清朝之前，人類在臺灣高山地區的活動情形，幾乎是無法考據的。早期的 臺灣，是個蠻荒之地，高山更是少人踏及。因生活上需要，打獵、交易、聯姻，
加上集團的大規模遷移活動，開闢了部落的聯絡道路，這些道路有些成為日後越 嶺道路的前身。早期的臺灣高山史，可以說是一部臺灣原住民的山岳生活史（張 蕙芳，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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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南郡、徐如林(199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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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從清朝文獻和騷人墨客對臺灣山岳的記載，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高山充滿 好奇，再加上原住民出草的習俗，加上對原住民的敵意和畏懼，對山岳是敬而遠 之，只限於遠觀和欣賞的層次（林玫君，2008：21）。
清末，牡丹社事件發生，4滿清政府深感臺灣島的重要，因而實施「開山撫 番」的政策，開通了東西橫貫道路，一方面鼓勵漢人至後山開墾，一方面對番人 安撫、教化。因而陸續開闢了橫越中央山脈的北路（蘇花公路前身）、中路（八 通關古道）、南路（崑崙坳古道）三條越嶺道路。建好約20年的1895年，日本統 治臺灣，三條清代越嶺道古道，雖然因為使用偏低，漸漸崩塌毀損，但在日治登 山熱潮時期，依然發揮很大的作用（林玫君，2008：24）。尤其到注重休閒旅遊 的現代，歷經了日據、光復一百多年的時間，清越嶺古道更因它的歷史深度，在 研究古道的專家考據勘查下，又一一重見天日，重新受到人們的重用。
1895年清、日簽訂馬關條約，臺灣割讓給日本。對臺灣充滿野心的日本，
在未領有臺灣之前，即開始展開調查活動。5據台之後，更加速進行探險式的登 山活動，如長野義虎（陸軍中尉）、鳥居龍藏（人類學）、伊能嘉矩（人類學）、
鹿野忠雄（博物學者）……等。這些人的登山探險活動，除創下許多山岳的首登 紀錄外，更為整個學術界留下珍貴的調查報告或學術著作，包括如人類學、地理 學、動、植物……等各方面的知識，這是臺灣登山運動最初的型態，屬日治初期 探險式的登山探查時期。
41871 年至 1874 年發生的「牡丹社事件」，又稱「台灣事件」或「征台事件」（林玫君，
2008：23）。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歷史大事，對台灣的發展來說，影響深遠。
5早在 1895 年日領台灣前的 1874 年，日政府即密令留學中國的水野遵和陸軍少佐樺山 資紀到台灣進行偵察旅行，分別留下俱察日誌《台灣征蕃記》和《台灣記事》；光緒年間，
以二等領事身分掩護的間諜上野專一，拜訪首富林維源與台灣巡撫劉銘傳留下日誌與對話 的《台灣視察復命書》。這段偵察和日初的探險踏查經過留下的日誌、學術調查報告等文獻，
楊南郡予以收錄翻譯成《台灣百年花火：清末日初台灣探險踏查實錄》，2002 年交由玉山 社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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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期，日本政府為大量擷取山地資源，並有效的壓制和管理番人，對 於山地的原住民實施「五年理番事業」，施行軍事力量和經濟支援的山地政策（林 玫君，2008：31）。在山地做多方面的地理測量與產業調查工作；6並陸續修築多 條聯絡道路，如隘勇線道路、八通關越嶺道、關山越嶺道……等，日本人在臺灣 不遺餘力的開山築路，目的在鞏固政權，使得理番道路像蜘蛛網一樣，全面伸入 臺灣的山區，有原住民部落的地方就有道路（張蕙芳，2000：9），且在各重要 據點設立警官駐在所，劃分監視區，以達到監控各部落的目的。而在之前籠罩在 神祕面紗下的臺灣山地面貌，也因為日人地圖7的測繪、出版，一一展現在世人 的眼前。
1905 年總督府參事官大津麟成立「新高登山會」，為登山史上的轉折點，
表示趣味登山的開始萌芽；大正十五年（1926 年），臺灣山岳會的成立，8是臺 灣登山發展史上的重要的里程碑。二個時間點，象徵著日據初期，政治任務、學 術探險的登山活動，已告一段落，走入單純只為登山而登山的休閒登山。此時大 家對臺灣的高山有了初步的認識與了解，因而轉為比較為登山而登山的業餘休閒 性質，在當時稱之為「趣味登山」的登山（陳佩周，1996：18）。此時許多的學 校與機關團體，積極成立山岳部，相繼投入登山活動，登山風氣蔚為風潮。9但
6為地籍測量設置的三角點，從 1914 年到 1932 年，日本人已舖設一等到四等三角點合 計近 2,000 個。這些在山頭上近百歲的標石，自百岳熱以來一直是登山者追求登頂的見證（林 玫君，2008：38）。
71904 年繪製的「台灣堡圖」，1905 年繪製的「台灣地圖」，以目測製成，地圖簡略，大 部份山區都是一片空白。到 1916 年由野呂寧負責調查測繪，一份 68 張 5 萬分之的一的「台 灣蕃地地形圖」，圖上列有隘勇線、交通線和駐在所等，神祕的高山地理環境開始略為透明 化。解嚴後，開始販售發行，被登山界視為最正確的地圖。1909 年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發行 彩色版的「台灣全圖」，製作嚴謹，精細的標示出庄界、交通、山脈、水系、等高線、古道、
駐在所、海底電纜等，終於可以一窺日治時期台灣全貌（林玫君，2008：36-38）。
8中華民國山岳協會最前身「台灣山岳會」，成立於大正十五年（1926 年），光復後民國 三十六年五月間，「台灣省山岳會」接管日人組設之台灣山岳會，先於民國三十九年五月十 日改組為「台灣省體育會山岳協會」。再於民國三十九年十月四日更改為「中華全國體育協 進會山岳委員會」（登山補給站，2012）。
9舉辦登山活動的學校計有：1917 年台北高等小學校 160 名女學生至草山進行校外教學，
1918 年台北高等女學校 300 多名師生攀登大屯山，1924 年 14 名女學生登頂玉山，1928 年，
台北一中與台北高校、醫專，完成中央尖山首登……從小學生到大學，到穿著裙子登山的 女學生都有，學生登山的興盛現象，可從當時報紙、雜誌的報導看出（林玫君，2008：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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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臺灣高山的探險和新路線的開發，並沒有停下腳步。如 1927 年，大霸尖山 的首登成功（吳永華，1997：104-7），不但是登山界的大事，亦是當時轟動社會 的盛事。
登山活動漸趨興盛，加上日本政府追求世界文明及休閒意識的腳步已影響 到臺灣，設置國家公園似乎是現代發展的必然趨勢。1931 年日本公布《國家公 園法》（林玫君，2008：62），但是，1937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使同年指定的三 處國家公園計畫，只進行到調查研究及規畫階段，讓已興盛發展的登山活動受到 影響，登山客明顯減少。10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二次大戰終於結束，日治時代的「臺灣山岳會」，
也就是現今「中華民國山岳協會」的前身，由日本人平澤龜一郎手裡轉交一根冰 斧和二條登山繩索到臺籍會員手中，象徵任務的傳承（林玫君，2008：88），也 代表日治時代的登山薪火傳承到臺灣人手上。
1950 年代，臺灣登山界剛從日本人手中接過了「臺灣山岳會」，改名為「臺 灣省山岳會」，當時會員只有十幾人，整個臺灣經濟蕭條，社會正處於戰後空虛 的局面，大家都為民生問題努力中，因此日據時代開始的登山活動即暫時停頓。
尤其是二二八事變發生後的幾年，臺灣省山岳會的登山活動整個都停下來，一直 到 1947 年左右，才從爬臺北的小郊山開始重新出發（陳佩周，1996：37）。此時 期政府對爬山的限制很多，不但爬山要申請入山證，而且連登山人帶的物品都要 檢查，像照相機、望遠鏡等物品是禁止攜帶的。
光復後的二十年間，臺灣的登山人口大概幾十人，不會超過百人（張蕙芳，
2000：10）。四十年代戰後的臺灣，登山風氣蕭條沉寂，一來是政府的高壓統治，
二為社會普遍貧困，連肚子都填不飽，怎麼還會有興緻去爬山。去爬山，對一般 人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事。
10 日治後期因中日戰爭影響，登山客明顯減少，據林玫君的統計，新高山登山者在 1940 年尚有 3,537 人，僅相隔一年，人數已減少到 1,757 人，減少了一半以上（林玫君，2006：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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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南郡出生於日治時代的最後15年，登山正轉型到趣味登山的開始，但時 間不長，很快的進入了二次大戰，11影響了登山活動的發展，緊接著二次大戰結 束，經濟蕭條，登山活動亦沈寂多年，一直到楊南郡大學畢業的1955年，臺灣登 山界只有一些零星的登山活動。對楊南郡來說，登山活動完全未進入他的生活裡，
山，在他的童年時代，僅止於遠遠的望山而已。